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香国”与皇帝和尚

八、“妙香国”与皇帝和尚

历史上大理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佛教不可思议地盛行，出家为僧的皇帝共有十位。

在南诏后期，蒙氏家族拜佛之风盛行，崇佛曾经达到一个高潮。据说当时南诏境内大寺有八百，小寺有三千。如果说这反映的主要是南诏统治集团或上层社会崇佛的情况，那么到了大理国时期，崇佛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大理国仿佛就是一个佛国世界。在大理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阳苴咩城的政治、文化向宗教方面倾斜，佛教渗透到大理国的方方面面，大理国较南诏更多地吸收了佛教文化。

大理国的开国皇帝段思平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他灭大义宁国，并没有诛杀杨干贞，而是“赦杨干贞罪，废为僧”。杨干贞是第一位“避位为僧”的国王。

大理段氏传二十二代，其中共有十位国王先后走向神坛，避位为僧。仔细分析，各代为僧的国王都有一番故事。

第一位即是段思平之子段思英。段思英继位不到一年，就被废为僧，法名“宏修大师”。

第二位是第八世国王段素隆。从大理国王族世系来看，从第三世段思良至第七世段素廉，都是父子相承。段素廉因子先卒，皇孙段素贞尚幼，王位传于段素隆，为侄承叔位，并非父子相承。段素隆在位五年，到素贞长大，便禅位为僧了。这一代可以说是“还位为僧”。

第三位是第九世国王段素贞。段素贞由叔父段素隆还政而得王位，在位十五年后，退位为僧，王位传于孙段素兴。

第四位是第十一世国王段思廉。第十世国王段素兴在位不到三年，王位由段思平的第五世孙段思廉替代，王位由段思良一系又转回段思平一系。这个过程，高氏很可能起了作用。段思廉在位三十一年，禅位为僧，王位由子段廉义继承。

第五位是第十三世国王段寿辉。在第十二世国王段廉义时，发生了杨义贞叛乱。杨义贞杀段廉义自立，高氏灭杨义贞，立段廉义侄子段寿辉为国王。段寿辉在位仅两年，因迫于高氏压力，避位为僧，禅位于段思廉之孙段正明。

第六位是第十四世国王段正明。段正明在位十三年，为鄯阐侯高升泰所篡，避位为僧。

第七位是第十五世国王段正淳。高升泰在位两年，改国号为大中国，因病去世时嘱咐儿子泰明还位于段氏，立段正淳为国王，时称后理国。段正淳在位十二年，禅位为僧，传位于子段正严（和誉）。

第八位是第十六世国王段正严。段正严在位三十九年，因诸子争位，被迫禅位为僧，将王位传于子段正兴。

第九位是第十七世国王段正兴。段正兴在位二十五年，传位于子段智兴，避位为僧。

第十位是第二十世国王段智祥。

大理国国王避位为僧有多种情形，有的是世系转换，或非嫡系传承，引发王位之争，被迫让位；有的是时间较长，自然禅位；有的是大臣专权，频繁废立，被迫避位。往往是一场政治斗争结束后，失利者皈依佛门，一心向佛，不事争斗。得势者高居王位，操纵权柄，但对失败者都保持风度，没有像郑买嗣杀绝蒙氏八百余人那样残酷和惨烈。大理国三百余年，不仅对外亲和，没有与宋王朝发生争斗，没有发一枪一炮，一兵一卒；就内部来说，虽然国王世系不断变换，大姓专权，妄行废立，却也不见血雨腥风。这些看来都得益于对佛教的信仰。

