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难忘的红色出版家

陈翰伯：让人难忘的红色出版家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陈翰伯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参加《读书》杂志的服务日。作为《读书》的创建者之一，只要有时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会来的。

会议照例遵循着"没主持人，没主题，没开始，没结束"的《读书》风格，与会者照例轻松自如地交流;但这一次，陈先生却没有"照例"操着他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侃侃而谈。他说过几句话后，就默默地坐在那里，目光宁静，似乎在想着什么。身边的冯亦代先生问他怎么了？他说，只是觉得很乏力。冯先生劝他要珍摄，他神情低沉地望了冯先生一眼，没说话……

翌日凌晨三点，陈先生起身小解，与夫人说几句话又睡去了。早晨，他的双脚犹有余温，心脏却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时年七十四岁。

陈先生就这样静静地去了，恍然间已是二十年的光景。前些天我读到沈昌文先生的文章《从陈翰伯、陈原讲起……》，文中说这二位被戏称为"CC"的老首长，是他毕生崇敬的导师。这话是沈先生的口头禅，我亲耳听他说过许多次。在沈先生的引见下，我有幸与陈原先生相识，亲手出版了他的多部著作。说到陈翰伯先生，我就有些茫然了，回顾多年来我们的思想轨迹，似乎见不到这位先师的影子。难道是他的早逝阻断了我们精神的交流？或者说沈先生等人的敬重之情，仅仅是因为他漫长而辉煌的革命生涯，因为他做过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等高位么？不会吧。

我开始找寻陈翰伯先生的资料。我发现，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人生的经历极其丰富，但留下的文字却少得可怜。一本薄薄的《陈翰伯出版文集》(书籍出版社，一九九五)，一本《报人出版家陈翰伯》(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在宋木文先生呼吁下，商务印书馆以上面两本书为基础，再次整理出版一册《陈翰伯文集》。仅此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我们按照陈先生自己的划分，所谓"青春办报，皓首编书"，他在三十五岁之前是以新闻工作为职业的。他一九三六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十一月即出任西安《西京民报》总编辑，那时他年仅二十二岁。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西北文化报》编辑;一九三九年专为成都《新民报》写社论;一九四二年任重庆《时事新报》编辑;一九四五年任重庆《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一九四七年任上海《联合晚报》总编辑。十余年间，他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名声很大;他曾经把这些文稿剪贴成十几大本，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交给上海的一位熟人保存。上海解放前夕，那人怕祸及自身，竟然将这些文稿付之一炬。从此，陈先生的这一段文字生涯为历史尘封，这也是他留下文字极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陈先生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暨《学习》杂志编委。一九五八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直至文革初期。就这样调来调去，终日奔波忙碌，留下的文字自然不多。

到了"文革"时期，还会有文章么？说来奇怪，前几天与沈昌文先生小酌，他说有人从潘家园淘到一些商务印书馆的旧档案资料，其中有一大摞陈翰伯先生的文字，有自传，有检讨书等等;那人曾找到沈先生，还送给他一些复印件。我在网上搜索，果然见到一篇文章《潘家园：最自由的民间阅览室》，一位先生称，他会出版一本《陈翰伯另类自传》云云。

文革结束后，陈翰伯先生的文字依然不多，大多是一些讲话稿和回忆录。其中《老生常谈话文风》一文，最让我看重。它其实是陈先生对《读书》的一段批语，沈昌文先生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个批条，将其收入《想起陈翰伯同志》一文中。它大约写于一九八○年，是给《读书》提的十一条意见。其中写道：要废除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要穿靴、戴帽;不要用伟大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总理、英明的领袖;不要用"千里传友情"之类看不出内容的标题;引文不要太多;少用"我们知道"、"我们认为"之类话头;可以引用当代人的文章;不要用谐音式的署名、不要用长而又长的机关名称或某某编写组署名;行文中可以说"一二人"、"十一二人"，千万不要说"一两万人"这类空话;不要在目录上搞"梁山伯英雄排座次"等等。

读陈先生的"十一条"，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噢，想起来了，前些年，我们请沈昌文先生审读《万象》杂志稿件，他不是经常用这样的形式与口气教导我们么？他还告诉我们，陈先生曾经严肃地对他说，永远不要向读者说"应当"如何如何，永远不要把《读书》办成机关刊物……这就是文化传承啊!我终于在沈先生那里，找到了与陈翰伯先生精神沟通的结点。

话说回来，虽然陈翰伯先生留下的文字不多，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一位大出版家，有三件事情足以佐证。其一是创办《读书》杂志，上面已经说了很多，不再赘述。其二是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总理亲批，将"CC"从干校调回北京。一九七五年，他们着手制定"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工程，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两部汉语大词典，一是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一是台湾的《中文大词典》，我们却仅有一本《新华字典》。这种"大国小词典"的局面，实在让国人脸上无光。这个规划拟定，在十年内出版中外语文词典一百六十部，其中中文三十一部，外国语八十一部，小语种四十八部。最重要的五部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同年，邓小平同志看过这个计划后，又把它转给周恩来总理;两周后，即八月二十日，总理圈阅，并在批件上附言："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九月，总理的病情就恶化了。

其三是他一九五八年入主商务印书馆，这是一次"复活"的工作，他启动了《辞源》的修订工作;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吴晗先生组织"外国历史小丛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周扬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洋务运动"。这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先声，比如一九八六年，商务整理出版二百种名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陈翰伯先生主持工作那些年出的书。这套书的编辑思想很有特点，他把选书的时段确定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再按照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划分作为翻译的重点。这样做，除了学术上的高明，还省去了现实中的许多麻烦。

在操作环节上，陈先生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名家译名家"，如朱光潜、贺麟译黑格尔，郭大力、王亚南译亚当。斯密，周建人译达尔文，杨东莼译摩尔根;二是"名家写序言"，名曰"肃毒"，实为"导读"。它让我想起上世纪末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总策划沈昌文先生选取吕叔湘译《沙漠革命记》、《伊坦。弗洛美》，董乐山译《一九八四》，谢瀚如译《诸神死了》;请李慎之为《美丽的新世界》写序，王宗炎为吕译写后记，刘心武为《千年文学备忘录》写序等等，以此与陈先生的两条原则比照，从形似到神似，又是一脉相承。

最后，说一说出版家的颜色。陈先生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当时他在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参与策划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他还曾经陪着斯诺夫人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做翻译，……在陈先生那里，这样的"红色故事"太多了。但我说他是"红色"，并非限于这些，我更多地想到，他一生中对理想的坚定追求，以及他对国家文化事业或曰党的事业的忠贞与贡献。在沈昌文先生的文章中，我读到一段陈翰伯先生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的思想汇报。那是在文革时期，许多人都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屁话，陈先生说的却是"反话"，今日读来，仍然让人震撼，让人伤感。他写道：

"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想把商务的历史作为研究项目，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

陈翰伯简介：

陈翰伯(一九一四～一九八八)，出生于天津，祖籍江苏苏州。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笔名梅碧华、王孝风等。青年时代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参加"一二。九"运动，自此投身于解放事业，在党领导下在白区从事报纸新闻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解放后曾任新华通讯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主管理论刊物《学习》的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编辑工作，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