三、“云南王”——蒙归义
738年皮逻阁统一六诏,这只是其创立千秋基业的第一步。之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更广的云南东部的爨地。爨氏自东汉时期开始,逐渐控制了滇池以及滇池以东的地区。天宝初年,唐王朝加强了对云南东部的统治,在滇池地区筑城修路,这引起爨氏的不满。爨氏利用筑城修路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时机,鼓动民众联合起来,推举南宁州都督爨归王做首领,攻占安宁城,杀死了筑成使竹灵倩。事件发生后,唐王朝立即派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率兵前去征讨,同时又诏令南诏王皮逻阁予以配合。通过平息这次动乱,南诏的势力也随之合法地由滇西发展到了滇池以东。总之,南诏以洱海地区为基础,实行“拓东、镇西、开南、宁北”的军事战略,向四方开疆拓土。通过东并爨区(滇池地区)、西开寻传、北定越巂、南通骠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南诏在东南西北四方建立了拓东城、安西城、铁桥城、会川城等一大批重要的城镇和军事要塞,统治区域大为扩展:东边与爨区相连,东南达越南北部,西边与印度接壤,西北部与吐蕃接界,南面抵老挝,西南包括缅甸大部分,北边抵大渡河,东北与贵州、两湖连接,地域范围“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南诏疆域示意图
此时的巍山,一块小小的盆地已不能成就皮逻阁的王者之梦。他要走出山去,走向洱海,走向被称为海的高原湖泊,那里毕竟比巍山大得多。移居太和城是皮逻阁成为“云南王”的重要的一步,迁都正是一个年轻政权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此时的蒙舍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迁都也是一种极有战略远见的选择。皮逻阁,这位智慧的南诏王,迁都之举为他的继承者铺垫了一条通往巅峰的道路。
皮逻阁要在洱海边建一座完全属于他的城池,城池名曰“太和城”。
迁都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地理位置的变动。一个政权,一旦有意识地迁移统治中心,大多会选择一个比原来条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必然占有优势,并有发展的余地。这样的迁都,常常使政权走向强盛,走向巅峰。但是,迁都如果是由天灾人祸所逼迫,就常常是一个政权开始风雨飘摇、走向衰亡的征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经频繁迁都,直到盘庚统治时才最终定都安阳。此后,殷商王朝就进入一个有二百七十三年稳定发展、走向巅峰的时期。而东汉末年由于权臣作乱,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裹挟下屡屡变迁,成为东汉灭亡的不幸标志。
唐开元二十六年(739年),皮逻阁将蒙氏的统治中心从巍山移至洱海西岸的太和城,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同时,为防范北部敌人的入侵,皮逻阁又在苍山和洱海连接的最狭窄处建立了一个防御性堡垒“龙首城”,这些奠定了南诏政权进一步扩张发展的基础,而洱海西岸的城镇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定都洱海西岸,这不仅仅是蒙舍诏统一六诏的标志,也是洱海西岸社会发展、城镇发展的里程碑。
孕育了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洱海
对南诏王皮逻阁而言,此次迁都的意义非同一般,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是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选择,在自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发展的优势,是明智之举。南诏之所以从巍山迁都苍洱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诏的发祥地巍山地处哀牢山和无量山的北端,在苍洱地区的南面,虽然那里也有坝子,也有适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平坦地带,土地肥沃,是种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春季干旱非常严重,而且周围峻峭的山岭阻碍了与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巍山一带瘴疠横行。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可以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相比之下,苍洱地区的自然环境、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状况远远优于巍山,将都城从巍山迁到苍洱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当然,南诏迁都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的驱使。当时,年轻的南诏充满活力,虽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但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发展自身、寻求扩张、壮大势力才是他们的理想。
迁都苍洱地区十年后的南诏,已成为一个登上中华政治舞台,雄踞西南的强大的边疆民族贵族地方政权。南诏在唐朝与爨部的矛盾中插手并兼并爨部,而后又起兵叛唐,就是因为南诏原本就想扩张势力,迁都正是势力扩张的前提。定都于苍洱之间,进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结交吐蕃,往东可以进占滇池地区,往西可以控制永昌,这些都纳入了南诏王的视线。
皮逻阁把都城定在太和城,太和城建在苍山佛顶峰和五指山之间的缓坡上。苍山的险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东面隔出一片苍茫,要想逾越苍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诏没有耗费精力,像中国大多数城市那样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强了南面和北面的防御力量,城墙主要建造南、北两道,西面向苍山敞开,以山为墙,东面向洱海敞开,以水为池,但太和城的内城金刚城的西半部城墙和外城南北城墙的西段实际起到了西城墙的作用。太和城的城墙主要为夯土筑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据地势、土质情况杂以岩石沙土。南诏人在建城墙的同时,再次利用了苍山的地势,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与溪流相间所形成的沟壑,大大增加了城墙的高度;又以苍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为古城天然的城壕。因此太和城“以山为壁,以水为壕,内高外下,仰攻甚难”。为了加强都城外围的防御,皮逻阁在太和城北约三十二公里处筑“龙首城”,用以阻绝北方的敌人;同时,又在太和城南面约十三公里处,西洱河的北岸筑“龙尾城”,以抵挡南面、东面和西面的进攻。两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门户,形成犄角之势,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太和宫殿的遗址就在今天大理古城往南七公里处。一千多年过去,当年宏伟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太和宫殿只留下了坍塌后的瓦砾、古旧的城墙遗址。可就在一千多年前,这古老的宫殿曾经是皮逻阁运筹帷幄的中心,驾驭辉煌的地方。这里,回荡着皮逻阁凯旋的战歌,唱响着南诏人民的骄傲。现在,苍烟落照中似乎闪现着一个拥有王者风范、惊诧世人的身影。
