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1]
(2005年10月)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通常所想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实际上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很少例外。讲求实际的人们自以为能够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到头来不过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2]在经济增长模式与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投资热潮和产业结构重型化运动，是特殊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产物。但是，由于这一潮流的倡导者引用20世纪上半期某些经济学家的论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使许多人误以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常规，“‘重化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乃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定论。结果，有关我国是否正在进入“重化工业化”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争论刚刚开始，就有主流传媒满怀信心地宣称:“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3]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已经经历过好几次重大的革新，增长理论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突破。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争论的有关文献就会发现，“重化工业化”的支持者所引以为据的观点，基本上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文献。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前，有必要先对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相应的增长理论演变的全过程作一番系统的梳理，以便确定应当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我们面对的问题。
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开端，现代经济学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增长模式。对于这四个阶段，虽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命名，但他们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增长模式内容的分析却几乎如出一辙。[4]这四个发展阶段和它们的增长模式分别是:
(1)“起飞”前，即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并且主要靠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投入实现。波特把它定义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家，从斯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到李嘉图都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前景或多或少持有悲观的预期。这使经济学获得了“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称号。
(2)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前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原因是产业革命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劳动，打破了自然资源对增长的限制，使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了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就要大量发展资本密集的机器制造业和作为机器制造业基础的其他重工业，因此，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M.波特把这一发展阶段定义为“投资驱动阶段”。
(3)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已经主要不是靠资本积累驱动，而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库兹涅茨把这种增长模式叫“现代经济增长”，波特把这个阶段定义为“创新驱动阶段”。
(4) 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向信息时代或者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个时期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IT)或信息通信技术(ICT)，信息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5]
就我们所讨论的工业化过程问题而言，所涉及的主要是(2)、(3)两个阶段。那些被引用来支持“投资决定论”和“重化工业化论”的论著，基本上是其中第(2)阶段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
一、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6]的进行，经济增长摆脱了“起飞前”由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严格约束所导致的停滞状态，依靠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使增长大大加快。在以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发出来的技术为支撑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增长主要靠对机器大工业的投资驱动，产业结构出现了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向。
(一)早期经济增长和狭义工业化
这个阶段人们所理解的工业化，是狭义的工业化，即稀缺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通过物质生产部门产出，即工农业总产出中大机器工业份额和传统农业份额的此长彼消，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7]。要用机器大工业作业代替手工劳动，就要生产机器和生产生产机器的机器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这样，经济增长就要以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高速度增长作为基础。所以，这一增长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增长靠资本积累和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资本深化或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8]实现。因此，早期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者又把工业化定义为“资本化”，即“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利用资本并加深利用资本”[9]。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后期发生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增长率低得多;同时，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可以用资本和其他投入品的增长来解释。
(二)理论概括一: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矛盾激化
早期经济增长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带来了极大福利，同时也带来不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急进派、19世纪晚期出现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都注意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童工、工人超时劳动、贫民的恶劣居住条件、疾病、环境严重破坏等弊病。[10]这些阴暗方面使他们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提出种种方案，并谋求立法等方面的社会改良。同时，政府也不能再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渐次采取措施加以回应。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形成于这个增长阶段的末期，他对这种增长模式内在矛盾的分析也是最尖锐和最深刻的。他在19世纪60—70年代写作的巨著《资本论》中，深入解剖了西欧国家在这个增长阶段的一个基本经济现象，即与资本积累过程相伴随的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高、资本对劳动比率的提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早在1848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1]
另一方面，马克思根据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特性，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他首先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出现两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这就是:
(1)“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即随着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和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利润)的可变资本比重的下降，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而利润率的降低使竞争加剧，出现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矛盾的激化和垄断的出现。马克思说，“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12]。垄断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企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准备经济基础。
(2)“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在资本总量中用以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份额的降低，这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相对降低。就业会越来越困难，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提高。马克思说:“资本积累最初只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实现的。”“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13]这种相对人口过剩的结果一定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加剧。
总之，根据19世纪中期西欧国家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证明了沿着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发展，一定会出现巨大无比的垄断企业和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样，“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剥夺者”[14]!
