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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供给方采用“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治理通货紧缩

时间:2023-09-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981年里根任美国总统以后,按照这种经济学主张采取了解除管制、放开竞争、降低企业税负、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来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党的十五大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包含着激活“供给方面”的活力的内容。这种心理状态极不利于扭转通货紧缩趋势。

激活供给方采用“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治理通货紧缩[1]

(1999年6月)

1998年6月,有一位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因而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温和的通货膨胀来扭转这种局面。起初有的政府领导人是接受这种判断的,但货币当局的经济专家有反对态度。后者认为,通货紧缩有两个特征:一是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二是货币供应的负增长。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具备第一个特征,但并不具备第二个特征,所以,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同样,也不必修改我们此前执行的“适当的货币政策”。

我对这一争论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所谓通货紧缩,无非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这样一种状况。过去18个月物价指数持续走低的情况说明,通货紧缩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问题在于,货币流通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货币供应数量,另一个是货币流通速度。在当前的中国,虽然货币供应量是上升的,但从商业银行有大量闲置头寸存差等情况看,说货币流通速度有大幅度下降大概是不会错的。这样,用货币供应数量还有一定增加来证明中国并未发生通货紧缩,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第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从增加需求入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应当采用“供应学派”式的政策,采取一切手段使“供应方面”(企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得以发挥出来,由此形成供给方面扩张与需求方面增大的良性循环,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我们知道,所谓“供给学派”(supply side economics)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潮。当时,这些国家战后一直采用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出现失灵,导致停滞与膨胀两症并发的“滞胀”(stagflation)现象。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坏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取决于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也不应该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给方面”倾斜,使企业提高竞争活力和增大投资积极性。1981年里根任美国总统以后,按照这种经济学主张采取了解除管制、放开竞争、降低企业税负、扶持小企业等一系列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来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回过头来看,供给学派的政策在减少财政赤字和治理通货膨胀上并没有取得共和党在竞选时曾经许诺的好结果,但在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方面却有明显的成效。许多人认为,这正是90年代美国经济保持长期繁荣的微观基础。

反观中国的情况,1998年中期中国政府采取的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增长的做法在9月以后收到一定的效果,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这种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政府支出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政府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国民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所以,继续把政府大规模投资作为拉动1999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以提高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而加税,还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为了扭转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我们除了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更明确地采取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之外,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实施“向供给方面倾斜”的政策方面去,采取一切手段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我们在释放企业和企业家被旧体制及“左”的意识形态所抑制的活力方面有很大空间。党的十五大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包含着激活“供给方面”的活力的内容。而且这种方针在过去两年的实践中已经见到了初步的效果。一些对十五大方针贯彻得比较好的地区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出口增长,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十五大的方针,更充分地依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在供应方面开辟新的增长点,就能够使经济活动全面活跃起来,实现经济形势的稳定的转变。为此,我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进行以下工作:

1.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方针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确宣布并认真扶持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企业,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继续贯彻“放小”的方针,把它们改造为真正的企业。清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歧视性政策,努力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与建设小城镇相结合放手发展中小企业。

2.对目前大中型企业中的某些“翻牌公司”实行认真的企业制度改造,使之成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的现代企业。其中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3.进行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重组,推进它们的企业制度改革,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改变目前资本市场“垃圾股”充斥、投机气氛迷漫、违法违规活动盛行、价格大起大落、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状况,使之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信息透明、规则明确的良好投资场所。

4.认真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政府行政部门不应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供产销等微观经济决策,更不应当做“裁判员下场踢球”那种傻事。所有公务人员都应当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为人民、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5.近两年来经济形势由上行转为下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国内政策环境复杂多变,市场失序状况愈演愈烈,使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产生不良预期。在这种预期心理的支配下,消费者储币惜购,民间投资顾虑重重。这种心理状态极不利于扭转通货紧缩趋势。因此,在执行“向供给方面倾斜”政策的同时,要通过反复重申并在实际生活中坚持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十五大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人们艰苦创业的干劲,坚定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改善企业家和消费者的预期,以便聚集实实在在的“人气”,增强供给方面的实力,使经济活动活跃起来,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注释】

[1]载《经济与信息》,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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