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孤独感的研究进展

国外对儿童、青少年孤独感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Asher，Hymel和Renshaw（1984）的研究发现，3～6年级不受欢迎的儿童报告的孤独感显著高于受欢迎的儿童；Asher和Wheeler（1985）通过研究发现，被拒绝型儿童是最孤独的群体，而被忽视型儿童的孤独感与其他社交地位较高的儿童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

有学者对儿童、青少年孤独感进行研究提出9个月大的婴儿就有孤独感。Cassidy和Asher（1992）对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儿童的孤独感进行研究，发现大多数儿童很小（5岁）就能够理解孤独感的本质。而Hymel等人（1999）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儿童的孤独感则认为8岁的孩子就能定义和描述孤独感。这些研究发现儿童描述的孤独感本质是情感的和认知的，与不同的情境和原因相关，如冲突、被拒绝、被排斥、被忽视等。同时，Cassidy和Asher的研究表明，在小学3～6年级儿童的孤独感就可以测到稳定的孤独感。Perlman和Landolt（1999）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与人们暂时的身体上的分离就会导致孤独感，青少年的孤独感会随着其情感发展可能发生相应变化；研究也发现那些有中度孤独感的青少年比很少有或经常有孤独感的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好。也就是说，在青春期，孤独感可能会对个体恢复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McGuire等人（2000）研究发现儿童的孤独感有显著的遗传性；Segrin等人认为（2001）配偶在地理上的分离容易导致孤独感；Rokach等人（2001）研究发现文化背景确实影响人们的孤独感，2002年他们在关于北美和西班牙人的研究中得到相同的结果；2003年他们又对加拿大青年和捷克青年的孤独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两种文化下的孤独感差异的混合模式。Qualter（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互惠友谊、克服自我挫败思维模式的学龄儿童的孤独感应对方式；Barros（2003）研究认为孤独感是人格与情景交互作用的结果，与个体的年龄阶段密切相关；Demir（2003）研究表明同伴关系是青少年孤独感的最佳预测源，可以解释34%的变异。

另外，据《芝加哥太阳时报》（2005）报道，美国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有孤独感的人中约48%是由于遗传造成的，其余的人则是由生活环境所致。心理学家通过对大量人群的长期研究发现：孤独感会像感冒一样传染给其他人，邻里之间最具传染性，女性之间比男性之间更容易传染，在1英里范围内彼此不认识，尤其是在现代都市，邻里之间互不来往，人情冷漠，加剧了现代人的孤独感。2009年12月初，芝加哥大学约翰·卡西奥波等人研究认为，孤独感之所以会传染，可能是因为孤独的人不信任与之交往的人，这导致他人对别人也不信任。另一些研究表明：一个孤独的朋友有40%～65%的机会让你患上孤独症；如果你朋友的朋友感觉孤独，那你患上孤独症的概率为14%～36%；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感觉孤独，你患上孤独症的概率为6%～26%。不过这些数据要因人而异，也不乏其例外。据《印度时报》2012年3月5日报道，芝加哥大学研究了孤独是如何影响人的免疫系统，发现“孤独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长期的孤独感对血管伤害特别大。”

目前，西方国家学者关于儿童、青少年孤独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儿童孤独感的概念、理论、预测指标的测量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对孤独感应对方式的研究上。前面第一章对孤独感的概念、理论的分析较为详细，这里不再叙述。下面主要探讨孤独感的预测指标测量、影响因素及应对方式的研究。

一、对孤独感预测指标的测量

西方学者在研究孤独感，十分强调对孤独感的预测，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具体的预测指标。当然，一般来说这些预测指标多数具有某些心理与社会特征。