(三)理论概括二: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如果说生活在已经实现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英国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看到了它所蕴含的社会危机，生活在“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15]的俄国的列宁则剥离了其中的阶级冲突等社会学内容，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将其总结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一“规律”后来成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理论依据。
1893年，时年23岁的列宁在论证贫困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发展的论文《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论证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下，可以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推导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即:“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增长，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16]。他说:“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
20世纪20年代，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具有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迫切需要的苏联，“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被推演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17]。
在1924—1928年苏共党内的“工业化论战”中，托洛茨基派(“左派”)首先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加强，因此，他们主张最大限度地把资源从农业中抽调到工业中来，以便实现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度增长，“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定政策中寻找出路”。托洛茨基派的这种主张受到布哈林派(“右派”)的批判。斯大林也指斥托洛茨基所要求的“超工业化”(要求年增长速度超过10%)“完全脱离了苏联的现实”。
但在“中派”和“右派”联盟取得论战的胜利，托洛茨基派政治上被击溃、组织上被清洗和镇压以后，理论和政治的钟摆摆向另一方向。斯大林指称布哈林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和保持经济上平衡发展的主张，是代表富农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此时，斯大林重新提出高速进行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问题。[18]
斯大林认为，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应当而且能够自觉运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带动下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他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制造业。”[19]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积累才逐渐转到重工业去;苏联共产党“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20]。斯大林的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1928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声中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
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苏联经济学界的人并不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关于生产资料生产(第Ⅰ部类)和与消费品(第Ⅱ部类)生产之间比例关系的原理适用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可以“自觉地”或“自由地”规定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比例，来加快经济技术落后的苏联的经济发展。用当时在苏联的计划委员会任职的费尔德曼(Grigorii A. Feldman，1884—1958)的话说，“无产阶级成了生产的主体，他可以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任意分配自己的力量”[21]。
也正是这位费尔德曼，在理论上为计划机关应进行有利于生产资料部门发展的计划准则提出了系统的论证。费尔德曼在1928年受命为制定长期计划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他假定资本是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资本产出率已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部门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越大，则增长率越高。因而，计划制定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把投资用于生产资料生产。他还提出，为了提高增长率，需要工业化、重工业化和电气化。[22]他的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详见下文)的先驱。
1928—1929年，苏联计划当局根据费尔德曼模型制定了10—20年的苏联经济发展“总计划”。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工业化”计划。根据这个“总计划”，当1938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主要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应为:煤炭540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6600万吨)，生铁78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500万吨)，钢8200万吨(1940年实际生产1830万吨);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预计每年增长约25%，总产量在12年中增加19倍。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杂志报道，在1930年的一次讨论中，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Stanislav G. Strumilin，1877—1974)说，按照当时采用的这种计划方法，苏联应当得到4倍于地容积的铁产量![23]正如埃尔曼所指出，费尔德曼等人在1928—1930年间的计算显然是过分乐观了，把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看作是行得通的，“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24]。
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是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是“一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国家的发展规律”，是“包括发达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发展的规律”。[25]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工业化的。
苏联经济学家坚守19世纪的教条，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服务活动只作为社会总产品的消耗来处理。这样，他们所说的工业化是不包含服务业发展的狭义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只是意味着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处于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所推行的重工业化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乃是所谓“自觉地”或“自由地”规定生产资料部门与消费资料部门的比例关系的制度基础。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以扩展市场作用为突出特征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在这类国家，市场力量促使增长向更有效率的增长模式转型，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营利性不高的重工业，可以通过计划定价低估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来保证过度投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贯彻。[26]
(四)理论概括三:从“霍夫曼定理”到“重化工业化阶段”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中，德国的霍夫曼1931年根据20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的经验数据概括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品生产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增长这一与列宁的“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相类似的结论。他同时预言，到工业化后期，资本品的生产将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霍夫曼说:“从一个社会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品的相对增加以及消费品的相对减少。在这个意义下，工业化可以定义为生产的‘资本化’(在一定的生产过程中，扩大利用资本并加深利用资本)。”[27]他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比值，即“霍夫曼系数”分别为5(±1)、2.5(±1)、1(±0.5)和1以下。根据霍夫曼掌握的数据，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第四阶段。其中最先进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已经达到第三阶段，霍夫曼系数下降到了1(±0.5)。他由这类国家产业结构在工业化前三个阶段的变化趋势作出预言: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时，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主导产业。