那么，大理国前后十位皇帝为何要主动禅位呢？

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即帝王把帝位让给他人。具体来说，是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对正统王位继承制的模拟，是上古政治舞台上部族政治激烈角力的结果，目的是让各大部族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分享最高权力。在中国古代史上，像大理国皇帝频频禅位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大理国前后十位皇帝主动禅位，与开国皇帝段思平的政治思想有关。《段氏传灯录》载：“按制，皇族直系，六岁习文武，十岁善射骑，十三演阵操兵，十五文能诗词牍文，武能带兵打仗。无能者，皇子难登大位，将以皇族文武全才有德者荐为国君。”此制为文武皇帝段思平所定。段思平又规定：“若国中皇室无良才，朝中若有文武双兼大才德者，可立为国君，贤者居之。”（《三迤随笔·保定帝段正明》）段思平制定的这一套制度，在封建社会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贤者居之”是“官天下”的表现，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同义语，只可惜这种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仅仅是一种空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人们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却在偏安于西南边陲的大理国得到部分实现，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最耀眼的闪光点。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等同于国教，知识阶层大多都是“读儒书，行孝悌忠信之事”的“释儒”，民间“其俗多尚浮国法”。更有趣的是，担任教师之职的人员称为“师僧”，他们“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鉴于这种教育方式，南诏、大理国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通释习儒”。那些懂得佛教义理，又熟悉儒家典籍与理念的佛教徒，成为大理国科举考试录用的对象。南诏后期，特别是大理国时期，官员都从僧侣中选拔。

大理自文经皇帝段思英出家始，就有十帝为僧。崇圣寺、无为寺皆为国寺，两寺住持可参国事，可择储君，权力巨大。而两寺住持大比丘多为历代国君、清平官。

由于佛教为国教，历代皇帝、清平官当然要带头信教，所以他们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深。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为了成佛，断除烦恼，有的皇帝便看破红尘，禅位于他人，毅然出家了。从一些帝王出家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的禅位是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

大理国虽不是政教合一，但“政”与“教”彼此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教是政的基础，比如国君规定：“若非佛子，不得做官。”大理国僧侣分为五类，第一类为法师，如赞陀、罗荃、周寿海、董迦罗等皆得国师之位，可随军出征，决策战争，国人敬之如王。国君出家，并非完全出世，还可干预朝政。可见大理国君禅位后，实际上是当太上皇，仍然可以遥控政治，他们是很乐意做既当太上皇又可成佛这样一举两得的事的。

崇圣寺

当然，大理国君的禅位，有的也并非出于自愿，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例。如段思英的禅位，就是因为其叔父段思良为争帝位而相逼。段思英愤然道：“阿母在世，常言及叔有为帝之心，今果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段思英不得已，才让出帝位。秉义皇帝段素隆禅位出家，是因为段素廉的孙子素贞年少而有争帝位之心，常与群臣言：“吾父虽故，位当属孙。阿叔居之而国理何在？”素隆就禅位给素贞，出家无为寺。

总的说来大理国虽时有王室纷争的事发生，但矛盾斗争并不激烈，这恐怕得益于段思平所定的制度，同时又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大理国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时也是充满神秘气息的地域。生活在大理国时代的人们热爱和平，民风淳朴，向往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其人生理想和思想态度较之中原地区也是迥然不同，所以大理国又被世人称为“妙香古国”。

“妙香国”这个称呼究竟从何而来？《滇略》卷四载：“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唐永徽四年，大士再至，教人捐配刀，读儒书，讲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滇黔纪游·录云南》也有记载：“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初属罗刹。”大理点苍山古称灵鹫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地讲解《法华经》，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大理古佚书钞·大理国僧分五类》一文载：段思平之得位，为观音三救思平于危难中。他登基之日先拜天地，再拜观音，并说：“吾国国号大理，本妙香福地，以佛立国。”又说：“叶榆古泽国，为罗刹领地。观音显化借地而伏罗刹，镇于地宫而立白国，即妙香国。”

崇圣寺是南诏国都城阳苴咩城区著名佛刹。崇圣寺在王都北侧外，建于南诏佛教鼎盛时期，其盛时“基方七里，三阁七楼九殿，为屋八百九十一间，有佛一万一千四百尊，用铜四万五百五十斤”，是当时“妙香古国”的中心，被誉为“佛都”。巍峨雄壮高耸入云的三塔、声闻百里的建极大钟、“如吴道子画”的雨铜观音像、华严三圣像和崇圣寺高僧圆护大师手书的“佛都”匾，被誉为崇圣寺五大重器，使佛都古寺熠熠生辉。而大理国几位不爱江山不恋俗尘的国王在寺内出家修行，更使这座皇家寺院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

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到大理时，曾夜宿崇圣寺，他在《滇游日记》中对夜色中的崇圣寺作了如下描述：

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六层，塔四旁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伟。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其声闻可达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铜观音殿，乃立像，铜铸而成者，高三丈。其左右回廊诸像亦其整，而廊倾不能蔽焉。