（一）21世纪之前对孤独感预测指标的测量

Pierce等人（1991）对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考虑了社会支持的一般知觉后，对来自母亲与朋友的支持和冲突的、以关系为基础的知觉能够预测孤独感。Paker等人（1993）对3～5年级的小学生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对孤独感具有预测作用，其中，结识朋友、友谊质量、群体接纳各自都能预测孤独感。Anderson等人（1994）在研究大学生自我责备概念的形成时，通过对两个大学生样本的相关研究发现，行为或性格的自我责备归因风格都能预测孤独感。

Martin等人（1997）进行的一项孤独感研究，结果发现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身体健康状况能够很好地预测美国人的孤独感，而认知和社会支持是瑞典人孤独感的最好的预测指标，社会支持在预测美国人孤独感时表现出了与孤独感的负相关，而在预测瑞典人的孤独感时，表现出了与孤独感的正相关。Kirkpartrick等人（1999）假设宗教信仰，尤其是相信和上帝有联系，比知觉到的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更能预测孤独感，女性被试的结果支持这一假设，而对于男性被试来说，宗教信仰与孤独感既不是不相关，也不是正相关。Kim（1999）的一项孤独感研究发现，对社会支持、社会网络规模、民族依恋情感和功用特征的满意度能预测孤独感。

（二）21世纪之初对孤独感预测指标的测量

Kochenderfer-Ladd等人（2001）通过一项纵向调查，研究了儿童同伴欺骗的特征对儿童孤独感发展曲线的预测作用。Johnson等人（2001）对124名青春后期的被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父母矛盾和家庭凝聚力能够预测青年的孤独感。Cheng等人（2002）利用EPQ、PEI、OHI、UCLA等量表研究了青少年孤独感，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精神质和外倾性能直接预测孤独感水平。

二、对儿童、青少年孤独感影响因素的分析

西方学者对影响孤独感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分析，归纳总结出了许多实证性的、较为合理的影响因素。当然，这些影响因素可能在不同学者看来，其结果也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下面将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性探讨。

（一）性别因素

自从孤独感研究以来，学者们对“孤独感是否具有性别差异”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效。综合西方的研究情况以及国内学者对西方孤独感的叙述与分析，对于儿童、青少年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依赖人们对被试者的“孤独”的测量。

Borys＆ Perlman（1985）对两类孤独感的研究（一类研究采用UCLA量表，其中，没有出现“孤独”字样；另一类研究量表中出现“孤独”字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没有出现“孤独”字样的量表28项研究中有4项检测出性别差异，并且显示男性比女性的孤独感水平更高；使用“孤独”字样的量表11项研究当中有9项研究检测出性别差异，并且显示女性比男性的孤独感水平更高。为进一步探索相反性别差异出现的原因，Borys＆ Perlman（1985）随后进行了实验研究，通过测试对孤独的男性和女性进行评价，发现测试对男性孤独者的评价更消极。因此，他们提出“孤独不存在性别差异，使用孤独字样量表得到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可以归因于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报告孤独。”

Gramer等人（1998）在对256名白人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孤独感的性别差异最初并不显著，但男性倾向于比女性更孤独，但将其归因于男性特征（不是女性特征）已经包含在被试的孤独感得分里面后，这种差异就显著了。

（二）人格因素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是指一个整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即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西方研究发现，孤独感与人格因素具有某些内在的相关性，人格因素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影响人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及处事方式，进而影响人的孤独感。

Perlman ＆ Peplau（1982）研究认为：孤独者更易于羞怯、内向并且社交谨慎。也就是说，经常孤独的人往往内向、孤僻、羞怯、人际关系被动，建立和维持满意的人际关系比较困难，这也增加了孤独的可能性。Stokes（1985）研究了孤独感与外向、神经质和自我坦露的相关性，结果发现，这三个变量都与UCLA孤独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性相关。其中，孤独感与神经质的相关性最显著。他认为，神经质的人往往对人际关系过分敏感，害怕被拒绝，使用过当的自我防御机制，因此常常感到孤独，从而孤独感水平较高。