霍夫曼上述工业化后期阶段将是“重工业化阶段”的结论，曾经被一些人称作“霍夫曼定理”，有时也被称为“霍夫曼经验定理”。需要指出的是，“霍夫曼经验定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定理，而只是根据西方国家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数据简单外推到后期阶段所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在过去的变化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显然，它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证实这一假说。[28]
霍夫曼的结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Yichi Shionoya)的论述[29]，批评霍夫曼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够确切[30]，并且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因此，根据美国经验不得不放弃它。”[31]随着西方国家进入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是服务业异军突起的工业化后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除了在讨论工业内部结构问题时偶尔还有人提到霍夫曼的有关看法，霍夫曼的名字就很少在国际论坛上讨论产业结构的学术论文中被提到了。
不过，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例如在日本战后初期的“高速增长时期”，人们往往用“霍夫曼定理”来说明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偏高的现象。至于讲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的“服务化”甚至比美国来得更早。[32]
虽然“霍夫曼定理”只是一个并未被后来的经验数据证实的假说，但在中国，由于受到一些广为流传的产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它常常被看作一个分析工业化进程的可靠工具，并在政策辩论中被援引作为论据。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也许是因为它的内容恰好与曾在我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苏联工业化理论和经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
(五)理论概括四: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更一般的概括，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Harrod)和波兰裔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作出，并在发展中国家流行多年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大体上可以看作费尔德曼模型的延伸，特别是多马，明显受到了苏联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g代表增长率，i代表投资率，v代表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产出比率v不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就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
虽然哈罗德和多马都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发展理论，但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广泛用到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这些国家制定发展计划的通常程序是:先确定一个目标增长率，而后估算“需要”多少投资来达到目标增长率，再制定政策措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往往并不存在这种稳定的联系。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还有多个变种或派生模型，罗斯托的“起飞论”和“双缺口模型”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名的例子。这类变体往往认为，发展中国家非常贫困，自身的储蓄率难以提高，这样，必要的投资率与国内储蓄率之间就存在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来弥补。[33]
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认为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投资率能否上升到一个临界点(比如说由5%上升到10%)。当投资率到达了这个临界点，经济就“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罗斯托提出，西方国家可以提供援助来弥补“起飞”所必需的投资。库兹涅茨在1963年指出:“在所有案例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在经济起飞阶段存在罗斯托教授所假设的净资本形成率增加一倍(或更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加速的情况。”[34]由于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罗斯托的理论没有被广泛接受。
“双缺口模型”(two-gap model)是由后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经济学家钱纳利和经济学家A.斯特劳特(Alan M.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在这个模型中，一个缺口是投资缺口，另一个缺口是贸易缺口。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恒等条件中，可以推导出投资与储蓄之差(储蓄缺口)等于进口与出口之差(外汇缺口)。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以满足投资的需求，就要求对外贸易有一个数额相等的赤字与之平衡，即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或外援)。所以，它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基础，提供了计算外援数量的一个框架。[35]
虽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20世纪中期因为与经验不符而受到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和索洛(Robert Solow)的质疑(详见本书第788—791页)，随后为经济学的主流所否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实现快速增长的秘诀在于努力提高储蓄率和争取外援，以便增加投资;直到90年代，世界银行在工作中也仍然广泛采用“双缺口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这种奇怪的现象使得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伊斯特利不禁感叹:“50年已经太久!”[36]国内不少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也依然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以之为基础的“起飞理论”和“双缺口模型”不加分析地介绍。
二、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后，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利润率和失业率都维持在与过去没有太大差别的水平上，平均工资的水平还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霍夫曼经验定理”关于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将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预言也没有应验。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增长得最快的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在20世纪初期还没有被人们看作基本产业部门的服务业。服务业在工业产出还没有占到社会总产出一半时便异军突起，随后超过了工业，成为在总产出中占优势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和其他学者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早期经验对工业化后期发展情况作出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得到应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理论推导上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这种推导的前提——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化，即在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由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驱动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驱动的转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把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37]。
(一)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的革命性转变
