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的智慧还是群体性迷失

群氓的智慧还是群体性迷失

互联网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其特有的方式将人与人连接起来，使个体聚集为群体。网络中的群体互动，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判断。虽然这两种判断有所冲突，但却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提醒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网络群体互动的结构、机制和效果进行深入思考。

一、群氓的智慧：社会化媒体的核心意义之一

在关于互联网的各种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典型的判断：网络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促使群体智慧形成，这种群体智慧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关于网络群体智慧的代表性观点

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用“群氓的智慧”来表达这样的认识：“群体被看做一种自适应的技巧，适应于任何分布式的活系统，无论是有机的，还是人造的。”他以蜜蜂、蚂蚁、鸟群等动物的集体行为，以及整个生物界的进化为依据，揭示出这种自适应带来的群体智慧的意义。他还指出网络是群体的象征，无数的个体思维聚在一起，形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性……成为学习、适应和进化的沃土。凯利这本书完成于Web2.0产生以前，当时他已预见到今天网络社会的情形。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詹姆斯•富勒在《大连接》一书中也指出，社会网络可以让个体更有智慧，或者成为对个体智慧的补充。它可以捕捉和容纳人们相传的、不同时间的信息，还可以通过计算将成千上万的决策汇总起来，不管个体成员的智慧如何，网络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专家，他们把群体智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网络本身，虽然这种观点并非针对互联网上的群体互动，但互联网是现实社会网络的复制和延伸，以其观点推论，互联网上也能形成“群体的智慧”。

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认为群体创造价值，而产生价值的源泉之一则是“认知盈余”，即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可以集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共同创造的项目。《维基经济学》的两位作者，虽然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群体协作，但也揭示出这种协作背后的群体智慧，以及群体智慧产生的源泉。

(二)关于互联网带来群体智慧的原因解释

对于互联网会带来群体智慧的乐观判断，往往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1、社会网络铺垫群体智慧的基础。研究者们在谈及互联网带来的群体智慧时，都或多或少关注到互联网中个体之间的连接模式，而且把这种模式放到“社会网络”视野之下。互联网上社会网络的连接特性，一是对等和开放，这为个体自由参与提供了基础，也为信息与智慧自由流动提供了多种路径；二是《大连接》书中所说的“自退火”，即它能使自身出现的间隙自动闭合，就跟伤口自我愈合的情形差不多，从结构上保证网络的完整性。

尽管互联网上人与人的连接最初是对等的，但最终形成的社会网络却并不完全平等。《完美的群体》的作者兰•费雪指出，社会网络本身是一个自适应系统，它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幂律法则是马太效应的另一种体现，意味着少数网络节点拥有很多的连接，而其他节点上的连接却很少。这种逐渐形成的中心节点，有助于加强网络的连通性与稳定性。当然，一旦中心节点遭到破坏，后果就会非常严重。一个连通性和稳定性很强的网络，对于信息大规模传递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群体能够产生协同行动的基础。另外，这些中心节点在发起大规模的社会行动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2、个体的互补产生群体智慧。群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判断，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当有许多人参与协商过程时，每个人都把他那一份良善和道德审慎带来……一些人懂得一部分，一些人懂得另一部分，而所有人在一起就懂得一切。

桑斯坦在解释协商群体能够运作并且产生良好的效果时，提到三个机制：群体等于其最好成员、聚合(协商可以聚合信息和观念，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比其最好的成员知晓更多，做得更好)、协同与学习(群体讨论中的贡献与索取将筛选信息和观点，使得群体达成解决问题的良好方案)。这三个机制的核心都是个体之间的互补，虽然它们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却也成为研究者支持群体智慧优于个体智慧这一判断的理由。

3、群体互动有助于激发利他行为。克莱•舍基认为，在社会环境中，人的行为会有所节制，会表现得不那么自私。[1]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网络的个体没有利己动机，只是在互动环境下会将利他与利己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利他过程中也实现利己的满足感。如克莱•舍基所说，在反馈循环中，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可以互相放大。网络中的分享行为之所以如此普遍，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分享也是群体智慧形成的一个源泉。

4、自组织机制使群体聚合从混沌走向秩序。凯文•凯利等对于群体智慧形成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组织”这个角度出发的。所谓自组织，即指没有外界干预，只有控制参量变化，通过子系统间的合作，能够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现象。自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在网络论坛这样的地方，可以逐渐形成一种常态性的自组织，成员之间有长时间的互动，因而实现分工是比较容易的。但很多时候，网络中的自组织机制，是一种应激响应的结果，许多素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却能自然地实现分工与协作，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这得益于共同的目标推动、四通八达的连接网络、成员的多元化、社会报偿的刺激。