感通寺，又名荡山寺、上山寺，在大理点苍山圣应峰麓。此寺始建于南诏时期，当时有李成眉慕此山水之胜，建大殿一间。大理国时段氏增建殿宇，寺院始初具规模。后来，各地僧人纷纷来此建庵。

观音阁，位于喜洲庆洞村，相传始建于南诏。明末圣元寺主体建筑为洪水所毁，钟楼独存，为大理地区现存古建筑中年代较早者，对研究白族古代建筑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南诏、大理国时期还修建了很多的佛塔。造塔活动在南诏国时代已经出现，常常是民间和皇朝合力而为。塔是一种在亚洲常见的、有着特定的形式和风格的东方传统建筑，是一种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骨）、佛像、佛经、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称“佛塔”“宝塔”。而在大理，在美丽的洱海旁，可以看到这样一处塔的神址，伴随着人们的信仰，这就是崇圣寺三塔。崇圣寺三塔位于大理古城北15公里处，西傍巍峨苍山，东临秀丽洱海，傲立千年于大理坝子中部。寺中立塔，古塔以寺名。崇圣寺，也就是徐霞客在《滇游日记》和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天龙寺”。崇圣寺的壮观庙宇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烧毁，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崇圣寺三塔由一大二小组成。大塔又叫千寻塔，与南北两个小塔的距离都是70米，呈三足鼎立之势。千寻塔高度是6913米，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一共有十六级，属于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塔身内壁垂直贯通上下，设有木质楼梯，可以登上塔顶从瞭望小孔中欣赏大理古城全貌。据说塔顶可容纳四个人，从接近塔顶的塔沿可搭梯子爬上顶端，但那要有很高的技艺和超凡的胆量。千寻塔矗立在两层高的台基上，塔前朝东的照壁上刻有“永镇山川”四个苍劲有力的汉字，每字高17米，为明朝黔国公沐英之孙沐世阶所写。之所以写这四个字，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理地区历史上水患多，恶龙作怪，要治水就要先治龙，可龙唯独只尊敬塔，畏惧大鹏，因此只要塔和塔上的大鹏金翅鸟存在，龙就不敢作恶，水患当然也就减少了。据说这三座塔下压着九条龙，大塔上的大鹏金翅鸟在1925年的大地震中震落后就不知去向。1978年至1981年，当地政府对三塔进行维修与加固时发现的珍贵文物中有其模型，如今下关西洱河畔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门口的大鹏金翅鸟雕塑是其复制品。另一种说法是，明朝时，地处边疆的大理地区已划入明朝的版图，为了充分表达对这块版图的坚守之意，在屹立不倒的塔基上题字刻碑就再合适不过了。

大理崇圣寺三塔

千寻塔开始修建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南诏王晟丰佑时期（823～859年）。修建千寻塔的方法传说有多种，其中一种叫“土层掩埋法”，也就是由塔基开始，每修好一级塔，就用土层掩埋一级，并把土堆压成一个斜坡形的土台子，这样就大大方便了运送建筑材料和修建上一级塔。等到大塔封顶时，土台的斜坡已延伸数里远，接下来又一层一层地挖去埋塔的土层，直到完全显露出整座塔来。

南北两座小塔高度相同，都是4219米，各有十级，是一对八角形密檐式砖塔，八级以上为实心，八级以下则为空心，外观轮廓线像锥形，属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根据相关史料推断，南北两座小塔建造于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1108～1172年）。现在我们看到的两座小塔已偏离了垂直线，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倾斜状态，但不用担心，因为它们这样倾斜已经有四百多年了。这可以说是大理的“斜塔”奇观，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萨斜塔是意大利中部比萨大教堂的一座钟楼，是意大利著名的古代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历史的奇迹。塔由于造基不慎，到第三层出现倾斜，被迫停建达一个世纪之久，后来继续施工。建成时，塔顶中心偏离垂直中心线21米。六百多年以来，塔身继续缓慢地倾斜，所以称为“斜塔”。这种“斜而不倾”的现象，是比萨斜塔闻名遐迩的原因。

千寻塔每级四面都有拱形龛，也就是常说的供奉神佛的小阁子。相对的两龛内供有佛像，另外两龛则作为窗洞直通塔心。而南北小塔每级的八方都有形状各异的塔形龛，各层塔身都有浮雕作为装饰。崇圣寺三塔的级数都为偶数，而其他地方佛塔的级数一般都是奇数。