最先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并提出自己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他从1956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根据美国的发展情况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38]索洛指出，如果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假设的，单纯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简称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的必要条件在于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投资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39]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正确的，美国的增长率应当趋于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前半期非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他的源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索洛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T.斯旺(Tom W.Swan)[40]提出一个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41]。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β和(1－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弹性。索洛认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42]提高表示的“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提高[43]，或者说，是A这个变量作用的结果，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和用于研发的无形资本投资起作用的结果。
索洛还运用美国100年的数据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增长计算检验(growth accounting test)。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增长模型是可信的。[44]他指出，在1909—1949的40年期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产出增长了一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
索洛提出新古典模型的目的是解释美国的现代经济增长，但却发现了投资并非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资本决定论”谬误，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在于把宏观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趋势，以及为什么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趋同。[45]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外生增长模型，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资本更为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应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方向应当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而实际上，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发生在富国之间的;而且，既然技术是外生的，后发国家可以借用发达国家的发明，因而，在发达国家出现新的发明或创新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会提高，而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并没有缩小发展差距，反而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因为索洛模型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探索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指出，技术进步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即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提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它乃是递增报酬的重要源泉。因此，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报酬递增总是和现代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4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以P.罗默、R.卢卡斯(Robert E-.Lucas，J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 th theory)，试图改进索洛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内生化，掀起了近20年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热潮。
在新增长理论研究热潮中，多种多样的机制因素被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如P.罗默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知识(idea，或译思想)因素，由于知识的特殊性质使技术发明具有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47]，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他还通过引入一个研究与开发(R＆D)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48];卢卡斯则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解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用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才能解释的国别收入差异的问题，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49]。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的问题，这促进了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统一，也更为逼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50]过去的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落差，发展中国家可以简单地“拿来”外来技术加以应用，因而具有后发技术优势;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则发展中国家能否应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要复杂得多。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进的激励机制，这种后发优势才能实现;否则，无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洋为中用”，新技术都难以在本土扎根，自主技术创新更无从谈起，反而会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和“重复引进”的局面。
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经济学家们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检验不同的内生理论模型的可靠性。在这种研究中，他们发现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非常多，从人力资本到研发投资，从通货膨胀到财政赤字，还有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政治稳定等。从总体上说，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的简单决定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制度(比如市场、产权和法治)是至关重要的。[51]至于如何让穷国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障碍、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有更亮的指路明灯”[52]。
(二)现代经济增长
运用新观念对美国经济进行增长核算的先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他把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将近200年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时段，分别计算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来源(见表1)。其中，第1时段(1800—1855)可以叫作“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第2时段(1855—1890)可以叫作“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以资本深化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36%;第3和第4时段(1890—1966)可以叫作“高级工业化阶段”，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效率提高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提高到70%和78%。
表1 美国增长泉源的核算
注: Y: GDP
L:劳动小时数
K:固定资本总额资料来源: M.Abramovitz(1993):“The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 Of Ignorance，Old And New”(“对增长源泉的探寻:被忽略了的旧领域和新领域”)，Journal Of Econom ic History，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984年美国每年人均2. 2%的增长率中，只有0. 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而1. 7%来源于效率提高。他说，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在收益递减和技术进步之间展开的竞赛中，技术以数步之遥取得胜利。”[53]
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式进行增长核算的集大成者是库兹涅茨。他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迄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快速经济增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现代现象，并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的基础上。
