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困境和出路

国民经济的困境和出路^[1]

(1990年9月)

目前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是全国上下都在关心和议论的问题。怎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照我看，这与其说是一个微观经济的资金筹措和经营管理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宏观范围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问题。所以，讨论企业问题，要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大局谈起。

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浅层问题明显缓解，深层问题尚未消除

1988年7—8月间发生挤兑、抢购风潮以后，党中央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89年下半年物价指标迅速下降。9月份全国零售物价对上月的环比指数降到零。以后几个月这个指标都在零左右。虽然代价不小，但只用几个月就把物价稳定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出现了市场疲软、开工不足、企业资金紧张、亏损增加、财政减收等问题。

当时，对于形势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估计是: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表明治理整顿的路子是对头的。虽然出现了市场的“局部疲软”，只要调整“紧缩力度”，也不难消除。另外一种估计是:总量紧缩只解决了“浅层”的通货膨胀问题，“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问题尚未触及。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济发展面临以改革促调整的新阶段”。

当时，第一种估计是占主导地位的。据此，国家数度拨出“启动资金”，“有倾斜地”贷放。不过，几次“启动”都未成功。9月底，国务院决定适当放松银根，要求在第四季度较大规模地启动市场。1989年的信贷计划是余额增长1600亿(增长15.16%)，前三个季度只增长了600亿，领导上要求在第四季度把剩下1000亿放出去。10月份的情况是，大家都不要贷款，说是利息太高，怕将来还不起。但到11月、12月，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给贷款就要，结果超额完成任务，贷出1260亿，全年贷款余额增加1858亿元。虽然年末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17.6%(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3.9%)，市场还没启动，一直到1990年6月份工业增长速度才有明显回升。这时乐观情绪占了优势，认为国民经济已经走出困境，只要6月份的日产值能继续保持下去，1990年工业生产增加6%没有问题，所以，不必着急。可是情况并不稳定。7月份工业日产值下降了15%，8月份回升也不够有力。估计1990年农业虽然可望丰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大可能高于1989年水平。

总之，从1989年10月到现在，共注入贷款2500亿，可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放贷，并没有达到带动工业增长的效果。那么问题在哪里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注入的贷款还不够，要更大规模地注入贷款，就可以“启动市场”了。不少经济学家比较担心，这样大规模的贷款贷出去以后，经过一年左右就形成购买力，而在供给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危险。贷款出去后，不管是发工资奖金，还是搞投资，最后都会变成居民收入。一年来2500亿贷款没有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是靠居民储蓄流回。1989年每月居民储蓄增加100亿，全年增加1300亿，1990年每月增加165亿，全年将增加2000亿。储蓄是银行负债。如果储户提存购买而没有足够的商品，就会发生麻烦。1988年老虎出笼，发生抢购风潮，应当引为教训。

还有别的议论。例如有人说靠给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贷款启动只能增加中间需求和库存积压，不起作用，要启动最终需求。最终需求有二，一是投资需求，一是消费需求。李鹏总理年初提出的九点措施中，实际上有几条是有利于增加最终需求的，例如增加投资，放松对集团购买力的控制等。

有的同志认为增加消费是启动市场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笼统地说消费不足恐怕也不准确。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连续几年下降，这是不正常的。城市的情况却不是这样。1990年1—6月份，城市职工收入增加7%，生产几乎没有增长，没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是投资大量减少，二是储蓄大量增加。如果继续增加居民收入，虽然会有暂时的启动效果，但是如果生产不能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不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恐怕也难以为继。