崇圣寺三塔从修建至今除经历了上千年风吹日晒之外，还经历过三十余次强地震的考验。其中，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地震使大理古城房屋绝大部分倒塌，千寻塔也折裂如破竹，可十天后竟奇迹般地自行复合如初。在1925年的大地震中，城乡民房倒塌率达99%，可千寻塔只震落了顶上的宝刹，这对于没有石基而直接在土基上修建的三塔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迹。

崇圣寺及三塔建成后至明代，寺院保存完好。史料上记载其规模基方35公里，三阁七楼九殿，房屋八百九十余间，有佛一万一千四百尊。大理国时曾有九个国王禅位为僧，任崇圣寺住持。在佛教盛行的大理国时期，百姓不论贫富，家家户户都有佛堂，不论男女老少，都手不释数珠，因此大理国有“佛国”之称，而崇圣寺又有“佛都”之誉，即所谓“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苍山洱水之胜在崇圣一寺”，而寺中的三塔、鸿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佛都匾和三圣金像被视为五大重器——五大宝物。直到明代，李元阳组织重修崇圣寺时，寺中五宝还保存完好。南诏建极十二年（871年）所铸造的寺内鸿钟，徐霞客曾在《滇游日记》中这样写道：“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其声闻可达八十里。”因而“钟震佛都”曾是大理著名的十六景之一。寺内的雨铜观音庄严静美，细腰赤足，造型精妙。相传在殿内铸造高三丈的观音，铸到一半时铜已用完，这时天上下了一场铜雨，人们便收集这些如珠铜雨才铸完观音，故名雨铜观音。寺内的巨钟后来毁于清咸丰、同治年间，雨铜观音毁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证道歌碑和佛都匾毁坏时间不详。现在寺内的钟楼和雨铜观音殿是近年重新修建的。重铸的建极大钟由北京古钟博物馆据史料设计，由南京晨光机器厂铸造，钟高386米，直径2138米，重16295吨，为目前中国第四大钟，云南第一大钟。

另外，《张胜温画卷》是大理王国信仰佛教、对佛教非常重视的一个佐证。画卷由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绘制，成画于盛德五年（1180年）。画卷为纸本，款式为大型卷轴画，共绘有单位及组合像一百三十四幅，有人物七百七十四人，形象栩栩如生；还绘有山水、树木、舟楫、庭院、池台、狮、象、鹿、马、龙、凤、犬等形象。其绘画技术精湛娴熟，用色讲究，画面金碧辉煌；书法庄重秀丽，有唐代绘画遗风。卷首有清高宗乾隆皇帝题诏，卷尾有数跋。画卷题材以反映佛教故事为主，兼反映大理国外事活动。时限从利贞王后礼佛图开始，至西土十六国王告终。内容大致为蛮王礼佛国、四金刚护法、八大龙王、十六观世音菩萨、五佛会图、七佛图、维摩诘经变、四大菩萨、六佛母、十六罗汉、禅宗六祖、八大高僧、十二天神、宝塔经幢、十六国主众等。《张胜温画卷》曾被人称作佛陀世界的巨制，故又称《大理国梵像卷》。

《张胜温画卷》（局部）

画卷的《梵像卷》反映了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十分兴盛的历史，是研究当时大理国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资料。画卷中的《维摩诘演教图》就是画家据《维摩诘经》所述的故事而创作的。维摩诘原本是毗耶离（吠舍离）城中一位富有的居士，因苦心研读、虔诚修行大成佛法得正果，就被尊奉为菩萨。相传有一次他称病在家，惊动了释迦牟尼。佛佗知其诈病，于是特派具有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前去问疾。两位菩萨相见后互斗机锋，反复论说佛法经义，妙语连珠，意理深奥，使同去看望的尊者们大为惊叹。之后，文殊便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其也更加崇敬。建造精巧、装饰古朴的凉亭与两株青翠欲滴的苍松、古柏相互映衬出一个简洁明快的中国园林一角，这不正是维摩诘这位富商贵贾而又博学多才的大士所居住的环境么？一位身穿直裰，腰系黄绦，披朱红袈裟的高僧扑伏于维摩诘座前，微微抬起额头聚精会神地聆听这位大士对人生、入道、正果的叙述。而文殊却端坐在一旁与众尊者罗汉一同听讲经义。将两位菩萨置于清幽的环境中，以一种祥和的氛围来表现维摩诘与文殊相互论说佛法，显得平和而又亲切。

