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

金融海啸和中国经济^[1]

(2008年12月)

我想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因应的措施谈谈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好像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金融海啸是美国的经济危机，甚至把它叫作“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美国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20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出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个美元是受黄金的约束的，世界各国都可以以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第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迅速走低。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接近于0。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第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受一些经济学家的启发，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 exuberance，现在往往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从此以后格林斯潘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经济，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各种衍生工具的规模巨大，到爆发前夕，美国衍生产品总规模已经到了53万亿美元。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非常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线。

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和独善其身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或称储蓄与消费的失衡)和外部失衡(即国际收支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情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作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资源投入来支持经济增长的。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早期的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的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就用了这样的方法。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了很大的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是得益于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提高的积极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10多年以后，就出现了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原来的利益格局使得这种改革很难进行。从中国来说，2003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要实现人民币升值，但这种意见始终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可。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缓慢升值呢?唯一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外汇。所以，从2003年开始，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是1. 9万多亿美元。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国家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上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大致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全部冲掉。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有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 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万亿—10万亿元)。

中国经济投资驱动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其实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就有所暴露，但一直没有得到治理。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经济发展无法再持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特别复杂。

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贬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却突然中断。

第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作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我们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

可以考虑的短期对策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

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谨慎从事。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1998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间国务院对劳动合同法执行的14条豁免规定、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翻明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可以考虑的长期对策

从长期来看，就国内经济而言，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应当对这些做法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这次金融海啸对于美国和世界都是福音，如果它能使美国人认识到这样一种发展的方式是持续不下去的，要和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健全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于世界、对于美国都是有好处的。

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方向、要求采取的措施现在看来都是合适的。可是转变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限制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应该发展出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但是这种产业的发展现在看起来也是太缓慢了。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太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增加值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同这种意见。虽然中国技术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所以，现在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主要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在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R＆D)、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的建立，这一系列的改革决定了能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注释】

[1]这是本书作者在《财经》杂志2009年1月24日举办的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闭幕式上的演讲，收录在《财经》年刊《2009:预测与战略》中，2008年12月13日发表时题名为《中国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