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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

时间:2023-09-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这次“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更是群贤毕至,来自上海市和外省市的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意见。上海在贯彻执行这套政策、使中华腾飞于世界的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由上海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决定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具备这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恢复上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以此带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多功能的发挥。

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1]

(1984年9月)

对于如何振兴上海,上海的同志们长时期以来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8月,市的负责同志向中央作了汇报以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又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市委、市政府召开的这次“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更是群贤毕至,来自上海市和外省市的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意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获益匪浅。所有这些设想、建议和意见,我们都要继续和上海的同志一起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我想讲三点意见。

第一,上海经济的发展已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作了重大的战略转移,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我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和对外经济关系,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上海首当其冲。这可以从面临的挑战来分析。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大战中,各国相互竞争愈来愈激烈;世界正在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使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变革;亚洲环绕我们的国家发展很快,增加了我们进入世界市场的困难。从国内看,国内供应廉价原料和能源的情况已经开始并继续在改革;内地省市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本来只有上海生产的产品现在内地也能制造了,有的还超过了上海,全国改革洪流来势很猛,咄咄逼人。总之,上海面临着和国外的差距加大,与国内的差距缩小,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都在下降的严峻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同志提出“让上海做开路先锋”,紫阳同志提出“振兴上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也都对改造和振兴上海,提出了重要意见,这些都是很正确和及时的。

国内经济的发展,也表明了改革的成绩,造成了上海必须改变战略,更上一层楼的形势。

在这个关键时刻,上海必须把握时机,把这些挑战转变为振兴上海的动力,那样,上海就会闯出一条新路,形成新的优势,使上海成为全国面向世界的开路先锋,并对我国的城市改革作出贡献。

上海的振兴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希望所在,所以,确定如何振兴上海的正确方案,是关系全局的大事。

1.党的十二大绘制了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宏伟蓝图,实现这一宏图的保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目前还在发展的一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上海在贯彻执行这套政策、使中华腾飞于世界的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由上海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决定的。如:(1)上海是我国实力最雄厚的工业基地,综合技术水平居于全国的首位,有着全国最高的经营水平和经济效益;(2)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最重要的经济技术信息中心之一,它的经济联系和影响,辐射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3)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它的港口吞吐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占全国的首位。

因此,上海理应成为我国实现“四化”的开路先锋。

2.目前上海在许多方面,已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今后更应在以下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

(1)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包括:外资的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推广;挤进国际市场,为我国在国际贸易大国之林中争取占有一定的地位。

(2)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新产业的发展。

(3)传统工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4)为全国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

如此等等。在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打出去”,用“打出去”来保证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能起到全国冲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作用。

3.因此,振兴上海是关系“四化”全局的伟大事业,它不仅是上海一市的大事,而且是全国性的大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领导同志把振兴上海的问题提到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的道理。

既然上海的振兴关系全国“四化”的全局,上海搞活了、上去了,全国才能搞得更活、上得更快。反过来说,如果上海对内搞不活,对外放不开,全国要搞活、开放也就很难做到。所以,振兴上海的工作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大家都承担着历史的重任。

4.将压力变动力,定能完成振兴上海的历史使命。

(1)实现上海的上述任务,是有相当难度的。上海面临着以下困难:一是装备老化,技术老化,知识老化,经营思想老化;二是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不但不能适应发挥城市多功能的需要,连保证现有经济的需要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都有困难;三是人多、地少,原材料、燃料等资源短缺;四是财政上缺乏充裕的来源,来补还城市建设的巨额欠账和应付改造旧工业、开发新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的巨大资金需要。

(2)为了使上海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中央当然要尽力给予帮助。帮助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给钱、给物,二是给政策。对于前一个办法,中央准备做,但在我国财政尚未根本好转,预算还有赤字,全国建设都要钱的情况下,终究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出路还在于给政策,给生财之道,使上海能够发挥优势,把“长袖善舞”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3)上海有以下的优势:

Ⅰ.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位于长江口,濒临太平洋,是江、海、铁路运输交会之所,交流渠道四通八达。

Ⅱ.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综合配套能力,有优良的工艺传统,和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翻版改进国外先进产品的能力。

Ⅲ.有广泛的国际联系,较高的国际信誉,有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被外国人公认为中国最佳的投资场所。

最重要的是:

Ⅳ.有全国最丰富的智力资源,包括众多的科技人才、经营人才、国际金融和贸易人才,以及强大的人才培养基地。

(4)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上海发展的方针和政策,通过各方面的战略策略运用,发挥优势,来振兴上海。

第二,正确确定上海今后的发展战略方针,并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各项方针政策。

1.这次战略战役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研讨上海的特点,它在国际国内所处的地位,上海城市的性质,从而确定上海的发展方针,以及为了对全国实现十二大规定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做耀邦同志所说的“全国‘四化’的开路先锋”。这就是说,上海应当:

Ⅰ.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并成为许多跨地区的和全国性的商业企业、工贸合一企业、农贸合一企业、建筑承包公司、成套供应公司总部所在地;

Ⅱ.为全国工商业提供金融服务,逐渐形成全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Ⅲ.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并向全国扩散;

Ⅳ.成为引入国外技术和资本的主要门户,我国工农业产品挤入国际市场,对外劳务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前沿基地;

Ⅴ.搜集、处理国内外经济技术信息,并向全国传播;

Ⅵ.为全国培训科学技术人员、高级技工和经营管理人才,广泛提供咨询服务。

如此等等。

上海就是要用以上这些方面的优异工作,来为全国服务,来为全国实现十二大规定的“翻两番”宏伟目标服务。

(3)这里有一个怎样衡量中心城市的贡献的问题。上海的同志担心着力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由于它不能表现在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上,会缩小了上海的实际贡献。这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赵紫阳总理在北戴河已经讲过:“不能光看生产,产值多少,应包括非物质生产,为国内经济服务和为其他方面服务,应是多方面发挥作用。”至于如何在考核指标上体现紫阳同志的上述意见,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需要继续研究,作出适当的规定。

3.同由单一功能的工业基地向多功能的中心城市转化相联系,还有一个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化的问题。

上海是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国内外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轻工业中心。建国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政策上的偏差,上海丧失了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它的多种经济功能也日渐萎缩。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具备这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恢复上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以此带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多功能的发挥。这是因为:

(1)过去几十年,上海挟工业技术经济的优势,执中心城市的牛耳。现在随着各地特别是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同外地的差距正在缩小,上海的优势正在丧失。兄弟地区仰给于上海工业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寄望于上海的,是供应他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装备,并从各方面帮助他们开展国际贸易。

(2)另一方面,上海同国外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却正在扩大。如果上海不能积极打出去,引进来,充当内地产品的外贸集散地和转口港,内地工商业取得世界新技术和国际经济信息的中转站与消化推广基地,它作为国内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将日益削弱。

(3)虽然近20多年来作为外贸口岸的功能近乎消失,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至今上海从事对外经济活动,在人才、经验、经营管理水平、熟悉外贸业务、拥有较多的国际联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旧的港口、城市服务等设施虽然狭小陈旧,亟需更新改造,但比从头新建能够节约投资和争取时间。

所以,看来上海在为全国服务、“外挤内联”和“外引内扩”中,要以“外向”为重点,以“外”带“内”,做好服务工作。

4.上海今后发展的总方向应当是由单一功能的工业基地转化为全国最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成为中国开拓国际市场的开路先锋。和这种战略转变相适应,在产业、工业、产品结构上都要作大的调整。

(1)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上海要发挥作为中心城市的多功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第三产业,而上海目前的第三产业实在太薄弱了。因此,在产业结构上,上海必须采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效益(投入产出比)最大、影响全国经济发展最深的信息产业(包括咨询产业)的政策。

(2)在工业发展战略上,需要妥善处理开发新兴产业和用新技术改造旧产业的关系问题。在传统产业方面,需要根据实现战略转变的要求,对现有企业排一个队,确定哪些是需要扩大的,哪些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是需要迁走的,哪些是应当淘汰的。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否则把旧产业统统维持着,消耗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占去了人力、场地和领导精力,就很难做到上海同志说的“掉头”、“换气”,实现战略转变。在发展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方面,现在上海市的同志已经选出需要优先发展的7种新兴技术领域和22个重点发展行业。在这7个领域、22个行业中,是否还有轻重缓急之分?我们如果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投入那些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影响面大、见效快、效益大的并且有一定基础的技术领域和行业,就能较快地从投入取得收益,以业养业,使新产业的开发和旧产业的改造互相促进,以比较高的加速度前进。