张胜温笔下的维摩诘头裹纱罗朴巾，身穿石青绸衫，外罩褚石色缂丝袍，犹如清谈的贤士，身体微微向前倾斜，左臂扶于檀木制龙首嵌珠臂搁之上，右臂则轻轻抬起，右手置于胸前，跷起二指似在有所点拨，动态的把握极富动感。大士的五官浓眉青须，大耳垂项，神态庄重。维摩诘所着长袍上的云鹤纹样精美华丽，极具大士的尊贵。在一旁的文殊菩萨端坐在九莲须弥座上，头顶七彩瑛珞华盖，身着华美，流光溢彩，双手合十，面目清秀，双目有神，透出慈祥的光芒。旁边一位富有的少妇形象不但使文殊菩萨显得气度尊贵，而且更贴近生活。在她身旁的尊者、侍者中，一位双手抱拳，张口呆目，已被维摩诘所论佛法经义完全吸引住了，并显得感叹不已，其他诸佛更是为之惊叹，暗自折服。另外，亭旁的西域梵僧们也都满面笑容，这恐怕是因为聆听到维摩诘如此精彩绝妙的经法而由衷高兴。

画卷的《大力金刚像》也是十分精美。大力金刚为胎藏界曼茶罗金刚萨院的第一位神祇，金刚萨院前的使者，供职于密宗二法门。大力金刚足踏莲花座，背负赤金火焰环，作愤怒状，身体半裸，面目狰狞，丰满的肌肉给人以一种力与美。长有三首八臂十二目的金刚头戴绿松石，嵌骷髅佛饰，腰缠毒蛇，手持金刚杵、宝剑、弓箭诸法器，赤发飘散，怒眉而视，两颗狞牙从口中并出，浓眉重须，好生凶恶。在其下方绘有一只雉类禽鸟，毛羽鲜亮，色泽迷人，似在向金刚作揖；禽鸟前方有一个笼筐，内盛三颗人头，更使画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仔细观赏此画像，不由使人想到西藏藏传佛教艺术唐卡绘画中怒神和擦擦（藏传模制泥佛）的形象。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历史痕迹。

画卷《大宝莲释迦牟尼佛》描绘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端坐在大宝莲正中的场景。大宝莲由四十六片莲瓣组成，左右相互对应，每一片莲瓣上都用金泥书写一“寿”字，粗看这些金寿字笔画相同，细看却又是一个寿字一种写法，绝不雷同。在略带胭脂红的莲瓣上，白和金两色将叶片的茎一根根都表现得十分细致，大宝莲生动而又夺目。释迦牟尼佛安详地端坐在大宝莲座正中，散发着熠熠金光，更加突出佛光普照。佛祖身着长袍，披袈裟，赤足而坐，右手扶膝，左手抬于前胸，显得无比安详、平和。释迦牟尼佛面部丰满，慈眉善目，嘴角微微上翘，无比地亲切。佛的双耳垂肩。据说三国时刘备就是双耳垂于两肩，被人称为“福相”。魏晋时，佛教盛行，各地工匠将这“福相”移植到佛教造相当中，并成为历代菩萨宝相创作的一种模式，一直沿用到今日。画面中的释迦牟尼胸前不是佛教中常用的字，而是一个寿字。在宝莲座下绘有两名供养人。左边的一位上裸身体，着红短裙，半跪，双手合十，头顶有五色华盖，并设有供案，供奉有海螺、宝瓶等八宝吉祥。另一位衣着华丽，双膝跪地，手持宝珠。大宝莲升腾空中，四周祥云朵朵，上方透射两道霞光，给人以释迦牟尼佛恩泽大地、普度众生之感。

画卷与《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南北双绝，在中国美术史上以及研究大理国与藏、川、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渊源关系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大理国信仰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以佛教为国教，上至国主，下至百姓，都笃信佛教。这不仅是因为云南靠近佛教的发祥地印度，佛教易传入，早在南诏时代，佛教就十分兴盛，最重要的一点是与开国皇帝段思平的一段奇特的经历有关。据史载：大理段氏本蒙氏武将，段思平为杨干贞追杀，躲避于古寺观音大士法身后，杨氏遍寻不得。段思平感大士慈航普度，救性命于危难之际，发愿若得大位，必以全国供养三宝，遍建伽蓝，以佛教为国教。段思平夺取政权后，立国曰大理，称文武皇帝，建八大伽蓝，并谕：“……臣民皆信佛，户户供养观音。初一、十五君臣万民素食……”此制沿至后大理。