在《认知盈余》一书中，克莱•舍基借用心理学家德西的研究成果，把个体聚合为群体共同完成某个目标的动机，总结为“自治和胜任感”，自治即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和怎么做，胜任感指能够胜任自己所做的事。这两个动机，可以从更深层面解释自组织机制在网络中起作用的原因。

在网络互动中，自组织机制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将进行一定的讨论，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二、群体性迷失：另一种可能

与“群氓的智慧”对立的观点，是在网络群体心理作用下，个体会丧失理性，会导致集体性的或愚笨、或疯狂、或盲从的现象。

(一)关于互联网中群体性迷失的代表性观点

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到欧文•詹尼斯的群体盲思概念，即群体可能助长轻率的一致以及危险的自我审查，因而不能综合信息、扩大讨论的范围。桑斯坦也对群体智慧一定优于个人智慧的乐观看法进行反思，分析了群体协商失灵或失败的各种可能及其原因，也谈到“群体极化”对于群体协商结果的影响。他指出，在群体极化现象中，群体成员典型地选择与协商开始前他们倾向一致的更为极端的立场。

群体极化这个概念被中国研究者广泛引用，成为分析网络群体互动负面影响时常用的理论框架。例如，陶文昭在《互联网群体极化评析》一文中，引用桑斯坦关于群体极化的论述，分析中国网络论坛的两种现象：一是网民之间激烈的争论，二是网络政治派别的分化。又如，相喜伟、王秋菊在《网络舆论传播中群体极化的成因与对策》一文，也借用桑斯坦的理论，分析中国网络舆论的极端化现象。

但是，不少研究者对群体极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有关群体极化的心理学研究指出，群体讨论会强化其成员的最初意向，会使偏激者更加偏激；同时，群体讨论也会强化其成员的共同态度和平均倾向，[2]群体极化未必一定会产生消极结果。尽管网络中确实存在群体极化现象，但是滥用群体极化概念，或者把群体极化等同于群体的极端化，甚至把它视作一定是恶的，也许都有失偏颇。

在相关研究中，与群体极化概念同样被广泛使用的，还有集体无意识概念。例如，毕宏音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变动中的群体影响分析》中指出，网络舆情表达存在着类似于勒庞和荣格所阐述的集体无意识现象。又如，蒋艳艳等人在《新媒体影响下后现代传媒环境的道德重建》一文中提出，新媒体很容易出现集体无意识状态，导致“网络暴民”等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许多场合中，集体无意识概念是被误用的，因而有必要厘清它的本来意义。

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荣格在《本能与无意识》一文中也指出，本能和原型共同构成集体无意识，把它称作“集体的”是因为与个人的无意识不同。本能是一种集体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反复发生的现象，它与个人独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原型也和本能有着同样的性质，也是一种集体现象。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概念的本义，并非特指集体行为中的盲目和非理性。它揭示的是人类某些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而有些研究者却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某种行动的结果。为了避免对经典学术概念的误用或滥用，本文将群体互动产生的非理性、盲从、极端等现象称为“群体性迷失”。

群体极化、集体无意识等概念，也往往与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一些研究者把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发生，主要归结于网络群体互动。尽管这些分析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关注群体互动而忽略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也会使研究走向偏狭。某些时候，网络互动未必会带来群体智慧，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群体智慧概念也有被误用或滥用的可能，这是必须承认的。

(二)关于群体性迷失的原因解释

从相关研究来看，对于网络中群体性迷失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群体心理。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聚集成群的人们，感情和思想会转到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其心理特点是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易于轻信，情绪夸张而单纯，也会出现偏执、专横、保守的倾向。勒庞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成为研究当今网络现象的参考依据。他不仅揭示出群体心理的负面影响，而且指出群体既可能有极低的道德水平，也可以表现出个体难以达到的崇高。一些研究者还从“沉默的螺旋”、“从众心理”的理论中，找到解释网络群体性迷失的理由，即强调群体压力对个人心理产生的作用。

