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潮商的兴起

至少在清代，潮州的红头船商人就已经成为活跃在环中国海以及暹罗等地的商人群体，他们在清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以及环中国海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较为独立的商人形态，也创造了独特的商人精神文化，在中国商人及商业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古代潮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商人历史与文化的全面总结，也关系到对传统商人及商业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在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地缘商人群体的产生往往不是简单的商品化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主要依靠本地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发展，而是主要建立在更大的区域市场体系需要之中。如徽商与晋商的产生，虽然与本地社会经济商品化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的成长主要依托于南北方的盐销市场。古代潮商的产生与成长也是如此，主要与唐宋以后的以广州、福建为中心的海贩贸易体系密切相关。依托潮州在南中国海以及海外贸易中的独特位置，古代潮商成长为中国古代海贩商人群体。

自秦汉以后，“福建—潮州—广州”的航路成为南中国交通的一条海上交通要道，而潮州成为其中的往来必经之地。汉代闽越王余善曾发兵攻南越国，在揭阳境内以“海风波为解”，其航行路线就是这条“福建—潮州—广州”的航路。东晋后期的卢循起义，卢循余部自晋安（今福州）浮海南下，历时200多天，经潮州海域到达广州，走的也是这条航道。在唐代，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里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往来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难计程期。”指的应该就是这条“潮州-广州”的海上通道。北宋时，这一海上交通要道已经延伸到北方。

潮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明人陈天资在《东里志》卷二《境事志》中说，潮州海外贸易起自隋大业六年（610年）陈棱征琉球之役，陈棱征琉球之役至少证明当时已经存在了潮州通往东洋的航路。当时潮州与闽南漳、厦同属义安郡，从这里出发至澎湖屿之后，借助季风与海流，可以往来菲律宾群岛与北婆罗州(今马来西亚沙巴州),。通往日本的航路也至少在宋代已经开通，宋代潮州窑生产瓷器已经开始输入日本。潮州通往南海西部的西洋航线也至少在唐代已经存在。暹罗发现唐代梅县（其时为潮州程乡县）水车窑生产的瓷器，说明唐代就有潮州与暹罗的海上交通。至宋代，有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佛齐国番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至元代，就有了潮州海外交通路线的清晰记载，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逶迤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此即为潮州经南海诸岛至西洋的航线。说明至少在元代，潮州通往西洋的海外交通路线已经形成。

宋元时代是中国海外贸易兴起的时期，唐宋以后，中国沿海商人创造了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航运贸易体系。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取得了以“罗盘导航、天文定位、航迹推算”为标志的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至迟从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开始，宋人已使用磁针罗盘于远洋航海，那时中国人对海洋的认知水平与利用、征服驾驶海洋的能力，比西方人要领先2~3个世纪。而宋代南中国沿海重要口岸都能制造精良的海船。正是凭借船坚针准，从北宋初期开始，中国帆船纵横于近中国海域。直至近代西方之入侵之前，中国沿海商人已经执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航运贸易之牛耳长达500年。

在暹罗从事与中国帆船贸易的主要就是暹罗的潮州商人。虽然暹罗许多王族和高级官员也从事中暹之间的帆船贸易，某些需求迫切和稀罕的商品的贸易甚至由暹罗王室所垄断，成为暹罗王室的国库贸易，但他们大多委托暹罗的潮州商人进行。暹罗与中国的贸易是由华民政务司管辖，而且由于中暹贸易的增长，华民政务司已日渐重要，暹罗华人、特别是暹罗的潮州商人在中暹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暹罗对中国贸易领域兴起了民间贸易形式。这些从事民间贸易的暹罗商船多属华人血统的商务官所有，而这些华人商务官船主多为潮州人，这些潮人商务官船主除了从事航运和贸易事务之外，还代表暹罗贵族官僚从事中暹贸易。拉玛一世和拉玛二世时期，民间商船数目增多，暹罗对中国的民间帆船贸易日益繁荣，拉玛二世时期，暹罗对中国的帆船贸易活动已经散布至沿海城市，从挽巴功至尖竹汶、阁公岛，甚至伸延至高棉和交趾支那，以至马六甲、吉兰丹等，均活跃着暹罗潮州华侨对中国的帆船贸易。