于是好像遇到了疑难杂症，如何解决，苦无良策。其实，现在碰到的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早已有之，近年反复出现过的。我们应当研究事情的规律性，找到问题的病根所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比如说，1989年9月间的情况就同1986年2月的情况很有点相似之处。当时的工业增长率也是0. 9%。市场疲软、开工不足、资金紧张、三角债等现象都有。当时领导上用的是对症治疗的办法，即放松银根，增加贷款。这一招好像很见效，3月份经济就回升了，4—5月份工业增长率一直上升。领导上似乎认为已经进入良性循环，只有少数经济学家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有重大的缺陷，单纯进行总量调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贷款增加很快，一个季度差不多把全年流动资金贷款指标用完了，下半年就超计划贷款。经过一年时滞，到了1987年夏天物价上涨得很快。8月初，中央不得不决定采取财政和信贷的“双紧政策”。经过1987年10—11月的严厉压缩，到年底物价倒是稳下来了，可是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开工不足、资金紧张、地方财政赤字等问题。1988年初，再度决定放松银根。那一年的一号文件说，1987年的经济形势证明，我们既能保持高速度，又能有高效率，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决定改变“双紧政策”，支持高速度增长。其实这时候，通货膨胀已经临近。1988年1月份对上年同月的物价上涨率是9%，2月份是10%，以后每月增加1个百分点，到了5月份已经增加到了13%。5月全国已经出现零星抢购。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通货膨胀无害论，所以，领导上坚决不同意治理经济环境，而是主张在执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情况下进行价格改革。这样，到7—8月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挤提存款和抢购。

通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重复出现的“扩张—紧缩”波动。对于这种波动，仅仅采取总量调节的对症治疗法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不能针对深层的问题加以解决，对症治疗的结果只能是“一放就胀，一收就滞”，而且矛盾会越来越深化。1985年治理环境，半年后物价下来，又过了半年，才开始出现停滞现象。随后一放松银根，速度马上就上去了，通货膨胀过了一年才到来。1987年底的一次就不一样了，物价下来不到2个月，就产生了市场疲软，然后放松银根，速度上去了，但几乎同时通货膨胀也上去了。这一次就更加严重了，通货膨胀率1989年9月份降到零，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到零，然后放松银根，注入贷款，一年中注入贷款2500亿元，速度还是上得很慢。

那么，深层问题何在呢? 1986年的时候，已经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结构不良，效率太差。所谓经济结构，是指资源的配置状况。一个经济的资源配置结构好，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就高。最重要的经济结构是部门结构，即各个部门是不是按比例地发展，如果各部门七长八短，就会造成浪费。另一个结构问题是资源的地区结构。如果每个地区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都能从分工中得到好处，并保证整体效益的提高，否则每个地方不管优势劣势，都搞一套相同结构的“经济体系”，势必事倍功半，两败俱伤。同时，大家一拥而上，就会形成“小而全”的经济格局，谁也达不到最小经济规模。还有，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很重要。有效率高的企业，有效率低的企业，要提高效率，就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效率高的企业，否则效率高的企业吃不饱，效率低的企业还在那里浪费资源，就会使社会经济效率降低。目前我国各方面的经济结构都存在不少的问题:部门结构“短”的“短”，“长”的“长”，比例失衡;地区结构“同构化”，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企业规模过小;企业组织良莠不分。所有这些都使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降低。1981年总结30年经验的时候，曾经研究过我们的效率状况，认为效率太差。例如，我国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2.2倍，日本的4倍。这是结构不良的综合表现。近年来效率有降低的趋势。据说目前我国每万元产值的能源耗费已是印度的3.3倍，日本的8—10倍。

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只能靠勒紧裤带，保持很低的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维持高投资和高速度，否则就会面临如下的两难困境:当你要求提高增长速度，就会面临高通货膨胀压力;而在采取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情况下，增长速度就会“滑坡”，陷于衰退状态。这就是近几年出现膨胀—萧条循环的深层原因。

这里，我顺带说一下所谓“市场问题”。目前不少人都在说，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问题。但是各人对什么是市场问题理解的差异却很大。有人认为所谓市场问题就是人们购买力不足，所以，许多商品没有市场，卖不出去。这种理解似乎过于简单。列宁在19世纪末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所谓市场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列宁指出:所谓市场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问题，而实现问题的实质又是比例关系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把社会生产简化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怎样才能使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品实现呢?就要按一定的比例，即I(v+m)≥c，只有这样，商品的价值才能得到补偿、实物才能得到替换，换句话说，它们才能得到实现。如果各种产品之间不成比例，那么社会上就会有一部分产品得不到实现，或者是没有人要，或者是要的人没有钱。所以，市场的本质问题就是经济结构问题。联系到中国的情况，近年来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盲目发展，在我们这个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00美元的国家，彩电生产能力达到2000万台，洗衣机1700万台，电冰箱1400万台，西服10亿套……如果不能出口的话，肯定有一部分是卖不掉的。如不对结构加以调整，就会引起整个社会流通的阻滞。

