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一九八二年初，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沈从文受荆州博物馆邀请前往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到了荆州，耄耊老人在那批无价的战国瑰宝面前下跪了。前一年，先生历时十五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关于沈从文的转业，汪曾祺的《沈从文转业之谜》和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末一章已经讲得很好。但我还是想趁此书再版之际，把自己的感受记下，保存切已真实的感动，哪怕只是细微暂时的。这也是沈从文一直在做的。 　

一、曲折十七年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开头写道：“本书的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篇后记，是由原先的一篇依据多种不完全手稿片断整理而成的文章压缩而来。张新颖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编著这部书到这部书最终出版这十七年的经历，特别是下放阶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沈从文对这几段经历的记述仿佛家信般朴实生动，在此仅抄其中几节，一是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村前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后来转到双溪，这是沈从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约一年。沈先生的记述有些“黑色幽默”： 　 

　　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 　　 

　　1972来请病假回到北京故居，先生马上投入到书稿的修改中，全然不顾条件艰苦处境为难： 　　 

　　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即使删去这些细节，单看成书简历，仍旧十分曲折。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预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后记从《曲折十七年》中删去的一句，“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可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以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记》）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文革”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在手边无书又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上面提到历博派作沈从文助手的三人，“文革”之后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由都各自离去了。帮助他完成《服饰研究》的两位主要助手，一位叫王㐨，金介甫是这么介绍他的：“1953年有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人王㐨来参观后，从此就留下来，成了沈的长期助手。”（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㐨常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先生一见了他就会哭。另一位叫王亚容，最早是学绘画出身。沈从文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容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想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容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容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二十元解决生活问题。 

　　1978年，在胡乔木关注下，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关于工作、生活条件，他只提出：一、调王㐨、王亚容做助手；二、有个大些的工作室摊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79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整理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从文不同意。后转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书稿。后来由社科院领导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推荐，后者决定从速出版。1981年2月，沈从文访美归国后赴广州校对清样。同年9月，此书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台湾出版盗版，因沈从文、郭沫若在台湾属被禁作者，盗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删掉。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之后，本书由王㐨执笔增订补正再版。 

　　两天前正好看到一段资料，可资补充。1992年3月24日的《新民晚报》在黄裳《沈从文的信》中附发沈从文1983年4月致黄的一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起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无什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处，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有机会付印。 　　

二、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反观亲友怀念晚年沈从文的文章，多偏重言其温厚、平易，而常忽略其性情中强烈以至极端的“板质”一面。我更为认同的是张新颖的评论，他这样评价沈从文转业后的人生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主动”而非“被动”，对于理解沈从文的最后生命阶段十分关键。 

　　张新颖把沈的转业比作“凤凰涅槃”。沈从文确实“死”过一次。据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所记，1949年“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949年4月2日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试图自杀，幸被家人发现救下。4月6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下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 

　　在此之前，沈从文其实已逐渐明确自己与时代主流意识的分歧根源所在。“人近中年，情结凝固，又或因情结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948年12月7日，沈从文致吉六）据巴金回忆，沈从文说过巴金的“信念是空的”。（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1990年5期《随笔》）沈从文说过自己不懂政治，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失据，但其精神上沦入疯毁的原由，根本应是：他无法去信一个“空”的东西。无法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一已立足之地，而又无法与之随波同流，使他惊惶失措，“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1949年4月6日日记）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1949年9月8日沈致丁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但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49年9月20日致张兆和）“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1951年11月19日致张兆和） 

　　自此，尽管外界干扰不断，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抱负。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因为沈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到80年代初也是如此。1956年，历史博物馆在内部举行“反浪费展览”，其中沈从文为公家廉价收购的一些文物被作为“废品”展出。至1958年写作《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历博约十八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下面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沈从文的甘于平淡，但是恰恰相反，由这段文字可看出他内心究竟难平的波澜，但也正因如此，三十余年的坚守和付出尤为可贵： 　　 

　　从生活表面来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有名，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来，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即从来不找他们，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这些处境他都能平静面对，王㐨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次，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凌宇：《沈从文传》引子）王㐨又说，沈先生有时固执得让人担心。历史博物馆打算把他的书删去文章单出图，有人说建议沈去找江青姚文元，因为江青曾自称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说宁愿不出书，也不找他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今读来从主题构想到语言风格上都很少沾染彼一时代的色彩。我原来视作寻常，直到读到这一段，才知道并非容易。沈从文由“思”字出发的用笔方式，从文学写作转移到了文史研究中： 　　 

　　近人编《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有摹绘展开复原图。序言第5页以为本图内容反映的是当时仕女风俗画，还近情理。又以为“反映出战国时代贵族宫闱阴暗的一角”，因为“女子多细腰欲折，和古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宫廷残酷情况相适应”，意见实可商讨。图中有好几位近似男性，不像女人。又因为画面有一妇女，双手分张，有一线横贯两手间，近似执鞭作嗔怒状，即以为系教舞时虐待舞女情形，说明证据不足。就原物仔细分析，所谓鞭子，只是漆器上一道破裂痕迹。 　　 