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是: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 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 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 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 3%。[54]他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55]
表2 若干发达国家的产出、投入和生产率的增长率
注: a:左栏括号内的GDP或GNP即为产出的定义
b:工作小时
c:生产性成本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方法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作了计算，其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日本属于工业化的“第三梯队”，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时间有所后延(见表3)。
表3 日本增长泉源的核算
注: Y:非农私营GDP
L:劳动小时数
K:生产性资产(按利用率调整) A:技术进步
资料来源: Hayami and Ogasahara(1999):“Changes In The Source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Compared With The U.S.”(《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转变:日美比较》)，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3，pp.1—21，转引自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表2、表3表明，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即人均产出(Y/L)增长的10%，其余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增长阶段，在人均产出的增长中也只有11%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解释，其余的89%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日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明显地低于美国工业化后期的78%，可能反映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N IES)的一种通病，这就是即使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它们的增长也较多地依靠了资本投入。[56]
(三)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看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作了以上的讨论以后，我们可以把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增长理论整理成一张简表(见表4)。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阶段的明确分期只是为了使问题变得更清晰，实际上，不同模式之间的转变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很难用某一具体的年份来截然分开。比如，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重大突破，但进入信息时代的时间，要更晚二三十年。
表4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相关的增长理论
从表4所表现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启动以后不久，就开始了从早期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并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支持下全面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57]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先行工业化国家不再主要依靠资本等资源的投入，而是走上了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这样，“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内容，也不再限于狭义的工业化，即“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
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58]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不是这样来理解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由于他们完全看漏了继早期经济增长而起的、长达100多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于是提出了是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二者择一的问题[59]，好像只要中国还没有条件全面实现信息化，就只有实行“重化工业化”这一条出路。据此，有些作者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释为“走重化工业道路”;也有的作者对不赞成中国应当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们作出了“沉迷在知识经济的梦幻中”的讥评。[60]
三、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尽管先行工业化国家已经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根据其早期经济增长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却被前计划经济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用作制定发展政策的分析工具。即使过往的理论与后来的经验并不一致，却依然在极大的范围内持久地被援引和使用。
其后果也是令人遗憾的。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了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甚至如苏联那样，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了这种增长方式的落后性质，但要转型也并不容易。这种“苏联现象”说明，不管有多么强烈的“转变增长方式”的愿望，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适应性变革，这种转变是无法实现的。
(一)“苏联现象”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陷阱
在斯大林“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思想[61]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指导下，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的极端情形”[62]。根据苏联经济学家阿甘别疆(Abel Aganbegian)院士的研究，这种推动的结果是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意味着ICOR有很大的提高(投资报酬递减)。[63]
苏共领导和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苏联在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于是，他们把基于投入增加的增长称为外延增长(又译粗放增长)，而把基于效率提高的增长称为内涵增长(又译集约增长)，认为出路在于从前一种增长方式转变为后一种增长方式。
但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敢触及实现这种转变的两个根本性的障碍:一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一的计划经济制度，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只好靠增加科学和技术投资的办法去推动技术进步。在这方面，苏联政府作出了大量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超过了4%，显著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2%—3%，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也比美国多[64]，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变的任务仍然未能完成[65]。
表5 是根据阿甘别疆院士提供的数字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到，1970年以前苏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增长阶段的情况相似，约在10%—23%之间。但是由于苏联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外延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内涵增长”)的转化没有取得进展，经济增长率在20年的时间里从5%下降到2. 7%;同时，经济增长愈来愈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的增加，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急剧地跌落到负值。
表5 苏联投入、产出和效率指标 (年率%)
资料来源: A.Hewett(1988): Reform 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e，p.74，转引自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自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即使在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不触动体制上和增长模式上的根源，只靠研究开发投入的增加，虽然在少数领域(如人造卫星等)取得了世界性成就，但总体上却一直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目标。