(3)在新产业的发展上,也有一些政策问题需要研究。比如说,微电子工业的发展,是采取“顺向战略”,从多晶硅搞起好,还是采取“逆向战略”,从用进口元器件装配整机好?一般说来,从下游产品开始,一面生产整机,一面积累资金和掌握技术,逐步建立自己的上游产品,能够搞得比较快。但是国际市场条件能否允许我们采取这样的战略,也许要做周密的考察和论证。

(4)为了制定战略转变的规划,还有许多政策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里想提一下一个总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战略转变,“七五”是关键时期。在制定“七五”规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实现这一转变作为主要的目标。至于“七五”期间产值能够增长多少,必须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保证实现战略转变的前提下争取最大值,而不要为保证产值增长勉强去维持那些宏观效益差、没有发展前途和保存价值的企业,妨碍了战略转变的实现,结果会因小失大。

5.只要我们能够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方向规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较快地实现战略转变,上海的起飞,就会是相当快的。特别是到了后十年,“后劲”将是很大的。上海比起香港、新加坡、台湾有优越得多的条件,只要我们的方针对头,政策措施得当,在20世纪末赶上和超过它们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做到这一点,对于香港的稳定、台湾的回归都将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进行城市综合改革,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基本保证。

1.必须加速进行上海市的城市经济改革,否则任何正确的方针政策都难以实施。

上海近30年来功能的单一化和多种功能的萎缩和消失,是旧模式按照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组织经济,条块分割,自成体系,企业间横向联系被割断,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被排斥的必然结果。而上海作为中心城市的多功能的恢复和发挥,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外的进一步开放,是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

目前正在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从旧的苏联模式向新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转化。如果不实现这种转化,“长袖善舞”的上海,将没有活动的舞台。因此,实现经济改革是贯彻实施前面所讲的那一套方针政策的前提。

2.目前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很好,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过去几年城市的局部性改革试点,正在向综合改革发展。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准备过程中,从城市改革的指导思想到具体步骤,都越来越明确。相信在全会以后,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会有更快更健康的发展。

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和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上海应当积极着手进行本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不仅如此,由于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对于管理城市经济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有大批良好经济工作素养的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它完全有条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迈得大一些,走在全国的前面,创造出城市综合改革的完整经验。由于上海在全国城市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由于它对兄弟城市的巨大影响,它所创造的经验,作出的示范,将对全国城市改革的顺利实现产生巨大影响。紫阳同志在北戴河讨论上海工作的时候就已指出,上海的改革搞成功了,取得经验,沿海城市都能用。最近他更进一步要求,上海城市改革走在全国的前面,取得突破。希望上海的同志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实现我国经济改革的伟大任务作出贡献。

3.城市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各个环节之间紧密联系,互相制约,因此,经济改革要在统一的方向上通盘考虑,使各项改革配起套来,互相协调,尽量做到同步进行。

(1)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步骤,是中央主管机关“简政放权”、对企业实行“利改税”和“扩权十条”。上海的同志已经提出对条条“简政放权”的具体要求,和财政改变统收统支办法后的中央地方收入分配办法的方案,我们将同上海的同志一起来研究这些设想和方案,拟定建议呈报中央。

(2)提高企业活力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在中央主管部门简政放权以后,还需要研究市的主管部门怎样对企业简政放权的问题。看来,需要对上海原有的市—局—公司—企业的组织形式作出改变以便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放活企业的供产销。行政机关要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公司的体制,也应按照不搞行政性公司、防止垄断、在企业互有需要的条件下自愿互利的联合和一般不宜过“实”的原则加以调整。

(3)为了既能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又能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这就是:

①按照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方针,进行计划体制的改革。

②同计划体制改革的步调相适应,调整某些不合理的价格和比价、差价关系,改革价格。

有些消费品价格的调整,会对生活费用发生影响,为了保证群众生活水平不致下降,需要将物价指数与工资挂钩。因此,价格改革需要结合工资改革进行。

③搞好行业管理,并学会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进行宏观控制。

这些方面的改革错综复杂,互相牵制,难度很大。我们认为,应当授权上海先行一步,采取特殊政策,实行配套改革,以便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国推广。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根据1984年8—9月在国务院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多日调研中形成的思想,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准备的总结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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