Helen.C ＆ Adrian.F（2002）探讨了情感孤独与社交孤独和神经质、精神质、外向的相关度，结果发现：神经质只与情感孤独显著相关，精神质与情感孤独、社交孤独两者显著正相关，外向也与情感孤独、社交孤独两者显著相关。另外一些的研究也表明：抑郁与神经质个性的儿童，孤独感明显偏高。Jones（1985）的研究也发现，孤独感与下列因素有关：①情绪的激发和冲突，如，沮丧、焦虑、神经质；②缺乏社交技能，即缺乏自信心、内向、自我肯定程度低；③消极的态度，如，敌意、生活与社会悲观的态度；④低自尊心，即低自尊、社会自我概念低。

当然，西方大量的研究表明，孤独感与人格有关联，但关于内（外）向性、神经质、精神质是否都与孤独感水平显著相关，且它们对孤独的影响力有多大，却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

（三）社会支持

儿童、青少年孤独现象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较为普遍的观点：社会支持与人的心理孤独有着密切的关系。Mithchell等人（1982）和Brodhead等人（1983）研究发现，在压力情境下，那些受到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的心理或物质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所遇到的孤独感要少许多。

在心理学上，人们把社会支持主要分为两大类：①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主要包括物质的援助和直接服务；②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主要是指个体感受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度。从健康心理学的立场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够减轻心理孤独反应，提高社会人际适应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支持变量对人的孤独感水平影响较大。Russell（1987）的研究证明，精神健康、社会支持与孤独相关显著。Jirka研究也发现，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少，他们的孤独感水平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

Stokes（1986）研究考察了孤独感与社交网络变量的关系，他把个体的社交网络分为四个方面：①社交网络大小，即个体社会关系的数量和经常交往的人数；②网络的密度，即个体在社交网络中与其他人交往的频度；③社交网络中与之关系密切的可以信赖的人数，他们能在个体需要帮助时给予全力支持；④社交网络中亲属的比例。研究结果发现，社交网络关系当中关系密切的可以依赖的人数与孤独感水平的相关性最为显著，其次为社交网络当中的亲属的比例。同时，他也指出，网络密度与孤独存在显著相关，孤独的人往往表现出社交回避行为，与其他成员的交往频率较少。

（四）归因方式

归因理论通常是指说明和分析人们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论，人们用它来解释、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环境，以及随这种环境而出现的行为，即通过改变人们的自我感觉、自我认识来改变和调整人的行为的理论。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的孤独感与其归因方式有一定的关联性。Peperlman ＆ Micoeslis研究指出，孤独得分高的大学生常常将社交成败归因为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如运气、个人背景。而Cutrona（1982）也强调持续孤独的大学生多将自己的孤独及不能与他人友好关系归因为人格，害怕被拒绝，缺乏交往知识和能力等，这种归因结果往往会使个体降低自我评价，从而影响大学生应对孤独的方式。Peplau，Miceli，Morasch（1982）和Anderson ＆ Horowitz French（1983）研究指出，具有孤独感的成人倾向于将社会行为的失败归因于内部稳定的因素。Sobol ＆ Earm（1985）也认为不受欢迎的儿童对社会行为的失败倾向于自我责备。

Bukow ＆ Ferber（1987）关于孤独感与归因方式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同伴当中不受欢迎并将社会责难作内部归因的儿童有高的孤独感和社会不满意感。美国心理学家Asher（1990）归纳的孤独感模型当中，退缩的社会行为，同伴接纳水平低、少或没有朋友和内部稳定的归因风格可增加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也就是说内部稳定的归因风格被作为增加青少年孤独感水平的一个因子。

Anderson，Miller，Riger，Dill，and Sedikides（1994）考察研究了孤独者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他们要求被试回答UCLA量表，并对想象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解释。结果发现，孤独和把失败归因于性格正相关，和把失败归因于行为负相关。他们认为，虽然人格和行为归因是内在的，但是他们的可控性是不同的。因为行为是可以改变的，失败的结果归于性格，暗示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相对而言，性格是不易改变的，失败的结果归因于性格，暗示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研究还发现，孤独和把成功归因于性格成正相关，这说明孤独的个体感到成功和失败都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

