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大部分是贬官文化。仔细一想，也许有一定道理。笔者在司马迁《报任安书》看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被贬是人生的一次挫折，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而文人们往往都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所不同的是，有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人因此而炼就了旷达的情怀。而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是这两方面的典型代表。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年进士及第，从此相识而成莫逆之交。
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于公元 772 年出生一官宦人家，字梦得，洛阳人氏，祖籍为中山（即河北定县）。据资料考证，他是匈奴族的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刘禹锡自幼好学且博闻强志，童年时代曾受到着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游学长安，于贞元九年（ 793 年）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
当时王叔文、王伾实行改革的时候，因触犯到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不但为一批宦官痛恨，还为不少大臣所贬义和反对。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纷纷攻击“二王”。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也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仅仅半年，革新便惨遭失败，宪宗下诏书把八个官员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和刘禹锡便是“八司马”之一，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被贬的行进途中，又接到朝廷的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 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也让两人年轻时“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理想一步步走上破灭。
为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赴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两个人分别在朗州和永州一住就是十年。元和十年，一个好消息终于从天而降，当年的“八司马”除了韦执谊、凌准已死于任上，其余六人都被一纸诏书召回京城，重新委派工作。刘禹锡和柳宗元终于又回到了长安。
一次，刘禹锡应友人之邀，在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赏桃花。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再次回到长安，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于是便写了一首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作很快在长安传唱开来。刘禹锡的文学才华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虽不拔尖，但也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升庵诗话》里赞之曰：“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道：“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由此可见，其诗之影响之大。其诗作自然也为朝廷的某些官员所关注，此诗被朝廷某些官员认为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上奏唐宪宗。
刘禹锡再次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看似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在当时还是荒凉之地，不适宜人居住。刘禹锡去也罢了，可他家还有八十老母需要人伺候，若跟刘禹锡一同到播州，如何受得不这苦。
柳宗元是一个执着的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分很重，在被贬之后，仍然想回朝廷做一个政治家，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其出游山水，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在“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远”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刚刚领略到一点山水的乐趣，马上又被牵拽到了“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那永远的现实悲患之中。
以他的散文为例，《小石潭记》写他沉浸在石潭的美景中只那么一会儿，便“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愚溪诗序》的山水处处有作者无法排遣的忧愤。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是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所以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此一步步导致他的性格变异，执着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禹锡则是一个旷达的人。在失意面前，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
我们知道，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已是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危机四伏的颓废的朝廷，到处是宦官专权、冗员沉积、官府横征、藩镇割据，百姓是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了匡扶大唐社稷，为了救生民于水火，在王叔文、王伾的支持下，于永贞元年（ 805 年）进行了一场气势浩大的变革运动――这就是历史常言的“永贞革新 ” 。但是，由于革新触及到了宦官与藩镇的利益，于是，遭到强烈抵击，半年后，革新失败，王叔文、王伾被逼身亡，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被远远地逐出了长安，离开了他们施展才华与抱负的用武之地。
命途多舛，厄运接踵而来，他们还在行进途中，朝廷又传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从官爵显赫的红人滑变成了新政的阶下囚，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对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到：“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情义之深，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能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柳宗元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命途多舛，厄运接踵而来，他们还在行进途中，朝廷又传圣旨，加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加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随后，还下诏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从此，“刘柳”跌至政治漩涡的深渊，从官爵显赫的红人滑变成了新政的阶下囚，成了名符其实的闲人 。对此，柳宗元曾在《冉溪》一诗中不由自主地感叹到：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
坎坷的仕途，使刘禹锡与柳宗元年轻时的那种 “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 的理想一步步破灭时，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精力与志趣转移到了文学与哲学上来，认为“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 ”。于是，他两这对政治上的失意文人， 并没有因政治的沉沦而潦倒下去，却是互相鼓励，相互支持，在文坛上撑起了另一片蔚蓝的天空。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情义之深，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能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梦得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 ”于是，柳宗元立即“ 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二人的确是肝胆相照，亲如兄弟。
其实，我们检点《柳宗元文集》时，也可从其相互间的题赠得到印证，柳宗元题赠刘禹锡的诗文达 10 篇之多，是柳文中题赠最多的。其最具凄凉之意的要算他俩于衡阳分路时的情景。两人依依不舍，但又不能不别，只好题诗相赠，以寄心中情思。柳宗元于离别的船上感慨万千：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重别梦得》） “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的刘禹锡，内心也是同样的悲苦，而在其酬《答》中却是对柳宗元进行劝解与宽慰：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 这何尝不是血的文字？
衡阳一别，刘禹锡越过五岭，南下连州，而柳宗元沿湘江而上，然后再由湘入漓，最后到达柳州，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凭窗了望，以书信往来聊寄相思。
来柳州任刺史，已不再是一个闲职，而是一级行政长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主张，于是，柳宗元大兴教化、释放婢奴、发展生产，本想大干一番。可是，由于南方气候的潮湿，以及内心的极度憔悴，身体日趋恶化，明显感到一天不如一天。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料想难以完成书稿的整理任务，于是，写下遗嘱，要仆人在他死后将书稿交与中山刘梦得君，并于信中说：“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 ”。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遗响千古的大文豪――柳宗元就这样油尽灯灭，客死在柳州任上。
当刘禹锡收到柳宗元病故的噩耗时，泣不成声，悲痛至极，一边立即派人前去料理柳宗元的后事，一边含泪给韩愈写信，希望能为好兄弟柳宗元撰写墓志铭。然后，自己又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并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从而以告慰黄泉之下的柳宗元的灵魂。
刘禹锡与柳宗元之间的这种挚友之情，有如夜空中的明月，有如黑暗中的烛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中国文坛与政坛的一片天空。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上看，“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影响也足见了得。
刘禹锡虽然在群星灿烂的李唐皇朝的文坛上还不算顶尖级的人物，在开宗立派、领袖群伦方面无法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相并提，但是，从《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评价上看，“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影响也足见了得。
刘禹锡在连州开坛讲学，开连州文脉，使得后来连州在唐代 “科第甲同省”（广东50进士中38连州人），并关心农耕，推广科学治病，其提出的“功利存乎人民”的为政思想为后世景仰。
来看这首《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的自强不息；“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的通脱识度；“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的豪迈壮烈。他甚至还有闲心写《游玄都观》和《再游玄都观》讽刺那些得宠的新贵：“玄都观里桃千数，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最后再欣赏刘禹锡另外两首佳作。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咏老见示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以上可以看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性格、人生际遇值是得我们思考的。而刘禹锡这种豪迈乐观的性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他和柳宗元的友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刘禹锡对柳宗元文集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经典美文至今为人们所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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