(二)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从“奇迹”到危机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在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以后能不能成功地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资本投入增加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就成为它们能否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兴起和80年代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N IEs)的行列，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常常被称为“亚洲奇迹”。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项目主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和一系列分报告，对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亚洲高绩效经济”(high performance asian econom ies，简称HPAEs)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将对“东亚奇迹”的讨论推向了高潮。[66]
正当世人争说“东亚奇迹”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于1994年根据刘遵义和杨(Alwyn Young)对于东亚地区增长泉源的计算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完全归因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奇迹”。
表6就是从刘遵义的一篇论文中来的。从中可以看出，上述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与此同时，投入品的增长也相对于几个发达国家要高。这就意味着在它们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很小，甚至是负数。
表6 产出和度量的投入的年均增长率 (年率%)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90页，表1。
在表6数据的基础上，刘遵义计算出来的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表7)表明，对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来说，物质资本解释了经济增长的68%—85%，劳动力则解释了剩余的部分，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67]
表7 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 (年率%)
资料来源: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90页，表2。
刘遵义指出，产出增长完全能够由投入来解释并不仅限于新兴工业化经济，早期的日本、美国等工业化经济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不过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形资本的积累和它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中心作用。这里，他特别强调，仅仅靠资本积累是不够的，极为重要的是资本的有效配置。在他看来，虽然以投入为基础的增长最终确实是有极限的，但新兴工业化经济基于投入的经济增长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他特别指出，东亚经验进一步证实了物质资本与反映物质资本的投资效果的技术进步是互补的，物质资本越多，则无形资本的作用越大。因此，一个经济在由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无形资本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道路。最后，他认为东亚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是保持物质资本的增长，鼓励和促进储蓄和投资，包括低税率，控制通货膨胀，维护要素流动以及基础设施;二是保持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维护贸易和市场竞争，维护法治，消除市场失效的情况，对于那些非贸易部门，如很多服务行业，需要特别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是缩小无形资本的差距，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无法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些经济体需要扩大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投资，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政策可以作为非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手段。事实上，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在于正在积累的和不断更新的无形资本。[68]
克鲁格曼的研究建立在刘遵义等人论文的基础上，但他的看法与刘遵义本人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既然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P.克鲁格曼称之为“流汗”)，而不是技术进步(P.克鲁格曼称之为“灵感”)，它们虽然能在一定时期中保持极高的增长率，却不可避免或迟或早地出现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递增的问题。
所以，他在文章里干脆将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增长相提并论，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面临的问题与苏联计划经济下的外延经济增长模式如出一辙，最终会与苏联经济一样出现增长率下滑，所谓的“奇迹”不过是“纸老虎”而已。[69]正像P.克鲁格曼后来总结的，东亚地区被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称作“亚洲高绩效经济”(HPAES)，然而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虽然实现了高增长，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根据该研究报告的计算，1960—1990年期间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是很低的(见表8)。截止到1997年，马来西亚要将GDP的40%用于投资，新加坡也要将GDP的40%—45%用于投资，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在整个东亚地区，ICOR达到5倍的高水平。由于资本等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相关经济从高峰落入低谷则不可避免。[70]
表8 1960—1990年东亚高绩效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3年。
时隔不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降临。这似乎证明了P.克鲁格曼确有某些先见之明。[71]而发展经济学界对“东亚奇迹”的讨论热潮很快消退，经济学家们谈到东亚的时候，重点开始转向了裙带资本主义之类的体制弊端;而一些当年“东亚奇迹”的支持者们，则不得不在发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7年之后，对“东亚奇迹”重新加以检讨[72]。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历表明，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所支持的经济增长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对于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就的经济而言，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或者用速水佑次郎的话说，东亚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实现由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73]
【注释】
[1]本文选自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2]引文重译自下述文字:“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are more powerful than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见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1964)，p.383。
[3]《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化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4]P.萨缪尔森在他开创性的《经济学》教科书从它的早期版本到最近的第18版，一直保留了“增长理论”这一章节，并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按其增长模式的不同，区分为“起飞前的阶段”、“早期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等三个阶段(参见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1998)。研究竞争力的专家M.波特(Michael E.Porter)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各国竞争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它就是:(1)生产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竞争的优势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2)投资驱动阶段，竞争力的提高主要靠大规模投资于成熟技术和先进的机器设备;(3)创新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靠产品、加工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方面的持续创新来提高竞争力;(4)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质量的生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前面三个阶段与萨缪尔森的三阶段相类似。参见M.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561页。
[5]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77—92页。
[6]多数经济史家把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起讫年代大致上定于1770年到1870年之间。
