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正本清源，分清是非^[1]

（2001年7月）

为了在转轨时期的大变局中找到自己的正确方位，思想理论界人士需要对这个变革过程的基本态势和主要趋势有清晰的认识。

马克思和列宁曾说过，德国和俄国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更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而100多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也可以说是受市场经济不发达之苦远甚于市场经济发达之苦。这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暴露出种种弊端，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加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由此提出的背景。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处理的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得多。

正因为旧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便很容易走向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曾经一度出现过好的势头，可是不久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权急速地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把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推翻了当时看起来十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按照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的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但是恢复时期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否定了党的“七大”确定的纲领，急速转向在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以为采用集中计划动员和配置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殊不知集权计划经济不但由于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人民生活水平在1957—1977年长达20年的时期中几乎没有什么提高；而且由于抑制了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当家做主权利的发挥，官僚主义和腐败也逐步滋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竟然落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问题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有些人以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作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发生这种情况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下，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后进国家通常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加之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存，更增加了“权力搅买卖”、进行“寻租”活动的可能。这样，腐败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变得相当突出了。虽然此后领导上一再提出了“肃贪反腐”的要求，但是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

在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盛行的情况下，另外一个极端的思潮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就是鼓吹向旧体制开倒车。有的人认为，当前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这些腐败行为和丑恶现象，都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由此论证，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美好往日”去。也有的身在海外的学者，不理解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将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与自己较为熟悉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弊病相类比，从“左”的方面介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支持与市场化改革相对立的主张。

这样一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坏的市场经济；另一端是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正像我在199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所说，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振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应当明辨是非，经常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利于阻止在转轨期间经常发生的以权谋私和掠夺大众的行为，促进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以便为人民造福。

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着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上市制度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也有不少问题的是非并不是那样分明。这时，就需要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例如，人们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存在替换关系”的原理，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我们还是一个穷国，只能考虑提高效率，而不应兼顾平等；另一种认为分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要求，因此，应当提出平等就是一切的原则，而不能把效率放在重要地位。其实读过奥肯的《平等与效率》的人都知道，他认为平等可以从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两个角度去观察。他所说的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负相关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互相促进（呈正相关关系）的。当前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对于这种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的平等来解决。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掠夺大众以自肥：一要尽量减少审批的项目和改善审批办法，以便减少靠权力“寻租”的机会；二要严明规则，切实防止少数人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平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发生结果的不平等。比如说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就业机会越多，收入的水平也越高；相形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备适用的专业技能的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会出现“数码分化”现象。对于市场经济下必然发生的结果不平等，也应当督促政府采取必要的社会政策，例如为全体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条件，增强社会福利设施、累进税和遗产税等制度来加以缓解。

另外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尽力保持程序的公正和起点的公正。在东欧一些国家的转轨过程中采取了“证券私有化”的办法。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最容易做和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把“牌”平均地分给每一个人，然后在打牌的公正博弈过程中把财富配置到最勤劳、最有才能的人手中。但在实际中做的却不是这样。有权的人先拿了大头，然后凭借自己的财富优势继续掠夺大众。所以，程序的公正和起点的公正是极其重要的。在我国“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对掌权的人们“半买半送”而一般职工却被“扫地出门”这类背离社会公正的情况。对于这类不公正的现象，我们应当既严肃又谨慎地对待，既不能听之任之，纵容少数人对大众进行掠夺，又不能因噎废食，放慢甚至停止改革。由于有权力的人们会在不规则的产权变动中得益，而社会弱势集团会在这个过程中受损，支持规范的法治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利的。同时，为了使处于弱势的大多数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知道如何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努力传播真理，帮助更多的人掌握真理。如果思想理论界同仁明知故犯，或者只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而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那就意味着丧失了职业的操守。

总之，我认为思想理论界同仁要在戮力同心推进改革的同时力争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要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提出真知灼见，担当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注释】

[1]载《读书》，200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