事实上，暹罗潮商与潮州红头船商人具有某种一体性，他们不仅同属一个族群，有语言习惯的相同性，而且其贸易也有相通性。暹罗潮商不仅与潮州开展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而且也沿着潮州红头船商人的足迹，以潮州为中转，开展与中国苏、浙、津、鲁一带的贸易往来。暹罗潮商每年满载粮食、胡椒、苏木等香料贩来潮州，“其有阻滞不能及时回国者均换载糖斤赴江浙行销，由县给予护牌以凭各口岸查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换载潮糖前往中国沿海各口岸贸易，返航时也可以满载江浙一带的丝绸以及天津、山东一带各种食品、豆饼等商品直接运回暹罗。实际上他们的贸易圈和贸易项目基本上与潮州红头船商人相同，他们的贸易也可以当作清代潮州商人红头船贸易的一部分。

以中暹贸易为中心，潮州红头船商人也将红头船贸易延伸到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地区。如安南也是潮州进口大米的重要来源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澄海县民人杨利彩（从越南）运回洋米2700石，监生蔡志贵运回洋米2200石，民人蔡启合运回洋米2200石，林合万运回洋米1800石、谷500石，蔡嘉运回洋米2600石，姚峻合运回洋米2200石，陈元裕运回洋米2200石。”潮州红头船商人也给安南带去潮州的土特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澄海商民陈协老前往安南贸易的货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庆、道光年间，潮州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潮州“沿海商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潮州人几乎主导了安南的海舶贸易，潮州人在安南各地“开张铺店”经营铁栗木、桂皮、槟榔、粮食等各种外贸商品。由于潮州与安南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安南钱文也“源源而来”，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天宝、嘉隆通宝等，成为潮州市场的重要汉通货币，潮州各主要贸易地点“专使夷钱”（即安越货币）。因为夷钱“日积日多，兑换无非夷钱”，潮州也开始私铸夷钱。

在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循环圈中，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居于重要的中间环节。苏州需要大量潮糖，而海外市场又需要大量苏杭丝绸布帛，潮州则需要大量东南亚大米，于是红头船商人居间贸易，以潮糖换苏杭丝绸布帛，以苏杭丝绸布帛换东南亚大米，苏杭丝绸布帛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最重要的中介商品。同时，江南地区汇聚了长江中上游的米豆棉花等农产品，也是潮州社会所急需的商品，也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的贸易大项，苏州因此而成为潮州红头船商人的一个重要中转中心。

红头船商人北上贸易的另一个据点是天津。当年来天津的潮州红头船队规模相当大，据清道光朝《津门保甲图说》的记载，闽粤商帮每船载重常在1400担以上，舵水以50人、大帮200船计，达万余人。据载，潮州商人乘坐的红头船队，为了在长途海运中抵御海寇，每船都配有土炮、弓箭、刀矛等武器，船队由海路从渤海大沽口进海河到今天津北大关的南运河边停泊。当年潮州红头船商人贩往天津的商品，主要有南洋特产以及潮州本地的土产，如红糖、香蕉、橙柑、藿香、桂皮、茴香、红木、檀木、葵扇、锡箔、药酒、藤编品、象牙雕刻、缝衣针等；而从天津及北方诸港贩往南方的商品，则主要是北方农产品及杂货，如棉花、花生、大豆、杏仁、红枣、黄花等干鲜货及药材。红头船商人北上天津贸易是其中国近海贸易圈中的一环，“自暹罗载到中国的出口货，主要是糖、米、象牙、苏木、藤黄，以及各种热带产物，供应北方各省的需要；这些帆船自北方各省贩购面粉、谷物、豆、经过加工的羊肉，以及其他食品”。

以天津为中心，清代的潮州商人在北方不断扩展其红头船贸易。如辽宁营口、牛庄为东北商业贸易重镇，潮州商人与福建商人也早已进入牛庄码头，还建立了天后宫（俗称小姐庙）。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广东澄海商人已在锦州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山东的烟台也是清代潮州商人云集之地，他们来此地主要从事贩运粉丝等山东土特产。

清代潮州商人的红头船循环贸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区得到发展，如广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广州十三行中设福潮行，确立了潮州商人在广州口岸南北行贸易中的地位。在雷州半岛，湛江赤坎是广州湾北部的重要港口，乾隆中期，潮州商人在赤坎建成潮州会馆，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的潮州籍商号、商行、船户共192户捐建会馆，可见潮商人数之众。

海南也是清代潮州红头船贸易的集中之地，清代潮商深入海南贸易，主要是采购米谷以及贩销北方商品。特别是因为这里距离潮州海路较近，成为潮州商人重要的采购大米之地，“其自海南诸郡传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潮州红头船商人在相当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贸易。

在台湾，潮州商人主要在台南从事米糖业。台南的潮汕会馆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供奉“三山国王”和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