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与大理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九、元跨革囊——大理国的灭亡

与唐王朝和南诏的关系相比，大理国与两宋王朝之间的关系要松散得多。后人常引用两件事来说明这种松散的关系：一为“宋挥玉斧”，一为大理国被列入《宋史·外国传》。

“宋挥玉斧”的发生源于南诏与李唐王朝的关系。唐朝后期，南诏屡犯西川，唐王朝为应对南诏，沿大渡河设防，以河为界，阻击南诏过河攻掠各地。因此，大渡河成为唐王朝与南诏之间事实上的边界线。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五年之后的乾德三年（965年），后蜀孟昶降宋，今四川、重庆一带统一于宋王朝，宋地与大理国辖境直接相连。大理国派建昌守将到成都祝贺，主动表达了与赵宋王朝通好的愿望。

在昆明大观楼的大门两侧，有一副清代名士孙髯翁撰写的，气势恢宏、大气磅礴的一百八十字的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联写滇池风物，似一篇滇池游记。下联追述云南的历史，其中“宋挥玉斧”四字概括的就是一段在云南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它给大理政权与宋王朝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抹离奇的色彩。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有把玩各种玉斧的嗜好，在谈论军机大事时，也以玉斧作为决断。陈桥兵变，宋太祖登基，他在完成统一中原的计划中首先考虑的是统一南方。在平定四川的后蜀政权后，有人建议他继续进兵云南。而宋将王全斌则建言，认为唐朝灭亡源于南诏，所以不应与大理国发生关系。于是，这个以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大宋开国君主却儿戏般地用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一划，然后说：“自此以外，朕不取。”于是，就有了宋朝以大渡河为界的说法。至于宋太祖是否曾经挥过玉斧，尚无法确证，但从史实看，宋王朝平蜀以后，确实没有南下大理。可以说，大理国与宋朝基本上以大渡河为界的形势，这既是宋朝的无奈，也是宋朝的明智之举。宋朝建国之初，它的北方兴起了一个由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不久，它的西北面又兴起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它的西面还有吐蕃、回纥等势力的牵制。特别是女真族势力兴起以后，步步南下，最终以金戈铁马踏入中原。从北宋到南宋，朝廷的战略重心一直在北方。宋王朝非常清楚“北有大敌”，集中一切力量对付北边的敌人，没有精力考虑西南方向的大理国的问题。宋王朝采取的是收缩政策，直接统治区域不越过大渡河。大理国较之南诏政权，在政治上没有明显的扩张野心，相反的对宋王朝一直主动要求结好和往来，并时时处于一种“臣服”的状态，但是宋王朝对大理国的冷淡，又使双方的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

昆明大观楼

“宋挥玉斧”的典故反映了宋王朝对大理国的基本策略。当时就有人评价此事说，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是“最得御戎之上策也”。

大观楼长联中的“元跨革囊”，指的是蒙古进兵灭亡大理国，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战例。“元跨革囊”这四个字概括了这一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13世纪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一个新兴而富有朝气的蒙古国在北方崛起。蒙古贵族凭借着马上民族那种强悍而势不可当的气势，刮起一阵阵向西、向南扩张的飓风。从1206～1258年，蒙古的金戈铁马所向披靡，成吉思汗与他的儿子西征的结果就是将领土扩张到了中亚细亚、东欧和西南亚的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以蒙古地区为中心、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在1234年灭掉了金朝后，蒙古势力又向南发展，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攻势。蒙古采取先灭大理国，形成从南面包抄宋朝的态势，以最终消灭南宋的策略。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大理国岌岌可危。

其实，大理国立国三百多年来，从未对外用兵。当时面对宋、辽、金、西夏与蒙古之间的斗争，大理国一直置身事外，不予理会。然而，蒙古的战略——“斡腹之举”，却将大理国牵入了战争之中。所谓“斡腹之举”，即先出奇兵灭大理国，然后再由大理派一支军队对南宋腹地发动攻击，南北夹击，一举消灭南宋。这个策略看起来简单，实施起来颇具难度。蒙古对大理国用兵也是颇费周折。据考证，蒙古前后三次对大理国用兵，方才取得胜利。

