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系统考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全书共25万字、700幅图。本书以历史朝代为编排顺序，通过出土和传世文物的图像，并结合有机连续的174篇文章，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及其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反映了自殷商至清代3000多年间中华民族服饰的情况。书中在解释问题和提出问题方面均有独到见解。

当世界变得诸事背谬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沈从文先生的方式，或许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不动声色的坚定。 感叹沈先生在50年代后不得不停止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可是，沈先生自己真的会同意这一说法吗？他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解释是：“总的看来像一篇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原来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着现实，继续着一个作家的事业和梦想。虽然不写小说了，但他却把自己的写作与另一个绵长强大的文学传统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野史笔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沈从文的手里，被赋予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方法和内容，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 

可惜的是，按照近代建立起来的“文学史”的规划、野史笔记基本是被屏除在“文学”之外的，因此，从这一传统沿袭下来的沈先生关于古代文化的研究文章，也一样不被归入“文学”。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类文章仅仅与历史研究有关，仅仅与学问、学术有关。然而，一旦以现代史学研究的规范来衡量，沈先生的著作“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又不合乎“史学著述”的标准体例，更何况，他研究的对象那么驳杂、细碎，所谓“花花朵朵，瓶瓶罐罐”，没法归入任何一种当今人们熟知的“学科”的范畴之中。沈先生后半生的心 血，因此面临着无法“站队”的窘境。 

前几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总是没有胆量读正史，《二十五史》中连续不断的宫廷阴谋、政治迫害、战争、饥荒，看一会儿就让人头皮发麻，汗毛耸竖。可是，正是这些东西，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历史”最重要的内容。沈先生的学术研究，却是倾力于历史的另一面，历史的即使不是更重要，却也是更丰富的内容，这就是他自己明确谈到的历代“物质文化成就”。老一代的知识人真是太谦逊了，“服饰研究”这样的题目，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是很容易让人因误会而产生偏见的。其实，在“服饰”这个题目下，沈先生所涉及的，乃是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的过去，终于变成了一部流动、活跃、驳杂而丰富、充满人性气息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卷采用散点透视法的绘画长卷。我们由此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除了有争斗的经验，更有生活的经验，并且，这经验发达细腻，充满情致。

沈先生的这一学术方向和方法，本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但是，他的这一最重要的贡献，却恰恰没有被充分认识。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为他的研究叫好，但是，叫了好之后也就各自散了，他的研究成果，他那些虽不一定正确，但却往往深有洞见的观点和结论，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相比他生前的寂寞，倒让人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值得兴叹。 

对物质文明史研究的忽视，已经在严重影响着今天中国人对自己过去的认知能力。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不能说不爱国，他们一直满怀豪情地想要在影片中表现历史，动用大投资、高科技，可来来去去，内容总是离不开好像有点智障似的暴君和刺客——一根筋地光想着战争和行刺，怎么会不像智障呢？——不过，想一想几代人以来在学校里一向都是被灌输了怎样的“历史知识”，这种现象似乎也就不奇怪了。把朝代兴衰、政治变迁当做历史知识的主要内容，其结果是，在一代又一代不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心目中，战争、动荡和权诈之术，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很多年轻人对古代中国缺乏热情，显然与这一阴郁印象有关。所谓作茧自缚，正好用在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上。然而，实际上已经有沈从文这样的智者为我们指出了走出茧缚的路径。因此，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花花朵朵 瓶瓶罐罐》这样图文俱胜的书，为什么不可以被定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呢？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暴君、刺客、滑头宰相和野蛮女友、野蛮少爷之外，还了解一点那被称为“文明”的东西。（本文作者：任职《读书》杂志，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 

《北京青年报》 2002年12月27日 --此文字指本书的不再付印或绝版版本。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4岁时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太任教，1939年起任教于青岛大学，1946年到北京大学任教。电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历时十五年写出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