[7]张培刚根据20世纪前期经济学用语的情况指出，industry(工业、产业)一词有狭义的用法和广义的用法之分。前者是指“制造业，以有别于农业以及商业与运输”，后者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经济活动，如C.克拉克所定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时多数研究工业化的学者包括张培刚在内，用industry指称制造业。他说，“我们将狭义地使用这个概念。狭义的工业只包括制造及机械生产”，而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也只是指“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参见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48—252页。
[8]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有机构成”是指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指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包括买原材料、买机器设备的资金，因为这部分资本并不创造剩余价值，所以，叫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是指用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因为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价值增值(即创造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叫作可变资本。
[9]张培刚(1949):《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10]参见E.派克编(1966):《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蔡师雄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汤普森(196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1]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页。
[12]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
[13]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9—692页。
[14]同上书，第830—832页。
[15]列宁(190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4页。
[16]列宁(1893):《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页。
[17]据考证，列宁是在1922年写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才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第一次使用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产业分类(列宁［1922］:《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729页)。从那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往往把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轻工业和重工业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混为一谈。
[18]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8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600页。
[19]斯大林(1926):《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20]斯大林(1946):《在莫斯科市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21]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8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7—599页。
[22]关于费尔德曼模型，请参看E.多马(Evsey D.Domar，1957):《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型》，见多马(957):《经济增长理论》第9章，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28—263页;以及M.埃尔曼(Michael Ellman，1987):《格里戈里·亚历山德洛夫·费尔德曼》，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8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23]以上均见E.多马(1957):同上书，第259—263页。
[24]M.埃尔曼(1987):《格里戈里·亚历山德洛夫·费尔德曼》，见约翰·伊特韦尔等编(198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25]章良猷(1985):《苏联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的争论》，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8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5)》(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596页。
[26]关于这一点，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一书中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27]Walter G.Hoffmann(1931): Stadien And Typen Der Industrialisterung: Ein Beitrag zur Quantitaticen Analyse Historischer Wirtschaftsprozesse.(《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对经济历史过程的数量分析》) Jena: Verlag von Gustar Fischer;其英译本的标题改为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 ies。转引自张培刚(1945):《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12页。
[28]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64—71页。
[29]盐谷佑一指出，随着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作为消费品的金属材料和化工产品在工业产品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这显然不能解释为资本品比重的上升和消费品比重的下降。
[30]S.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31]转引自杨治(1985):《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关于“霍夫曼定理”和对于“霍夫曼定理”的批评，还可以参看方甲主编(1997):《产业结构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7页。
[32]吴敬琏(2005):《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33]对于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和据此制定的增长政策(包括“起飞”理论和“双缺口模型”)的批评，可以参阅曾在世界银行长期任职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0页。
[34]S.库兹涅茨(1963):《关于“起飞”的评注》(Notes On The“Takeoff”)，转引自伊斯特利前引书，第30页。
[35]参见H.Chenery and A.Strout(1966):“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外国援助和经济发展》)，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1966，pp.679—733。
[36]W.伊斯特利及其同事曾经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大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前10年的增长率与后10年并没有什么相关性。罗斯托所说的起飞之后就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经验根据。参见W illiam Easterly，Michael Kremer，Lant Pritchett，and Lawrence H.Summers(1993):“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好政策还是好运气?——国别增长表现与暂时性冲击》)，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32，No.3，pp.459—483。
[37]参见S.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S.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S.库兹涅茨(1973):《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S.库兹涅茨把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起点定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认为，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渡发生在1820年左右(A.麦迪逊［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不过从S.库兹涅茨所作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到，即使在他看来，现代经济增长只是到19世纪后期才全面展开的。
[38]R.M. Solow(1956):“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 th”(《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Feb.)，pp.65－94.
[39]美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889—1913年工业高峰时期和“二战”后1946—1955年的重建时期的20%;德国在1891—1913年和1952—1958年时期则为21%;日本的投资率在20世纪的60和70年代的高峰时期达到32%左右，旋即下降。参见Weijian Shan(单伟建，2005):“China Yuan Is Overvalued”《人民币被高估了》，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载《亚洲华尔街日报》)，2005年6月23日A7版。
[40]T.W. Swan(1956):“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Econom ic Record，Vol.32，pp.334—361.