　　与此相一致的是这部书“札记”式的结构，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正如黄裳所言，“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2年《读书》）钱钟书说过，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建筑的理论大厦都倾塌了，只有瓦砾堆里的零星材料还可以供人使用。《管锥编》也是由零星材料组成的。一定程度上，“札记”也是文体中“无从驯服的斑马”。那个时代“札记”式的写作，似可看作某类思想方式和精神原则的隐喻。 

　　写到这，想起郭沫若为《服饰研究》作的序。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吧！”并很快就送来了。序成于书稿之前，郭未看过，故与内容不符。　 

三、抒情考古学 

　　孙机先生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沈从文却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服饰研究》引言）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应是理解乃师的，“沈从文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王㐨指出，沈从文做服饰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为文物断定时代，“先替后人把这个东西的时代准确性弄清”，“考察这个资料的可靠性”。（1985年王㐨王亚蓉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沈从文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对许多为专家所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画，沈从文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什等文物常识，得到许多有力旁证，从而帮助判断出相对年代。沈先生说：“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有学者指出，沈先生利用出土文物等资料还解决了一些古代名物训诂方面的难题，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鹰等。兹举一例。《礼记·玉藻》中的“深衣三袪，……衽当旁”的“衽”，因郑玄注过简，成为古深衣制度中百注未解的问题。《服饰研究》中介绍江陵马山战国楚墓里发现的一件小菱纹绛地锦绵衣时，仔细说明了“缝于腋下的‘嵌片’”就是“衽”，这恰可以解释当时“衽”亦被用来称缀合棺板的木榫。（董志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黄裳评论此书亦说，“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 

　　沈生先的研究，不仅重实证，而且还重“常理”。古如书中常提到的“布障”，《世说新语·汰侈》：“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晋书·石崇传》亦载：“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布障五十里以敌之”，对此历来各家均无异议。沈从文在“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各阶层人物”一节中指出，所谓“步障”，实一重重用整幅丝绸做成，长约三五尺，应用方法，多是随车乘行进，或在路旁交叉处阻挡行人。主要是遮隔路人窥视，或避风日沙尘，作用和掌扇差不多。《世说新语》记西晋豪富王恺、石崇斗富，一用紫丝步，一用锦步障，数目到三四十里，历来不知步障形象，却少有人怀疑这个延长三四十里的手执障子得用多少人来掌握，平常时候又得用多大仓库来贮藏。如据画刻所见，则“里”字当是“连”或“重”字误写。在另外同时关于步障记载，和《唐六典》关于帷账记载，也可知当时必是若干“连”或“重”。　 

　　沈从文转业虽然在许多人看起来像是“逼上梁山”，但对他来说却并非全然没有准备。早在1932年写作的《从文自传》时，他记述自己的童年，就已在追问：“为什么雕佛像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他在1961年的一篇未完稿中说道： 　　 

　　我从这方面对这个民族在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抽象的抒情》） 　　 

　　他转业前对文物的兴趣，许多亲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录，以张充和的记叙最富生趣：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锻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象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沈从文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曾在昆明滇池边乡下住过很久，他就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仔细观察探索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毛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小发现，对我来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他欣赏的是工艺品中的“匠心”。“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1941年《创作杂谈》）　　 　　　 

　　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偶（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装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董志翘先生曾去拜访沈从文，沈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流露出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特别是对江青设计的所谓连衣裙，更斥之为‘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因为沈从文心中美的标准，是创作者的“心”。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诗性”或“抒情性”，最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关心。“有一点还想特别指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还是张新颖说得好： 　　 

　　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对这个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银琐银鱼，会想到小银匠一边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铜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能发现手艺人的情结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他用心于工艺美术，用心于物质文化史，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关注文人字画什么的有很大距离。根本上看，这个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 　　 

　　读《服饰研究》也能感受到沈从文的“有情”，《敦煌壁画唐代船夫摹本》一节中，他极自然便谈到黄河三门峡地区船夫沉重而危险的负担，“据《新唐书·食货志》关于漕运部分记载，更远比一般水边驿运船夫惨剧。每天有成百上千船夫背牵上行，两旁崖石锋利如刀，每遇崖石割断竹缆，船夫必随同坠崖，断颈折臂，死亡相继。近年发现洛阳含喜仓遗迹，也多只知赞赏当时储粮丰富，地下仓库制度组织严密，却少有人注意到年以数百万石计的粮食转运过程中，船夫的劳役是什么情形。” 

　　这让我想起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家乡凤凰途中写给新婚不久的妻子的信：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代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实是一回事，是一条长河的上下游。沈从文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条河。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追溯自己的过去，写下《从文自传》，满以为可为后半生准备好一个“自己”，却不料走向了从未想过的道路。然而他却让这条生命之河在急转之后流出了别样的宏阔，从他的一生，读者可知“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抽象的抒情》），及在特殊环境下个人重塑自身存在意义的可能。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人生。蝼蚁昆蜉，伟大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烛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