信息遮蔽。桑斯坦指出，造成群体协商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的影响；二是由于社会的压力。群体注重所有人或多数人持有的信息，而忽略少数或一人持有的信息。[3]从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多数人信息对少数人信息的遮蔽，很容易产生马太效应，使少数人的信息被忽视以至沉没。信息遮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个体对不感兴趣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进行遮蔽。这种选择性心理会使人们依据个人偏好来进行信息选择与传播，产生如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无论是多数人信息对少数人信息的遮蔽，还是个体自己进行的信息遮蔽，都会使得人们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并表达态度。这样的判断和态度，也就难免会产生偏差。个体的判断偏差，可能会得到群体的广泛传播，影响到更多的人。如果这种遮蔽发生在那些“权力中心”的身上时，影响就会更大。

匿名效应。许多研究者将网络互动带来的盲目与非理性，归结于网络的匿名效应。这种匿名会使某些个体的自我约束感下降，并在群体氛围推动下出现冲动与盲目的言行。但是，Web2.0的应用，尤其是SNS中普遍推行的实名制，以及由熟人或者各种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约束，将使匿名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样一来，匿名就不能成为解释网络群体互动中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三、影响网络群体智慧形成的结构与机制因素

在有关互联网社会影响的观察与思考中，上述群体智慧或群体迷失两种判断始终并行着。实际上，这两种判断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或社会化媒体产生而产生的，它们与人类群体行为的发展过程相伴随。之所以今天受到格外关注，只是因为社会化媒体时代人的汇聚规模与互动频率达到空前程度。

对于互联网中的群体汇聚，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推论它一定会导致群体智慧或群体迷失。个体的汇聚可以有多种模式，不同的结构与机制，会导致互动产生不同的效果。要避免或减少群体盲动与迷失，就应当改善连接、聚合及互动的结构与机制，使群体作为一个自组织，能够实现自我修正与进化。理想的群体结构与互动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群体连接模式：多中心的分布式网络

互联网上人们的连接构成社会网络。在信息传递方面，一个完全无中心的社会网络结构，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率的。事实上，无论信息传递起点怎样，社会网络总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但是，如果社会网络只有一个中心，那么风险也是巨大的。形成多中心的社会网络，既可以保证网络的效率，也可以避免一个中心出现失误或遭到破坏时产生的风险，还可以防止单一中心所带来的信息遮蔽或误导。

当然，现在很难给这种多中心模式确定一个量化指标，这有赖于未来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中心”的质量，也是影响群体互动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传播学里经常用“意见领袖”来指代这个中心。我们既要关注意见领袖的生成机制，还要关注群体互动对意见领袖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此外，这种多中心结构，不是传统架构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要以“分布”为基本保障，“分布”意味着可以获得丰富的智慧源泉。

(二)群体聚合结构：开放而流动的秩序

网络群体的互动，不仅取决于个体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取决于群体的结构与氛围。克里斯•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一书中提到，维基是一个动态社区，不是一个静态的参照物。其真正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秩序：这个任由业余用户创作和编辑的开放式系统，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已经用某种方式，将历史上最庞杂的百科全书组织得井井有条。

维基百科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结构与机制。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所有人参与。而这种开放性，对于不断发现与纠正错误是相当重要的，同时也可防止成员关系和权力结构过于稳定而导致的群体压力。与此相反，在一些封闭的网络社区里，当人们之间的关系、社区的结构趋于稳定时，相互之间的钳制力就会趋于强大，意见领袖的作用变得更为强大，“沉默的螺旋”效应也就趋于明显。

开放而流动的网络社区结构，既可以增加群体活力，也可以抑制关系固化，还可以消除固化关系对人们判断、意见和行动的影响。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并非一盘散沙式的，它被一个稳定的目标所引导，使进入这个空间的人们，能够很快找到自己的方向与位置。

完全没有秩序的网络群体，很难实现高效率的智慧聚合。但网络中的群体秩序，更多是以自组织方式形成的，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理想的秩序究竟如何?怎样获得?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群体协作机制：分工明确、有效激励、相互校正

群体要有效地进行协作，就必须有一种明确且高效率的分工机制，并且这种分工不是靠某些权力的控制，而是靠自然形成的引导系统。维基百科的引导系统就是词条。淘宝网站的一个商家或一种产品，也可以说是一个词条。在人肉搜索过程中，这样的分工实行起来更为复杂，最终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行动目标起着显著的引导作用。

要想激发个体智慧与行动，建立激励与报偿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网络互动能够激发人们的利他行为，但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回报，那也是难以持续的。人们参与分享、协作和社会行动，都包含着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声誉经济”或者“互惠经济”方面的考虑。因此，要设计出一个好的互动系统，就必须研究人们对社会报偿的需求，并给予充分的满足。