大理国缔造者段思平塑像

有关段思平的传说还有很多。段思平的母亲叫阿垣，据说是仙胎降世。那时候苍山五台峰下有一棵千年老梅树，多年不结果。有一年，这棵老梅树结出个李子来。这李子见风就长，只几个月便长得有冬瓜那么大。一天晚上，更深人静之时，这李子忽然落下来，摔成两半。一半里面躺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又哭又叫，惊醒了附近一家姓段的夫妇，他俩刚好无儿无女，就把这小姑娘收养起来。因为她长得又白又胖，就取名叫白姐阿妹。白姐阿妹越长越好看，人又聪明能干，所以村里的许多青年人纷纷前来求婚，但她一个也不喜欢。两个老人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她就一直守在老人身边。有一天，她到江边去洗澡，见一根断木头忽然从下游一直往她身边冲来，她躲也躲不开。木头碰了她一下，她就此身怀有孕。十个月过去，她生下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儿子，大的取名思平，小的取名思良。段思平从小就很聪明，两岁就能说会道，七岁就能写诗作文，家务事他也样样会做，因此人们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到苍山放牛，有头牛忽然说起话来：“思平为王！思平为王！”牛刚叫完，山脚下有几匹正在吃草的马也向着他呼叫：“思平为王！思平为王！”他又奇怪又害怕。回到家中，门前的那几只鸡也对着他齐叫：“思平为王！思平为王！”这简直把他吓坏了。这件事万一被国王杨干贞的人知道，那还了得？那岂不是性命不保？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以后连门也不敢出了。后来，这件事还是被人们知道了，到处都在传说段思平要当王的事。不久，这件事果真传到了大义宁国王杨干贞的耳朵里。杨干贞自从废了赵善政自立为王后，一直疑神疑鬼，生怕别人来篡夺他的王位。如今，听说段思平要当王，十分惊恐。他马上下令去捉拿段思平，但几次都因段思平不在家没有抓着。原来段思平知道杨干贞派人抓他，便连夜往北方逃去。杨干贞就派兵追赶，追到上关，眼看就要追上。正在危急之时，忽然见一个老人在一块平地上打荞子，段思平急忙跑过去，请求老人搭救。老人就把他藏在一个石洞里。追兵连段思平的影子也未看到，便问老人：“你看见一个青年男人从这里过去吗？”老人说：“没看见。”追兵左寻右找，没有找到，只得往回走了。追兵走后，老人找了一条船，把段思平从上关送到下关。段思平走后不久，弟弟段思良和他的朋友董伽罗也赶到上关来找他，问老人是否看见哥哥？老人就把段思平的去向告诉了他俩。段思良和董伽罗赶到下关，找到段思平。他们三人便一同往东边去，到了品甸，就在那里隐居下来，勤学苦练武术。一天，他们三人上山打猎，忽然见山腰的岩石上插着一根长枪，银辉闪烁，十分锋利。他们用四五层牛皮叠在一起做成一个靶子，段思平举枪轻轻一刺，就刺了个对穿。他们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早晨，段思良和董伽罗还在熟睡，段思平便操起长枪往帝释山打猎去了。他走到陡峭处，看见一个东西金光耀眼，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副金鞍银辔。他想：这东西今后可能有用，于是就把它拿到附近的狗街池中去擦洗。这时，从池中跳出一匹头如龙头、身如大象的大红马，它一边大声嘶鸣，一边大步往段思平身边跑来。段思平又惊又喜，就把金鞍银辔给龙马配上，跨上马背，往回家的路上走去。段思良和董伽罗见段思平空身出门，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感到非常奇怪。段思平刚跳下马来，他二人就追问：“你的马从哪里得来的？”段思平把经过向他俩说明后，董伽罗说：“你得神枪龙马绝非偶然，这定是天意。”段思平说：“从上关老人相救，到得神枪龙马，我也觉得像是有位神仙在暗中相助。”董伽罗又说：“杨干贞暴虐无道，天怒民怨，神仙对你暗中相助，是助你为王，你不应辜负天意民心。”从此，他们招兵买马，加紧操练，准备来日证讨杨干贞。自从段思平得到神枪龙马后，人们越来越敬重他，当地握有兵权的董、段、赵、郑等几家大姓也愿意拥戴他为王。因此，段思平的势力越来越大，兵马也越来越多。出师那天，他封董伽罗为军师，封段思良为副将，带领全部人马，从品甸一直来到蒙舍城。然后他又派人四处游说：“段思平当王是天意。只要他当王，就可免去劳役和赋税。”老百姓听后都纷纷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个卖核桃的人来找段思平，送他一麻袋核桃。段思平捡起最大的一个核桃把它磕开，发现壳中有“青昔”二字。段思平好不奇怪，把董伽罗请来，问道：“是吉是凶请军师直言。”董伽罗说：“青字是十二月，昔字是二十一日，你当王的日子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段思平听后很高兴，对周围的人说：“我如能当王，一定好好报答你们。我还要把老百姓的赋税减去一半，免除劳役三年，保他们太平安康。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定能把大义宁国推翻。”众人听了都高兴得三呼万岁。不久，苍洱地区的许多部落都前来投奔他，连三十六部酋长都来归顺。这样一来，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大。第二年，他便率领大军，兵分两路，打到了龙尾关和龙首关之外。