有的同志认为，目前市场疲软、部分产品积压，可以用多发票子、增加需求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也是一种就事论事、“头痛医脚”的办法。我们都知道，企业的资本只有依次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个阶段，才能顺畅地流转。一个环节卡住了，就循环不下去，就会发生周转不灵的情况。我不是小看诸位企业家的能力，每个企业的资本能不能顺利周转，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本身的经营，而要以宏观经济状况——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否协调为前提。如果经济结构七长八短，存在着严重的实现问题，企业资本周转阻滞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比如说，现在有年产2000万台的彩电生产能力在运转。这些工厂把工、料投进去了，但因为显像管的配套能力只有几百万个，大部分投入的工料变不成成品，而是在生产资本的阶段上“沉淀”下来了。在商品资本的形态上“沉淀”下来，不能以货币资本的形态流回，于是企业的资金紧张，第二轮的生产无法开始。一个企业的商品资金变不成货币资金，别人的货币资金就变不成商品资金。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间的供产销关系是错综复杂、相互衔接的，一个环节停下来，另一个环节也要停下来，整个社会资金就循环不下去。1986年春天我们在上海研究三角债的时候，发现“流动资金后移沉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用放松银根来解决三角债问题是不能奏效的。因为，如果不解决结构问题，你投进去多少，它在循环中就沉淀多少，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每次投放，只能使资本在循环中只挪动一个阶段，使经济开始“转动”，但转一下又停下来。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是6次启动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当然，要是不害怕通货膨胀的话，可以大量地、不停地投入货币，支持市场繁荣。投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河流里面滩头、小山包很多，增加较小的流量不能使河流顺畅地流动，只有增加到把河里的小山包全都淹没，河水就能顺畅地流了，可是这时候水位太高，随时有决口的危险。也就是说，这时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危机。

二、深层问题的根源:指令性计划体制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改变这种结构不良的状况，求得经济的有效率的增长，并不是刚提出来的新课题。大家都还记得，要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效益的轨道上去的口号，至少已经叫了10年。1988年12月，又提出过治理整顿把主要精力放到改善结构、提高效率上来。可是至今收效甚微。这不是因为我们认识能力差，而是没有有效的机制去改善结构，没有可行的办法去提高效率。

为了找到改善结构、提高效率的办法，首先要问，效率低、结构坏的原因是什么?从过去的讨论来看，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一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现行体制。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加以分析，最后还要落脚到体制问题上。

拿增长速度问题来说，10余年来，批判高指标、高速度已经多次了，可是屡批屡犯，很难改，这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中国要有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到20世纪末的长时期中，中国经济只能中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4%—6%)或低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2%—4%)，那么人民生活将只能有极少的改善，国力也不能大大增强，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尤其是我国地处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洲地区，我们周围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早已起飞，或者正在起飞，不仅日本和“四小龙”至今仍保持年率为8%—10%的强劲增长势头，新“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近几年达到了6%—10%的平均增长年率，印度最近10年也实现了平均年率为6%的增长。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落后。

问题在于，高速增长并不一定伴随通货膨胀等严重经济问题。例如日本在1955—1973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就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宏观经济政策出了毛病，才出现了两次短暂的通货膨胀。所以，问题的症结是用什么办法取得速度。如果增产主要不是靠增加投入(粗放增长或外延增长)，而是靠提高效率(集约增长或内涵增长)，那就不会引致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的问题出在效率上，或者说，急于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取得高速度上。

那么，什么是决定效率高低的基本因素呢?那就是经济体制。我们知道，经济效率包含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的配置效率(就是资源的部门配置、地区配置、企业配置等是否有效)，一是微观的运作效率(就是企业营运和劳动操作的效率)。这两方面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体制好坏决定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用一整套从上到下的指令性计划来协调各个层次的经济决策，能够强制地动员和集中地使用资源，因此，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初期有一定的优点。可是它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因而效率不高。当资源稀缺经济进入主要要靠集约方式增长的阶段以后，这种缺点就成为致命的东西了。因此，需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正因为考虑到了提高效率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意义，中共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要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奠定新体制的基础。