一个良好的群体互动过程，需要一种有效的自我修正机制做保障。当然，这是由群体成员相互监督、相互校正完成的，扁平化和分布式的连接模式，对于相互校正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互联网对促进群体互动协作与自我修正完善都已起到显著作用，尽管目前它还是不完美的。

(四)群体协商氛围：理想的商谈环境

网络群体的互动，大多是以群体协商形式存在的。哈贝马斯从商谈伦理学角度，提出“理想的商谈环境”及其法则：每个能够言谈和行动的主体，都可以参加商谈讨论；每个人都可以使每个主张成为问题，都可以将每个主张引入商谈讨论，都可以表示他的态度、愿望和需要；每个谈话者体验参加商谈、提出主张、表达愿望等权利都不受妨碍。[4]尽管这种理想的商谈环境很难实现，也不可能在所有的网络空间得以实现，但在某些空间积极营造理想的商谈环境，却是必要的，这有赖于网络个体协商素养的提高。

当然，希望互联网满足上述各种理想条件是不切实际的，更不能用人为的方式过多干预网络互动过程。本文探讨的几种理想状态，只是想为激发网民群体智慧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网络群体互动都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混沌无序是必然的，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四、“群氓的智慧”适用情境

判断群体智慧何时形成，需要考察群体互动目标的性质或情境。从现有案例来看，在两种情境下，群氓的智慧更有可能被激发出来，当然这两种情境存在一定的交叉。

(一)以简单任务为导向的情境

维基百科之所以成功，除了具备合理的群体结构模式，其任务本身导向明确、线索简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的每个词条都是一个任务导向，都是一个具体目标，人们可以有的放矢，各显其能。

社会心理学家扎伊翁茨认为，他人在场时，会形成一种社会唤起，促进优势反应，其结果是促进简单行为，削弱复杂行为。简单的事情，人们能够做得更好；而复杂的事情，则会做得更差。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社会助长作用”。由此来看，网络群体执行线索简单的任务，行动积极，分工细致，作用明显。网络激发群体智慧的许多案例，都发生在这种情形之下，除了维基百科，各种形式的人肉搜索也是如此。当然，人肉搜索对公民隐私的侵犯，是对群体智慧的滥用，需要我们加以警惕。

(二)以创造和分享为导向的情境

如果网络群体互动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某种网络文化产品，或者分享信息与知识，那么这样的互动就有助于激发群体智慧。因为互动促进互利，也会形成竞争局面，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增强个体参与的持续度。维基百科、豆瓣网站和电子商务网站等，都体现出这种群体互动的效果。但在下面的情形中，也许不能期待群体智慧发挥作用。

公共意见形成。公共意见是各种不同个体意见的汇聚与博弈过程，它既不是个体意见的相加，也不一定是多数人意见的反映，甚至也不是意见的优化。公共意见的形成不存在对与错，因而也很难说这个过程究竟是发挥群体智慧，还是被群体性迷失所误导。无论公共意见最终体现为什么，它都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

公共决定。尽管以往很多研究都在揭示，多数人的决定也许会优于专家，比如陪审团制度；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多数人未必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桑斯坦提示我们，群体有两种汇聚方式，一种是统计性群体，一种是协商性群体。从做决定的角度看，统计性群体即是指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决定，但如果群体中每个人犯错的概率都超过50％，那么这个群体犯错的概率有可能接近100％。对于协商性群体而言，协商也未必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其原因是信息影响和群体压力。[5]从前文提到的“社会助长作用”这个角度来看，做决定是一个复杂行为，需要了解各种信息，需要分析各种情况，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网络社会的局面更为复杂，群体互动可能会削弱人们的判断能力。尽管如此，互动过程中表达的意见，对于做决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说，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即使是积极肯定网络群体智慧的研究者，也已看到这种群体互动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代价，是为了避免更大问题的发生。桑斯坦指出，现在人类更能找到寻求广泛分散的信息和创造力，以及聚合它们成为整体的方法；当然，新方法的最终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6]个体的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协商素养的提高，对于提升网络互动这一新方法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互联网所带来的群体互动，使得个体智慧转化为群体智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群体力量有被滥用的可能，但作为一个不断进化的开放系统，互联网也为纠正这种滥用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

[3][5][6][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吴冠军：《中国社会互联网虚拟社群的思考札记》，《21世纪》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