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1]

(2005年3月)

2004年在“宏观调控”声中度过，虽有小惊，却无大险。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稍一加速，不要多久就会因为资源瓶颈收紧、通胀压力增加而不得不减速调整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发生?中国能不能靠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稳步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

当前，国家正在编制“十一五”规划。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冷静思考，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一

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反复重申要“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直到现在，对于什么是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干部和群众中的认识差异仍然很大，具体执行自然也就难免出现偏差。

“新型”是相对于“旧型”而言的。所谓旧型的工业化道路，指的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走过的道路。它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增长。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实际上是旧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延伸。

至于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则是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发展经济学把它叫作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的。

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有三个主要的源泉。

第一，“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在这之前，技术进步主要是靠基于经验的小改小革。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激励的制度化大大激发了高素质人才的创造热情和企业在生产中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于是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使技术进步加速进行。

第二，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并不是有些经济学家在工业化中期所预言的工业特别是其中的重工业，而是服务业，特别是从事工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时工业已经和服务业融为一体，因此，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

第三，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各行业的运用，使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空前提高。而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后进国家当然也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择机运用这一技术来提高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二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沿袭苏联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惜付出沉重的资源代价发展重工业，以便尽快在工农业产值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强调了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收效并不明显。除了认识偏差外，起了重要阻碍作用的，是许多与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遗产还严重存在。比如，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仍然拥有许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称的资源配置权力;总产值仍然在干部考核、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社会各界对政府官员政绩评定时起主导作用;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财政制度还在激励着各级政府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价高利大的重化工业上;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土地、资本、劳动力、外汇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政策和无偿划拨制度造成了成本扭曲和社会稀缺资源的滥用，等等。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就很容易引起工业化道路的偏离。

“十五”计划提出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眼，这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到底是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还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调整，以及向何处调整。在前面提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许多政府官员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发展产值大、收入多的重化工业，于是运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不顾资源禀赋是否具备比较优势，片面推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而在知识积累、效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提高附加价值上却缺乏动力和放松了努力。目前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给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威胁。采取这样的增长模式，产值上去了，人民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就像在经济委员会的讨论中有的委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服务业方面很有优势的省市，却要向“重型化”转型。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却把大量耗水的冶金和化学工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片面追求重型化和高产值的结果是，我国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资源严重短缺、环境急剧恶化、就业矛盾尖锐的状况，蕴涵着极大的风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所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三

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中国在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方面大有潜力，只要方针明确、方法得当，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认为，“十一五”期间特别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第一，切实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式，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第二，大力促进科学繁荣和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是要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同时，要厉行教育改革和推动教育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工业企业要从简单加工向产业价值链的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延伸，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政府也应当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营运环境。

第四，要扭转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轻服务的偏向，加强信息产业的服务功能，推动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第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消除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2005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2005年第26号(总第11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