对于什么是改革，我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都同意改革的实质是把从苏联学来的僵化封闭的传统体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观点在1985年党的代表大会《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和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具体化。

回顾过去，应该说初期的改革是很成功的，尤其是农村改革，配套性比较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完全改变了我国农村经济的面貌;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很迅速，增强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但是，一直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却不能说是很成功的，改革开始以后很长时间国有经济的改革停留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到了后来，连这方面也有停步不前、功亏一篑的迹象。本来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破旧体制同时，就要建立新体制，在国有经济的改革中强调了破，却没有注重立。因此，破是破了不少，靠中央集中计划分配资源的旧体制已经不成系统，新的市场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换句话说，旧的配置者现在已经不大起作用，而新的配置者又不能有效地起作用，于是出现了混乱。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能够充当资源的主要配置者的市场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是有公正的竞争的，任何个人和法人都不能凭借身份、地位、行政权力去垄断市场和干预合法的市场活动。第二，由竞争形成价格，这个价格能够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讲的，既反映劳动耗费，又反映供求。就是经济学上说的，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均衡价格”。第三，市场交易的主体——企业不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企业的供产销活动不是由行政机关来决定的，而是按照企业自己的判断，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的改革大体上只做了事情的一半，即“松绑放权”，减少了一些明文规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常言道:“不破不立。”其实，不立也不可能真正破。因为1986年以后改革停顿，使现行经济体制不能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者和决策协调者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行政性分权造成新的条块分割。旧的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窒息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这种状况，实行分权，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分权，向谁分权，由谁掌握决策权?是按市场方向去分权，即把决策权还给企业，或者说交给市场;还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层次、各部门间划分决策权，即把原来由中央掌握的各种决策权分给地方和部门。1958年以来的历次改革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分清楚市场方向的分权同行政系统内部的分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结果行政性分权占了主导地位。1980年实行财政分灶吃饭，把过去主要由中央掌握的对企业财务的管辖权分到省，省分到市县，市县分到乡镇。另外有几个行业实行部门包干，把权交给部门。1988年进一步制度化，实行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加上信贷的切块包干，形成了行政性分权的体制格局。这种分权，既不符合传统体制政令集中统一的要求，也不符合商品经济建立平等竞争的统一市场的要求。而国营企业则仍然是拴在上级行政主管机关身上的蚂蚱，只不过原来是中央机关的附属物，现在变成了各种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叫宏观管理失控。我们讲的宏观管理是指对财政收支总量、信贷总量、外汇总量的管理，总量管理不管是在哪一种体制下，都是由中央机构进行的。当代世界上决策权力最分散的是美国。一方面，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原则上不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另一方面，美国是由50个国家(州)合成的联邦，行政权力也很分散。但是，国民经济的总量管理是集中的。以货币总量的管理为例，在美国，货币总量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管的，总统都不能干预，各个州政府更不能干预。我们的银行完全是按行政系统设立的，再加上信贷切块包干制度，就出现总量管不住和“钱到地头死”双症并发的问题。我们知道，“货币是没有气味的”，人民币是哪里都可以买东西的。如果货币总量也分散管理，谁想办法扩大货币供应总量，就可以把别人的财富搬过来。与此同时，在贷款额度切块包干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切下的这一块给别的地方、别的企业去用。