关于史书中记载的金刚城,据说是南诏王的避暑宫,位于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墙的西部已经发现有南北两个城门的遗址,在城墙西端有一个较大的夯土台基遗址,这很可能就是当年南诏大型建筑的基址。不过,根据避暑宫的位置看,它地处全城的西端,并且处于全城的制高点上,所以这座宫殿绝非一般的避暑宫,而是有着极其明显的防御作用和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筑极有特点。史书中记载说太和城的街区巷陌都是用石头垒砌而成,高有一丈多。这种以石头垒砌成的城墙、街区曾经延伸数里不断。这样,用石头作为建筑原材料的习俗在沧洱地区一直延续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极具个性的建筑。这样的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以石头的本色构建出一种自然之美、和谐之美。
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第二座都城叫大厘城。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诏统一后使用过的三个都城中,大厘城位于大理坝子中最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个人烟繁聚、交通便利的处所。所以,南诏以前的邓赕诏等及以后的南诏王对大厘城都有一种偏爱。
大厘城原为河蛮(即西洱海河区的白蛮)所居之地。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皮逻阁联合邓赕诏首领咩罗皮攻打河蛮。战胜后,咩罗皮分得大厘城。数月之后,皮逻阁又攻打咩罗皮,夺取了大厘城。
在南诏第五代诏王阁罗凤时期,阁罗凤常常在邓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间活动。在南诏第六代诏王异牟寻时,就曾经于784~786年间在大厘城居住过两年。到第十代诏王晟丰佑统治时期,于827年(唐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并且将王宫迁到那里。遗憾的是,关于晟丰佑在喜洲的情况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但是,无论大厘城为都的时间有多久,大厘城地势平坦,交通便利,人烟繁盛,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也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为苍洱地区一个经济型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一座都城,无险可倚则是大厘城的致命弱点。
作为一个王者,皮逻阁对南诏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有着坚定的眼神,凌厉的面庞,经过了对五诏的兼并战争,以及“火烧松明楼”的事件,他脸上又多了几许成熟与执著。他内心燃烧着火焰,他要凭借手中呼啸的利剑,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潮流。他自从劈开了征战、征服和屠杀的血腥之路,就没有完结。自737年始,皮逻阁不断征战,占据了大厘、太和,兼并各诏,成就了统一的南诏。皮逻阁来到洱海边,欣然地生活在这一片靠山面水的祥和宁静的土地,即便是受到战争的纷扰,平静而安详的耕织生活依然是他的神往。
同时,皮逻阁接受了唐王朝所赐的名称“蒙归义”,接受了唐王朝所封的“云南王”称号,从此南诏的统治者不再是那个局限于巍山地区的部落首领,这一切意味着对更加广泛的地区行使控制权,南诏开始走上一条在云南地区范围内展现自身实力、奠定统治基础的道路。
为在幅员辽阔的疆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南诏实行了一系列政治举措。首先是仿效唐制,建立了一套行政体制。南诏王之下,设清平官与大军将。清平官相当于唐朝的宰相,共六人,每天与南诏王一起共同处理国家大事。六人之中,推选一人为内算官,代南诏王处理公文,有两名副手协助内算官处理公务。大军将十二人,与清平官平级,属武官,出则为统领一方的节度、都督,在朝则协助南诏王处理军机事务。清平官之下设置“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六曹为南诏最高行政执行机构,设曹长。南诏后期,六曹改制为幕、琮、慈、罚、劝、厥、万、引、禾等“九爽”。
南诏王的梦想实现了,可皮逻阁已经太累了。他寄希望于他的儿子阁罗凤延续南诏的辉煌。皮逻阁,洱海之王,云南之王,终于从容谢幕。唐天宝七年(748年),皮逻阁谢世,他在位二十年,终年51岁。皮逻阁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也将荣耀赋予了他的南诏国,还有他的臣民们,他可以安然离去了。但是,他的王朝将由谁来延续?皮逻阁谢世后,王位承袭出现了纷争。皮逻阁生有四子,即长子阁罗凤、次子诚节、三子字崇、四子成进。传说长子阁罗凤并非皮逻阁的嫡亲,只是一名养子。但是,阁罗凤在追随皮逻阁征服五诏时,就已经和父亲一起披荆斩棘,立下赫赫功勋,而且文韬武略,口碑甚好。最后,阁罗凤终于赢得了王位,而皮逻阁次子诚节则因争夺王位失败而遭放逐。
通过十多年的开拓,南诏,一个雄踞西南的强大地方政权已呼之欲出,成长壮大,桀骜起来,强盛的唐王朝对它的控制已显得力不从心。大唐试图打掉它的骄傲,去掉它的锋芒,先后于天宝九年(750年)、天宝十年(751年)分别由大将军鲜于仲通和李宓率领数十万人马攻伐南诏,但两次都败在南诏人的手下,大将军李宓也将自己的身躯永远地留在了南诏,成为南诏的本主神。两次天宝大战的大量投入使得本来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怨声载道的大唐更加雪上加霜。天宝十五年(756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雨衣曲”,大唐盛世的辉煌在“安史之乱”的躁动中渐渐落下了历史的大幕。
南诏第五代诏王阁罗凤于779年去世,其孙异牟寻继位。808年,异牟寻去世后,南诏由盛转衰。曾经强盛一时的南诏王国断送在清平官郑回之孙郑买嗣手中,强盛的南诏王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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