狡诈的杨干贞早已得知消息，派了重兵固守。段思平见形势不利，便下令就地扎营。当晚，段思平做了个梦，梦见三件事：一是他被人抓去斩了头，二是他心爱的玉瓶被打缺了一个口，三是他的宝镜被打得粉碎。第二天早上，他看看前面防守严密的关口，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就把董军师请来解释。董伽罗听后笑道：“好梦，好梦，此梦再好不过了。”段思平不解地问道：“斩了头还是好梦？”董伽罗说：“公为丈夫，夫字去头为‘天’字，为天子兆也；玉瓶缺嘴，是玉字旁缺一点，即‘王’字，为王之兆也；镜中有影，如人有敌，镜破无影，这是无敌之兆。这三件事，都是好兆头，不必多虑。”段思平听后转忧为喜，当天下午就带兵出战。但一看刀枪林立的关口，他又有点不知所措了。这时，忽然从前面的河水中冒出一位美女，对段思平说：“兵从河尾渡水，马从上下沙坪齐进，包你一定成功。得国后，国名改为大理。”说完美女就不见了。段思平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便遵照美女的指点进军。果不其然，段军势如破竹，一口气便把上下两关和皇城都攻破了。杨干贞带着几个残兵败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杀出皇城，连夜往东逃去。段思平得了天下后，改国号为“大理”。段思平并没有忘记那位河上美女的帮助。他派了一位官员，带着随从去找，但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段思平又亲自去找，找遍了大理坝子也还是未找到。最后，他在那位美女站立的河岸上发现一尊白石观音像，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天相助，赐神枪龙马，以及水上美女的指点，都是观音老母所为啊。”他急忙带领文武官员把白石观音像迎进皇都，盖了座金像寺，世世代代供奉。

很显然，段思平的出生，以及其他的故事并非实有其事，但这种传说能够出现并流行开来，自然也有它的理由。段思平出生与成长的神秘性，以及各种“异兆”说明段思平并非普通人，他的经历非常坎坷，他的世系非常悠久，而且他与南诏蒙氏具有共同的祖先，大概是以此来标榜段氏大理国的合法性。

段思平当了大理国王之后，制订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措施，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因此在他死后，大理、洱源的不少白族村子都把他尊为本主来供奉。每年农历八月十日本主节这天，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来祭祀他。

段思平执政期间基本上没有战争，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喜欢太平盛世，厌恶罪恶的战争，就像当初异牟寻一样坚决地拒绝战争。可是在异牟寻的时代，即使他要拒绝，战争依然像南诏国的瘴气一样包围着他的王宫，使得这位前南诏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战争挑衅。而大理国的君王段思平却在厌恶战争的心情中开始面对他的国家，他骑着大龙马，他是万人之上的君王，他是一统大理国的英雄，他从阳苴咩城出来，来到了洱海边上。他感受着迎面吹拂的海风，感受着美好的太平盛世。