[41]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批评和对索洛外生增长模型的解释，可以参看W.伊斯特利(2002):《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42]在索洛改写的生产函数中，不能由劳动、资本等资源投入解释的产出余值，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全要素生产率常被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43]需要顺便指出，E.多马在读到R.索洛1956年的论文“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 ic Grow th”(《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后立即响应道:索洛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他本人则由于采用了产出与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这一“比较简单的处理办法”并把投资看作增长的唯一源泉而“经常感到内疚”，见多马(1957):《经济增长理论》，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0页。
[44]R.M.Solow(1957):“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技术变化和总生产函数》)，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Vol.39(Aug.)，pp.312—320.
[45]W.伊斯特利在前引书《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中，对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的不足以及从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的发展也作了深刻的分析。
[46]T.舒尔茨(1951—1988):《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9页。
[47]当某一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个人或企业)只得到该项活动所创造的部分收益，或者说该项活动的社会收益大于当事人本身的收益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
[48]P.Romer(1986):“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ber; P.Romer(1990):“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内生的技术变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October。
[49]R.卢卡斯(Robert E. Lucas，Jr.，2002):《经济发展讲座》，罗汉、应洪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该书收录了卢卡斯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论文。
[50]以往研究发达国家增长经历的研究称为增长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学科是发展经济学。
[51]X.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2001):《15年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黄少卿译，见《比较》第19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52]P.巴丹(Pranab Bardhan，2004):《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吴素萍译，见《比较》第18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53]P.萨缪尔森、W.诺德豪斯(1985):《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8页。
[54]S.库兹涅茨(1966):《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5页。
[55]S.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6—79页。
[56]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57]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对于早期经济增长何时开始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S.库兹涅茨把它定在1760年前后，A.麦迪逊则把它定在1820年左右;但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在19世纪后期全面展开，学术界似乎并没有不同意见。
[58]我们在本文的“三、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中还要谈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第二重含义，即“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59]参见《不要自以为可以回避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载《中国信息界》，总第41期(2005年1月);同见《路径选择:重化工业还是信息化》，浙商网，http//www.zjsr.com，2005年3月24日。
[60]《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地首选地——中国经济重工业化》，载《香港商报》，2004年2月26日。
[61]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6条“基本原理”之一(斯大林［195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0页)。从他的这一论断看，斯大林坚信投资(积累)乃是增长(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62]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8页。
[63]参见A.Hewett(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苏联经济改革》)，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e，pp.72—76。
[64]林毅夫(2003):《〈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序言一》，见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脚注。
[65]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见吴敬琏(2003):《吴敬琏自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260页。
[66]参见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对“东亚奇迹”讨论的评述，请参阅吴敬琏(1995):《“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见《何处寻求大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67]按照刘遵义1996年的研究，中国增长的各要素贡献率为资本92.2%，劳动力的贡献率为9.2%，技术进步则为－1.4%;日本分别为62.9%，4.7%，32.4%;新加坡60%，20.9%，19.1%;法国37.8%，－3.35%，63.55%;美国为32.95%，26.2%，40.9%。中国还处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的“流汗”，即靠资源投入增加维持高增长率的增长道路上。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汇率报复案不合理也不合法》，2005年4月20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50420/n225260057.html。
[68]刘遵义(1997):《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88—97页。该文的索引给出了有关新兴工业化经济生产率度量的最基本文献。
[69]以上均见Paul Krugman(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ol.73，10—12月号，第62—78页。更为通俗的表述见克鲁格曼(1994):《兜售繁荣:期望低谷时期的经济意识和空谈》，胡苏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0]P.克鲁格曼(1999):《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朱文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8页。
[71]Paul Krugman(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东亚奇迹的神话》)，Foreign Affairs，Vol.73，10—12月号，第62—78页。
[72]J.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编(Joseph E.Stiglitz and Shahid Yusuf，2000):《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朱文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3]速水佑次郎(1998):《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6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