最早的用兵是在成吉思汗时。一次，成吉思汗向大臣郭宝玉询问夺取中原之策，郭宝玉回答道：应该先攻取巴蜀、大理，然后借其兵力，顺势灭掉金国，再合围南宋。据有的文献资料记载，成吉思汗确曾派遣过一支军队进攻大理国，军队到达金沙江边的铁桥城而还。1244年，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命令前去征伐蜀的蒙古军抽调精兵攻取大理国，据说当时调集的军队达二十万之众。大军由川西过大渡河，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命令将军高禾率部迎敌，在今丽江九禾一带与蒙古军展开激战。1252年，蒙古宪宗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从蒙古出发，分兵三路征讨西南，进攻大理国。“元跨革囊”指的就是这次对大理国的征讨。1253年夏，忽必烈驻兵六盘山，将兵马、粮草、器械等准备充足，于秋天进至临洮，取道吐蕃，分兵三路直逼大理。10月，忽必烈率领军队来到了金沙江边，面对滔滔江水，在无船可渡的情况下，采用了“革囊渡江”的办法。革，皮也，顾名思义就是皮子做的气囊。在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普通百姓都是乘革囊过河。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其制作的方法大概是将羊宰杀之后，用细管向羊皮中吹气，使皮肉之间产生气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会与羊肉分离。这时，割下羊头与四肢，然后将羊皮从头部向下撕拉，羊皮就会完整地剥落下来。这时，只要将羊的头部、四肢的孔洞扎紧，向皮囊中吹气，羊皮就膨胀为鼓鼓囊囊的革囊。这种革囊，人们可以借之只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载木筏，同时让许多人漂浮过河。大致来说，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采用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革囊渡江”使蒙古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中路军马渡过大渡河、金沙江，一改以往屠城的残暴行径，采取“禁杀掠、焚庐舍”的政策，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如丽江的麼些等部族主动归降。忽必烈也曾经派遣使臣到大理国的阳苴咩城招降，但是都被大理国王段兴智拒绝。不仅如此，段兴智还杀掉了蒙古的使臣。1253年12月，蒙古军队大举进攻，攻破了阳苴咩城北面号称“金城汤池”的龙首关，兵锋直抵大理城。大理国自以为有点苍山和西洱河为天然屏障，根本不把蒙古军放在眼里。谁料想段兴智和权臣高太祥等亲自率军背城迎战，却一败涂地。忽必烈再一次遣使招降，仍然被大理国拒绝。于是，忽必烈下令攻城，志在必得。这时，蒙古军的东路和西路军马与中路汇合，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同时，强悍的蒙古军队犹如有神灵相助，居然神奇地登上了点苍山。当他们在点苍山上居高临下向大理示威时，阳苴咩城中顿时一片混乱。因为，一向被视为天然屏障的点苍山居然会被蒙古人所占领，一时间山上遍布蒙古军马，战旗摇曳，在这样的形势下，大理国人怎么会不慌乱？怎么可能有效还击呢？终于，阳苴咩城不战而破，段兴智逃往鄯阐城（今昆明）。

1254年，蒙古军攻破鄯阐城，统治云南地区达三百一十六年之久的大理国政权覆灭。

今天，在大理三月街的大坡上，竖立着一块著名的大碑——元世祖平云南碑。该碑记述了蒙古军进攻大理国的整个过程。大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由翰林程文海撰文，是为歌颂忽必烈的丰功伟绩而建立的。

元世祖平云南碑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政权的覆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是大理政权的覆灭，却是阳苴咩城数百年国都历史的终结。今天，当人们在大理古城下漫步，是否会忆起当年皮逻阁一统洱海，被封为“云南王”的辉煌；是否会记得阁罗凤开疆拓土，一统云南的威武；是否会感觉到异牟寻归唐的炽热，以及“苍山盟誓”的感天动地；是否会为南诏王身着盔甲，外披虎皮，在成百上千人的簇拥下迎接大唐使节的盛况所感染。

南诏和大理政权所创造的一隅辉煌随着大理政权的覆灭而消逝了，曾经具有王者风范的古城成为历史。在古都的行进中，人们会发现，历史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毫不犹豫地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因此，阳苴咩城，或说大理古城犹如一条小溪，随着百川汇海的趋势融入华夏文明的主流。

1253年，蒙古军攻破了阳苴咩城；1254年，蒙古军攻破鄯阐，灭掉了大理政权。从此，那个曾经在云南历史上独领风骚的古都成为一座普通的城市。元代以后，大理古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就是自汉晋以来又一次明确地纳入中国地方行政城市的网络。