段思平走进村庄，他早已经换下了一直穿在身上的金灿灿的帝王服装，微服访问，与民亲近。这也是他处理繁杂政事之外最快乐的时刻。他感受到自己的呼吸、体温、心跳都与老百姓一致，息息相关。

大理国时期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时代。段思平常常在夫人陪伴下深入到农家，来到田间地头。起伏的庄稼飘来阵阵清香，他沉溺于做农活的快乐之中，而不让政事来羁绊。“二月八，庄稼会”，这是邓川农事的一项活动，也是与君王的一次聚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农夫们聚拢在一起，参加庄稼会。农夫们将看到近年来最先进的农具，也会看到饱满的种子的展示。段思平从那一刻起就已经为他的国家敲开了农业的窗口和门户，他的足迹遍及田野乡间，他的影子飘荡在民间的各个角落。君主只有生活在民间时，才会感受到庶民们的快乐和忧虑。民间，是把四季之轮回转换为现实的幕幔。他揭开了层层叠叠的，在阳苴咩城宫中无法看到的现实生活。在那一刻，在他所执政的，非常有限的八年时间里，他看得最多最深入的是让他着迷的大理国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这位受人爱戴的大理国开国君王最终也死在了邓川的农事活动中，死在了他热爱的大地和民众之中，而不是宫殿冷冷的床上。段思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了人世间，没有给百姓们留下答案，没有将真正的死亡原因告知给大家，留下的仅仅是一系列的猜想，以及在史书上赫然显现的大大的问号。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仅仅执政了八年的时间。就这样，段思平的儿子段思英承担起整个大理国所有的重担。

巍峨雄壮的苍山横亘在洱海西岸

在这之前，段思英只是一个在皇宫中学习汉文化的年轻人，他始料不及，大理国最为沉重的王位在瞬间压在了他的身上。父亲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从未想过王位一代又一代传承的传统和习俗，他觉得自己难以承担国家和民众这样沉重的担子。有这样的传说，段思英起初一直拒绝王位，可是他别无选择，就这样勉勉强强地扛了不长不短的一年时间。之后，他突然丧失了以往生活在宫殿中的快乐，他诚惶诚恐地坐上了王位。他没有宏伟的目标，他不像他的父亲有着心系天下子民的温暖的心。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他弄不清楚，他在犯糊涂，这正好让他的叔父有了可趁之机。叔父段思良观察段思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从一开始便已经看到侄儿脸上惶然的神情，这为他的篡位增加了机会。对于权力的追逐，这在段思良的胸中已经孕育了很久，可是兄长思平的光芒窒息了他的欲望。现如今，兄长思平去世，而侄儿面对皇位时的焦虑不安终于使得他大大方方地站了出来。他把他的想法讲了出来，他的欲望已经不能再抑制，他让思英把王位让给他，因为年轻的王国经受不起突然而至的混乱，也经受不起一个年轻的君主毫不成熟的领导，国家必须有人去治理。当然，他对思英寄予希望，就是在思英变得成熟起来的时候再把皇位还给他。年轻的思英面对叔父，不知所措。

在父王去世后，段思英所有的依靠都在于母亲。他寻找到了母亲，那是他唯一的庇护之所。国母杨桂仙自从丈夫段思平去世以后，就关注着宫廷之中细微的变化，但是她也没有料想到，原来这一切突如其来，如此之快，让她毫无防备。她了解她的儿子，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她也深知自己的儿子难以担当起大理国的重任，也根本无法和段思良抗争。段思良面对皇嫂，摆出了最直白的理由：侄儿年幼无知，他是响应文武百官的要求站出来的，大理国需要有能力担当的人。于是，国母选择了退让。她骨子里依然是生活在民间，所以大理国开创以来，只有她陪同先王出入民间的农事活动。此刻，由于段思良的争权，她看到了那赤裸裸的、难以遏制的权欲，稚嫩的思英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她下了替儿子退隐的决心。946年，在位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其叔父段思良废而为僧，自认开国有功的段思良即位。从此以后，大理国在王位继承上由思平、思良两系更替争夺，埋下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伏线。

段思英被废为僧后，在大理崇圣寺修行。段思英是被废为僧的首位国王，在位期间用过一个年号——文经，故史称其为大理文经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