此外，许多有关青少年抑郁、压抑与归因方式的相关性研究也发现，对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的不正确归因会导致高水平的抑郁，进而引发高孤独感。

（五）心理控制源

心理控制源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习理论家Julian Rotter于1954年提出来的，而心理控制源和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则是临床心理学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所谓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事件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即对事件的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般信念。

按照Julian Rotter的观点，个体的控制源期望是在过去的强化的历史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些强化经验既包括亲身的经历，也包括观察学习的结果，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一般性的心理控制源倾向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个体在各个方面的心理控制源倾向都会产生影响。高内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

根据Julian Rotter的行为的预期——价值模型（即：行为潜能BP=预期E+强化值RV），在特定结果的强化值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个体主观上认定某一行为产生特定结果的可能性较大，则其采取该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采取该行为的可能性就小。据此推测，面对问题时，认为个体的努力对事态的结果起主要作用的内控者更可能采取主动的态度与行为，而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带来什么变化的外控者则可能表现消极与孤独。

国外关于心理控制源和孤独关系的研究关注比较多，实现性的成果则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少，但研究发现心理控制源与孤独感有密切关系。Moore ＆ Schultz（1983，1984）对99名青少年和57名55～57岁的老年被试的研究发现，孤独只与外控性有显著相关。

（六）教养方式

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孤独感与教养方式关系的相关研究比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对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注，起源于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人们希望了解他们的病因，积极探索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背景及其教养方式。

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更为关注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个体心理孤独感形成的影响。现在，人们早已经达成共同的认识，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不良的教养方式则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形成孤独的心理消极状态。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研究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她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宽容型和权威型三种。专制型父母高度重视儿童的服从，常爱使用惩罚的、专制的和强硬的纪律措施，要求儿童无条件地接受由他们制定的准则；宽容型父母对于孩子较少提出要求，他们给孩子最大的行动自由，把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甚至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温暖而严厉，他们对孩子的需求能作出反应，并给予孩子合理的控制。根据Baumrind对儿童的研究表明：权威型家庭中，孩子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宽容型家庭孩子缺乏独立性；专制型家庭孩子缺乏社会责任感，并伴有心理孤独现象。

西方心理学家对孤独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的大量研究表明，孤独感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联，但教养方式能有多大程度影响个体的孤独感，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可是，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儿童、青少年心理体验的影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七）文化因素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沉积，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主要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文化不同，孤独感水平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

Rokach等人（2001）非常重视文化因素对孤独感的影响，他们用自编的孤独感问卷分别对375名北美和克罗地亚被试的孤独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文化背景确实影响人们的孤独感：北美人的孤独感比克罗地亚人的孤独感强烈，并且，北美男性（女性）的孤独感强于克罗地亚男性（女性）的孤独感。他们（2002）在另一项关于北美和西班牙人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Rokach等人（2003）又对加拿大青年和捷克青年的孤独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了一个两种文化下的孤独感差异的混合模式：前者只是在情绪苦恼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后者，而在社交不足和疏远、人际隔离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却正好相反。

Malikiosi L oizos等人（1999）研究了希腊和美国大学女生的友谊类型与孤独感的关系，发现缺少挚友与希腊而不是美国女大学生的孤独感相关；在五种不同情况下能叫上的朋友和在这些情况下能邀请自己的朋友不一致，也更多地显示了与希腊女大学生的孤独感相关。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希腊有比美国强的集体主义要求。Anderson（1999）对中、美大学生的归因风格、抑郁和孤独感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三者在中、美大学生样本中的关系是相似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人类对情感的基本需求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总之，孤独感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现象，它的产生、发展与个体所处的社交环境、民族文化和个体的社会关系状况有关，与个体的人格因素、认知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对孤独感应付方式与干预的研究