蒙古人灭掉大理政权以后，基本占领了云南地区，但是灭宋的战争还在继续，蒙古内部又存在着汗位争夺的斗争，因此占领云南并不意味着蒙古人能迅速对这一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同时，能否真正统治一个发展较蒙古先进的社会、一片领土较蒙古更为广袤的土地，不仅蒙古国自身面临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和改进的任务，而且蒙古国必须依靠其他的民族进行统治。

在大理国被灭的最初几年里，兀良合台管理云南的各种事务。在他统治的四年多时间里，行政方面，他在原来大理政权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设立了“万户府”“千户所”和“百户所”等。这些“户所”的头目多由当地的贵族充任，但是必须接受蒙古人的节制。这种户所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源于蒙古国早期实施的既是基本军事单位又是地方单位的“千户制度”。在军事征伐时期，户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军事为主兼及民政的做法。小小的“户所”只能看成是具有民政性质的“准行政”单位，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行政设治。大约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云南地区先后共建立了十九个“万户府”。1256年，在大理地区设“上下二万户府”，又叫大理万户府。1257年，在阳苴咩城内外地区设“上中下三千户所”。

1271年，忽必烈自立为汗，正式定国号为元，定北京为国都，并依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机构，并建立行省制度，云南便纳入当时的四十三个行省之中。1274年，忽必烈派亲信大臣回回人赛典赤出任云南平章政事，设置路、府、州、县各级政府，对云南进行行政管理。赛典赤到云南后着手建立行省。1276年，身为云南行省最高行政官员“平章政事”的赛典赤完成了对此前军事统治下的“万户”“千户”和“百户”向行政区划的路、府、州、县的改换，建立了云南行省。同时，他把云南行省的统治中心从大理迁到中庆（今昆明）。至此，“云南”正式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的名称，而大理则正式成为“行省”之下的二级行政区，苍洱地区的“太和县”则是“路”之下的三级行政区。赛典赤并开办学校，实行科举，兴修水利，云南在与全国同步前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元朝时期云南行省区域示意图

元朝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的国家，云南行省归入元朝的版图，但是由于蒙古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特殊政策，所以在大理地区又一度出现段氏割据的情况。大理段氏的割据应当从“大理总管”的设置说起。

按照元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大理在元朝成为路一级的地方行政区，标志着大理从一个西南地区独立的地方政权下降为大一统疆域内的普通城市。特别是当赛典赤将云南行省的统治中心从大理城迁到中庆府城（今昆明）以后，阳苴咩城或者说大理城不仅失去了王都的地位，而且也从此失去了云南统治中心的地位。这不仅是大理政治地位的变更，也是元朝西南战略重心转移的表现。但是，大理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与统治者的初衷相悖，那里出现再次割据的局面，这是元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

蒙古作为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纯蒙古族人口非常有限。而且要实现对大一统国家的治理，蒙古人还缺乏相应的统治经验和文化素养。因此，在元朝的统治中，虽然依靠蒙古人是首要条件，但是没有各民族的协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蒙古攻破大理，灭鄯阐不久，臣服蒙古的段兴智就献出大理地图，协助兀良合台，为平定大理各部出谋划策。由此，段兴智获得继续镇守大理的权利。1261年，即位不久的忽必烈敕封段实——段兴智的弟弟为“总管”，赐其“虎符”，诏准段氏“领大理、鄯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和腾越（今腾冲）等城”，规定“各万户以下接受其节制”。蒙古统治者利用段氏原来的威信，抚恤归附的人民，招降归服的民族。这样，段氏在大一统的新形势下，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重新获得在云南地区所享有的统治特权，这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大理总管”或“大理军民总管”，段氏的后代世袭这个职位有十一代之久。

“大理总管”的设置有其特殊性。蒙古势力进入云南之初，曾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大理总管的设置对稳定云南局势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当局势稳定以后，这些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上台的“总管”羽翼逐渐丰满，很快又成为掣肘元朝中央集权的力量。

长期以来，元朝统治者对大理段氏一直存有防范之心，而层层防范是统治者的天性。1267年以后，忽必烈屡屡封他的儿子为“云南王”，统辖大理、鄯阐、茶罕章（今丽江一带）、赤兔哥儿（今贵州西部）、金齿（今保山、德宏、西双版纳、临沧一带）等地方；设“大理等处行六部”，管理云南行政事务；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云南军事。其中，军事机构的治所地处因形势需要而定，像“大理金齿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治所就不在大理城，而是在永昌府城。这不能不说是元朝统治者有心削弱和钳制大理总管军事权利的良苦用心。建立云南行省后，行省长官左承、右承和平章政事等虽然由朝廷委派，但是云南王的权限却始终在云南行省长官之上，起监督的作用。忽必烈又封皇孙为梁王（元朝诸王中等级最高的王），地位在云南王之上。这样，云南王、梁王和行省长官的关系常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而大理总管与云南王、梁王的关系时分时合，大理城又成为权利斗争的一个中心。