本来金融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资金流动把有限的资源调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在银行活动地方化以后，金融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另一个问题，是加剧了条块分割，形成了市场割据，或者叫作“诸侯经济”。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和后来在某些行业实行部门包干的初衷，是通过分级财政和包干制度，调动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机关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但是在现行的政企不分的体制下，每一个企业都隶属某一行政主管机关，它们的收入也按行政隶属关系上交。这就使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部门都要尽力铺自己的“摊子”。我的企业越多，我的收入也就越多。所以，1980年一实行分灶吃饭，马上就出现各地大办小卷烟厂、沿海大城市卷烟厂烤烟断档的问题。8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当市长，办酒厂;当县长，办烟厂。”后来扩及到其他部门，弄到毛纺织能力超过国内羊毛供应能力50%，棉纺织能力超过国内棉花供应能力80%，老厂生产能力大量放空，新厂也吃不饱饭。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对当地和对本部门归根结底也是不利的，但在行政性分权体制下，每个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的生存，非这么干不可。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搞重复布点，高成本生产，结果必定是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自己吃亏，所以，不会有人干这种傻事。但在我们这里，不是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政企不分，运动员与裁判是同一个人，于是政府就可以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实行地区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实行市场割据。在紧缺的条件下，是实行封锁政策，不许原材料流出，于是发生羊毛大战、棉花大战、蚕茧大战。在目前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市场割据改变了形式，不许外地产品进来。总之，保护主义把中国的市场切割得支离破碎，叫作切块、切条、切丝、切末。这种做法跟现代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人家从封建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然后发展为多国共同市场，到1992年建立欧洲统一市场，而我们却把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切成块、条、丝、末。1984年我第一次听到有些地方在公路上设立关卡，货物出境要收“离境税”时，大吃一惊，因为我以为恢复了19世纪末清政府设立、1931年取消，史称“厘祸”的“厘金税”。苏南曾经是中国最早市场化的地方，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853年开始，清政府为了给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地主武装筹饷，设立了过一道关卡收一道税的“厘金”。厘金制度造成了市场割据，市场割据阻碍了当时最有生气的苏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现在许多地方设卡征收苛捐杂税，与厘金有相似的作用。部门保护也很厉害，我们现在高技术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门分割，分散投资，各搞一套。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双轨价格。双轨制出现于1958年，当时为了照顾土法炼铁成本高的特点，为“土铁”规定了高于“洋铁”的价格，1984年被合理化。1984年初的《扩权十条》作为对国营企业的激励措施，允许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可以卖高价。这使双轨价格制度化。在这之前，根据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之父奥塔·锡克(Ota Sik)的建议，国务院领导上是准备进行价格改革的。但是，放开价格的意见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提出，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制订计划价格的权力决不能放弃。在价格不能放开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即:现在存在着大量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对这些企业的物资供应显然不能采取调拨的方式，也不能给它们的产品规定计划价格，因此，必须网开一面，允许计划外产品价格随行就市，于是价格双轨制就形成了。问题是到了1984年，价格改革的意识形态方面障碍已经基本消除，但这个时候，另一种理论又占了上风，即认为通过双轨制逐步实现价格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至少要保留10年至15年。双轨制全面普及到信贷、外汇等各个领域和长期延续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二:

第一，越是重要的产品，调拨的部分就越大，平均价格也越低。这与市场原理恰恰相反。市场原理要求各种商品价格要反映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越是紧缺，价格就应当越高，这样才能促使对这种商品的供求得到调整。价格双轨制下的情况恰恰相反，什么商品紧缺，就要对它加强管制，而管制得越紧，价格就越低。这样一来，只能起“逆调节”作用，使“短线”越来越短、“长线”越来越长，结果部门结构越来越畸形，优化不了。10年来领导上再三讲要加强短线，十二大还把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文教科技提高到战略重点来强调。但是直到现在改善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短线”产品正好是价格最低的，因此，人们不愿增加供给和减少消费。与此相反的是，越是“长线”价格越高，于是大家一窝蜂上，把大量的资源投在长线上，整个国民经济资源浪费极大。

第二，因为价格信号扭曲，使国民经济计算无法进行，企业效率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如果价格是合理的，赢利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的好坏。但在双轨制的条件下，谁能拿到低价原材料、低价能源、国家贷款、官价外汇，谁得到了“特殊政策”可以卖更多的高价，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发过贵溪冶炼厂厂长的一篇题目叫作《白开水与健力宝》的文章，指出目前没有形成平等竞争的环境，好比在运动会上有的运动员是喝白开水的，有的运动员是喝健力宝的，没有共同的“起跑线”，没法开展竞赛。在这种情况下，素质再好的企业家也只能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跑部钱进”、寻求“特殊政策”上，很难发挥企业家的才能。此外，加剧了“分配不公”的状况。目前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一种平均主义与高低悬殊并存的格局。在企业内部，主要的倾向是平均主义。而在不同单位和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分配不公、高低悬殊却是主要的倾向。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在双轨制下，谁能得到买低价或卖高价的特权，谁就能在转眼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最后，正因为分配权有生财的魔力，自然就会是权钱交易，腐败行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部编了一本名叫《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的论文集，搜集了一批对腐败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文章，它们指出，腐败的一个基础是因为对货币经济进行的行政权力干预和行政管制而造成的那部分差价(西方政治经济学把它叫作“租金”)，行政权力越多地干预货币经济，就会创造出越多的租金。这样，就出现为了争夺租金而进行的游说、贿赂等活动，叫寻租活动。只要寻租活动的成本少于租金总额，这种活动对寻租者就是值得的。所以，前几年茅台酒能卖到300元一斤，这不是因为茅台酒的质量特别好，而是送两瓶茅台酒，可能得到的差价好处，决不止600元。根据胡和立的计算，1987年和1988年，全国的年度租金总额是2100亿—310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20%—25%。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企图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结果是企业既没有得到最主要的自主权，如销售权、定价权等，又使对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这种不建立市场，不让企业在市场的约束下平等竞争，单纯放权让利的做法，并不能达到放活企业的目的。前几年提出过一个口号，叫作“活而不乱”，不搞市场的结果，是“乱而不活”。反过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又成了重新从企业收权的理由，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来协调决策和配置资源，没有市场就要去找市长。所以，规定了多少次了，先有放权10条，后来又是40条，有人统计有100多条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但直到现在企业仍然无权。另一方面，由于预算约束的进一步转化，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等却多有发生。

在缺乏财务预算硬约束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在工业企业中普遍推广了承包制。承包制一方面造成产权界定不清，极易发生侵权行为的状况;另一方面，它在有限范围内给予企业以多产多分的权利的同时，却把企业的产品结构、投入结构等都固化起来，并且激化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单纯追求产值的冲动，因而对于提高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也是不利的。

总之，在改革起步并在农村中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没有继续向前推进，却在半道上停留下来。旧的体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新的市场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困难的最深刻的体制根源。在这种既非命令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资源的配置和企业的经营都不可能有效率。效率低下，结构恶化，就使得我们陷入了目前的困境。既然如此，要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首先改变造成目前结构不良、效率低下状态的经济体制，否则只会进行“逆调节”，使情况越来越恶化。

三、走出困境的战略选择:“行政集权解决法”，还是“催化市场解决法”

对于如何走出困境，目前大体上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是在基本上保持现有体制，只作某些小修小补的条件下，主要靠调整宏观总量政策克服眼前遇到的问题:要是速度滑坡，就放松银根;要是出现通货膨胀，就再收紧银根。在实际经济部门和政府咨询机构都有不少人持这种意见，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但是刚才我所讲的一切都说明，这种办法是不可取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种选择。道理很清楚:既然如同前面所说，目前的困境是由现行体制造成的，怎么可以期望靠它来走出困境呢?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改变。

在主张改变现有体制的人们中，又有两种不同的改法。这两种意见都认为经济困难的深刻根源在于目前这种既非命令经济又非市场经济，两种体制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可是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却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想法。一种是采取“行政集权解决法”，强化中央对资源的控制，至少做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另一种是采取“整合市场解决法”，健全目前分割、扭曲的市场，建立起一体化的竞争性市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都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某种“不三不四”、必须加以改变的东西，改变的方向却大相径庭:一个要后退到三，另一个却要前进到“四”。