（一）应对方式研究

对孤独感研究发现，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直接影响其孤独感水平。西方研究者认为，不同文化环境、年龄阶段、不同人格特质以及孤独体验程度不同，所使用的应对方式也有所差异。Shireen Pavri等人（2000）认为从学习困难学生的角度研究像孤独感这样的社会现象，有利于鉴别与其有关的因素和帮助他们培养相应的干预措施。他们采用测验法研究了四五年级20名学习困难的儿童与学校有关的孤独感和应对策略，结论是大多数学生无聊或缺乏同伴时会感受到孤独感，其应付策略是独自从事一项活动或寻求伙伴；学生认为最有效地应付策略是自我发动的策略。

Cooper等人（1992）研究证实了短期小组治疗可以缓解刚达到法定年龄孩子（adult children）的孤独感。Rokach等人（1998）采用自编的孤独感应付方式问卷调查了633名大学生和普通百姓的孤独感应付方式。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有效的应付方式可以分为六种：反思和接受、自我发展和理解、使用社会支持网络、躲避和否认、信仰宗教、增加活动。Qualter（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互惠友谊、克服自我挫败思维模式的学龄儿童孤独感应付方法，并建议教师采用以全校或全班为基础的方式进行干预。

（二）对孤独感干预的相关研究

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儿童、青少年孤独感的咨询、干预、治疗，也提出了一些孤独感干预实践模式。从国内学者对西方孤独感研究文献研究的结果来看，孤独感的干预与治疗目前尚没有真正独立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也就是说，孤独感干预模式还正处在探索、实验阶段。

Rook ＆ Pelpau（1982）认为孤独感的咨询与治疗之所以被心理学工作者和临床治疗者所忽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一直没有把孤独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问题或症状加以对待，许多人仍将孤独视为是一种与其他心理痛苦形式相互重叠的成分，如有些人认为孤独从属于抑郁等；二是孤独与其他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问题相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人们尚存在不用专门的治疗和干预，孤独可以自我克服的偏见；三是受社会学家们的影响，社会学家们一般将孤独视为社会问题，认为孤独是由社会和文化背景所引发，因此要防止或减缓孤独，需要改变社会环境而不是进行心理治疗。同时，Peplau 和 Perlman从其孤独的认知观出发，也探讨了孤独的应付与干预策略。他们认为孤独的干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①改变个体的现实人际关系；②调整个体的社交期望水平；③让孤独者正视自己的孤独体验，改变不良应付方式。他们特别强调孤独的认知构成的改变，重视对孤独的人进行人际归因训练。而且，他们认为，既然大多数人不能从专业人员那里获得帮助，那么建立孤独者的自我帮助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Young（1979）曾以 Beck 的认知行为法为基础，结合自己临床经验较早提出了一套针对长期孤独者进行个别治疗的模式。他们认为人们的孤独情绪与行为改变与认知密切相关，通过改变孤独者不恰当的认知方式，帮助其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可达到改善孤独情绪及社交行为障碍，并能预防复发。Young 的疗程一般分六个阶段：①克服有关独自时的焦虑与悲哀；②尝试结交新的朋友；③与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行自我袒露；④与伙伴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⑤与伙伴发展成相互依恋的关系；⑥维持长期的友情关系。

最近几年，有关孤独的咨询、干预与治疗引起了人们积极的关注与研究；而有关孤独者的咨询发展快速，如 Murphy，Kupshik（1992）曾用社交技能训练、角色扮演等帮助其提高交往水平，改善人际关系。其他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关孤独感干预的尝试性实验与实证，由于孤独者往往存在社交技巧拙劣及其他心理障碍，难以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因而大多数有关孤独的干预研究以社交技巧训练为主，并综合运用其他技术，如认知调节、敏感性训练、自信训练、情绪表达训练等现代人际关系的咨询与治疗技术。

总而言之，由于人们对孤独的内涵理解不一，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最终孤独感干预的效果也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