在大约第五代大理总管段隆时期，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依照当时的习俗，如果土官没有子嗣，其妻可以代管族内事务，这种风俗也得到皇帝的恩准。但是，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梁王到达洱海，立保和奴之子为品甸王。梁王的行为激怒了段氏，所以他前脚才离开，段氏部下随后就杀掉了品甸王。到第八代总管段光时，双方以兵戎相见，段氏最终以罗那关（牟定西）为界，派兵镇守，各自分地而治。到第九代总管段功时，即使段功成为梁王的女婿，也曾为梁王立下赫赫战功，但最终还是被害于梁王的帐中。

在元代，大理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哈剌章城”。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元代大理是一个“臣属大汗”的城市，叫哈剌章城。“大汗”就是指元朝的皇帝；“臣属”就是指大理与中央的关系。“臣属大汗”四个字极其精练地点明了大理城的行政地位。事实上，当时的大理城既是在元朝大一统政权的统治下，又是在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生存发展。无论怎样，“臣属大汗”使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全方位地、颇有力度地向云南、向大理渗透，元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大理城走向综合型、多功能城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368年，明王朝建立之初，云南还处于元朝残余势力梁王的控制之下。大理段氏、麓川（今德宏瑞丽）思氏及乌撤（今威宁）、乌蒙（今昭通）、东川、芒部（今镇雄）等地的白族、彝族、傣族等民族的首领也纷纷起义割地称雄。当时明王朝忙于政权初建稳定大局的各种事宜，无力以武力平定云南。在明初的十余年里，朝廷多次派使臣到云南劝降，以允许梁王保持封号、允许段氏做大理国王为条件，但都遭到拒绝。于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亲自部署，以傅友德为统帅，以蓝玉、沐英为副统帅，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仅仅几个月时间，梁王兵败自杀，段氏被活捉，云南地区先后平定。

明朝平定云南后，大体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度，只是改元朝的“路”为“府”，由省直辖府、州、县和卫所，很快完成了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造和设置。当时云南行省设有“三司”：一是“承宣布政使司”，掌管一省行政；二是“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政、卫所和屯田；三是“提巡按察司”，主管一省的刑事。中央都察院还临时委派官员到各地巡抚，有权代表中央处理地方事务，他们的权利在“三司”之上。明中叶之后，这种临时委派的形式发展成常制，“巡抚”就成为总决一省事务的最高长官。

云南平定之初，为了安抚少数民族地区的百姓，朝廷沿用此前元代实行的“土官制度”，仍然以少数民族的上层充任当地的官员。但是随着中央集权力量的加强，朝廷开始对云南等边远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明朝实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重大举措。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原来那些由当地少数民族贵族担任的地方官员——“土官”，全部换成由朝廷正式委派的外籍官员，即“流官”。同时，又在这些地区设“卫”，以实行军政分治的措施。明代还对云南实行政治移民措施，大量外地汉人移民云南。移民除了随军队流入即驻扎当地之外，还有从中原腹地及发达地区流入的普通民众。同时，还有一种不同于以往各朝各代对云南进行统治、管理的做法，那就是将段氏和蒙氏贵族逐步迁往北方，欲从根本上清除段氏、蒙氏的影响。应当说，明朝通过“改土归流”“府卫参设”“政治移民”等政策的实施，中央王朝才真正实现和完成了自两汉以来对大理地区的有效控制，才真正剥夺了从蒙氏到段氏地方势力盘踞大理数百年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大理才完全归属于中央王朝。

1644年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由强大的北方民族——满族贵族建立的王朝。在清朝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云南先后经历了由南明永历小朝廷、孙可望、李定国等控制和吴三桂割据统治的时期。1662年，年仅8岁的玄烨登上了皇位，即康熙皇帝。他成年以后，果断地采取“平三藩”的政策，终于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彻底平定了吴三桂的叛乱，将云南控制在中央王朝之下。清朝沿用明朝的制度，仍然设大理府、太和县，而大理府和太和县的治所依然是大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