先说第一种。有的同志认为，改革一开始就有一个“取向”的问题: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当时出现了一个错误，选择了市场取向。现在这种混乱状态，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说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表现。针对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重新集中，把主要企业、主要投资、主要物资掌握在中央手里，由指令性计划调节，企业以条条管理为主，金融恢复到单一银行体系，严整计划纪律。然后凭借这一套行政协调体系，进行结构调整，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率。从原则上说，行政集权解决法是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恢复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的。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过运用这套办法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功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就是用的这种办法。当时，由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体制下放)和“大跃进”，国民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进展不大，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统一了思想，作出了加强计划纪律的“十项规定”，接着就颁布了“银行六条”、“财政六条”、“统计十条”，对金融、财政和统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和中央垂直领导，并收回了下放的企业，要求“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管得更严更紧”。在这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建立起来以后，结构调整便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地贯彻下去了，主要是:(1)停建、缓建一大批建设项目，全国施工项目由1960年的8.2万个减到1962年的2.5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1815个减到1003个。(2) 6000多万上山“大炼钢铁”的农民回村务农，2000多万“大跃进”中进城做工的农民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回到了农村。(3)对工业企业进行行业整顿，物资消耗大、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中小企业一律关、停、并、转。只经过几个月就渡过了1962年初最困难的阶段。虽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到1970年又因为“统得过多、管得过死”而不得不在“下放就是革命，越下放就越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又一次大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和大办“小工业”，但至少在1963年到1965年这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这次调整中，特别是“六四”以后，不少同志赞成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不过从1989年秋季以来，虽然尝试了好几次，想要收权，都没有成功。有的同志认为，之所以不成功，是一个党性问题，或者说，是缺乏全局观念的思想在作怪。只要中央下大决心，加强党性教育，还是可以把权收上来的。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诚如一些主张实行“行政集权解决法”的同志们所言，只要是真正对全局利益有好处，地方和企业领导同志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有好处，就是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可行。我认为“行政集权解决法”，恢复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格局是不可行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其复杂程度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较已经高得不可比拟。那时乡和乡以上工业企业一共才有十几万个，现在多达50万个以上，而且部门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分工协作关系都复杂得多了。集中计划经济的顺利运转，要求中央计划机关掌握国民经济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的完全信息。而要充分掌握和及时处理如此复杂的经济的巨量信息，是根本不可能的。二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经走得很远。集中计划经济的顺利运转以利益的一元化为前提。对于如此众多的利益主体，是无法用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去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的。例如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有将近一半是非国有，你能对其中几百万个集体和个体企业实行产品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吗?你能对“三资”企业搞计划价格吗?既然做不到这些，那就只能说，恢复集中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全面回到指令性计划体制固然不现实，主要的行业、主要的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他的还是市场调节，这就是全面双轨制。我们的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全面的双轨制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分工协作错综复杂，供产销关系是互相交错的，没有办法把统一的国民经济切成泾渭分明的两块，各行其道。在同一条道路上实行两种交通规则，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经济秩序的混乱是无法避免的。

另外一种走出目前困境的道路，是采取“整合市场解决法”，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比较快地建立有国家管理和行政指导的竞争性市场，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来增强各方面的活力，改善结构，提高效率。这是可以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见效的。

对于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存在几方面的顾虑，或者说，有几种反对意见。

第一是政治方面的顾虑。许多同志怀疑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同公有制兼容。我认为没有理由说二者不能兼容。当然，市场经济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因此，它同任何独家垄断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国家垄断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但是，公有制并不注定要采取目前这种国家垄断的形式。我看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把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为以公有制的法人(包括各种社团法人、金融机构、政府组织)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分散持股的法人组织，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就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内做到的。目前西方有些政治家正在利用东欧的剧变宣传一种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论据主要是两条:(1)现代经济只有以市场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才有可能有效地运转，反过来说，不实行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把经济搞上去的;(2)西方民主、财产归私人所有和市场经济是“三位一体”的，三者全要或者三者全不要，二者只居其一，因此，要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社会主义。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这本书里就是用这套理论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的。他在书中断言，不论中国改革成功与否，共产主义都会在中国失败，要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了，实现了市场化，由于市场经济是同西方民主和私有财产制度紧密联系的，它必然会否定共产主义。反之，如果中国改革夭折，经济搞不好，老百姓会怨恨共产党，共产主义也会失败。驳斥布热津斯基之流论调的方法有两种。比较常见一种是承认他们的第二条道理，否认他们的第一条道理。这就是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同西方民主、财产私有三者不可分割，共同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实行市场经济而以指令性计划为主，也完全能搞好，因此，我们应当三者全不要。对于这种驳法，我总有些担心。因为，几十年来一系列国家在保持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条件下改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状况的努力，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上。我也不同意布热津斯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的结论。但我的论证方法同常见的方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的第一个论点是对的，是已经被现代经济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他们的错误在于，第二个论点是武断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要以私有财产权和西方民主为前提。市场经济是可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和以社会主义民主制为政治外壳的。我们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是能够腾飞的。

第二是经济方面的顾虑，就是说，担心采用市场取向的解决办法，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会不会损害我国经济的计划性质，使它陷入混乱状态。有些经济学家从实际的经济利益，有效、有秩序的、稳定的运转着眼，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混乱的经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历来就是这么说的:市场经济就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但辩论中，我多次提问过这些认为只有指令性计划才能保证有秩序、按比例的同志，是我们这样的经济比例性高呢，还是日本那样的经济比例性高?他们都承认我们的计划性比他们差一点。

其实这种把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看成有我无你、此长彼消的两种属性，把市场经济同无政府状态划等号的传统观点早就被经济学家否定了。记得早在1959年薛暮桥同志就讲过，有计划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并不存在太极图式的关系，黑的一块大，白的一块就小。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从不同的角度界定经济的性质的。所谓计划经济，指的是这种经济的运行状态是稳定的，能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的大体协调。它的对立面，则是混乱的、剧烈波动的运行状态。至于市场经济，则是从谁是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度对经济的性质作出界定的。所谓市场经济，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配置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这种配置方式的对立面，是以行政命令或指令性计划为主的配置方式。经济的计划性既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配置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辅以行政指导的办法实现。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等一系列国家在后一种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持续、稳定、协调的高速度发展，就是对市场经济必然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成见的最好驳斥。有人说，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搞没有任何社会管理和政府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其实即使在18、19世纪，这样的市场经济也只是资产阶级先驱者的一种幻想。在当代世界，更没有人会企图去建立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一进入正题就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达到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至于近代经济，更是有国家干预的社会管理的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我们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叫作有社会调节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肯定是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

第三种疑虑同上面两种有原则的不同。它并不认为推进改革的市场方向有原则性的错误，而是觉得目标虽好，但很难实现。这种疑虑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经济向以市场协调为主的经济的平稳过渡，不但取决于良好的经济环境(总供给同总需求的对比越是宽松，过渡的震动也越小)，而且取决于市场主体(独立企业)和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而这种发育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无论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还是在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中，“长期稳定论”或渐进过渡论都是受到多数人支持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这样做当然是利多弊少的。问题在于，原有体制越是失效，经济环境越差，就越有必要加快过程的进程，否则情况会愈拖愈坏，终至陷于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相反，倒是采取“短期稳定”战略(日本)或“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战略(东欧某些国家)的国家，在克服艰难险阻以后走上了坦途。回头来看中国，向有社会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并不是人们原来想象得那样坏的。首先，经过从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的一年治理，物价涨势迅速回落，甚至出现了市场疲软的现象，这就说明过去一些同志用以反对加快改革步伐的一条主要论据，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出现总需求与总供给比较接近的宽松环境的论断是不见得正确的。而1989年9月出现的市场疲软现象，给了大步推进改革以稍纵即逝的机会。与此同时，对于10年改革中我国企业家竞争意识、赢利意识的提高也不能估计过低。只要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和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政企分开的决定，取消行政机关对企业的微观干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管人员会迅速成长，在竞争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此外，对于10年来市场发育情况也不能低估。虽然目前我国国内市场还被条块行政系统切割得相当零碎，市场信号也因行政定价制度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的保留而严重扭曲，但是市场已在命令经济的大量缝隙中蓬勃成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次我在苏南考察，对于像苏南这样的地区市场因素的成长势头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当然，实行“整合市场解决法”还有其他一些困难需要解决。例如短期失业的救助问题，就需要专门讨论。但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风险是可以控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内的。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中央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大力推进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兴盛是很有希望的。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1990年9月5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