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友人

唐朝是诗的国度，在这个浪漫的国度里，送别、纪赠等人情往来的诗歌占据了十分之一还要多。闻一多先生说唐代是深于情的时代，这话自然是对的。只是这脉脉深情中少有爱情，间或有亲情，绝大多数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初学唐诗的时候，很惊诧那些诗人在和男性同伴告别之际最为深情，哀哀怨怨，哭哭啼啼，后来才知道唐代诗人可以不谈爱情，但不能没有友情。你可以质疑他们在爱情上的不忠贞，但千万不要怀疑他们友情的诚挚。不谈爱情的他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浪漫；没有友情的他们，可能就会陷入痛苦的深渊。一个成功的男性诗人背后，站着的可能不是一个或一些默默奉献的女性，而是一批势力强大、能力通天的友人。

北宋人所编辑的短篇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一书记载，品级很高、权力很小的刘禹锡有段时间很郁闷，因为让他最为牵挂的事情迟迟没有着落——他的儿子咸允在考场上总是遭受重创，这使他心情十分低落，自己一辈子在仕途上七上八下，摔打得伤痕累累，没有能够有所作为，但好歹在考场上是一路高奏凯歌。现如今儿子连进入仕路的头一关都过不去，心里真是又气又急。唐代的科举考试既是智力的大比拼，又是人际关系的大比拼。刘禹锡气急攻心，也顾不上矜持，拉下老脸给朝中的老朋友写信叫苦。

前兵部尚书后转任吏部尚书的崔群，与刘禹锡交情不是一两天了，对刘禹锡一直心存愧疚，刘禹锡“下乡工作”二十八年——时间之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没有伸出友谊的双手将他拉上来，或许是伸出了双手，但力量不够，差点将自己陷进去。总之，他决定要补偿刘禹锡，于是将自己的学生——时任京兆府考官的张正谟叫过来，当面把刘禹锡的儿子咸允托付给他，要求将咸允录取为第一名。张正谟满口答应，等到成绩公布，咸允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远远地落在后面。崔群勃然大怒，对自己家里的门房说，以后张正谟倘若来拜访，就将他乱棍赶走，不要让我再看见他的那副嘴脸。

过了一段时间，张正谟的哥哥张正矩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这是人事部门为选拔高级公务员而特别举行的选拔考试，比礼部即教育部门举行的进士科考试难度还要大。崔群是考试的总负责人，看见张正矩的判文写得很不错，又错以为他是前工部尚书张正甫的弟弟，于是将他的名字报给了圣上。等到诏书下来，这一科录取的考生都来感谢主考官，张正矩特地走上前来，呜咽道：“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身脔骨，无以上答。”一边说还一边不断揩拭幸福的眼泪。崔群一听，顿时愣住了，没等张正矩说完，终于醒悟他是张正谟的哥哥，当即变脸，破口大骂：你竟然是张正谟的哥哥？你的那位好兄弟就是一个无赖，败坏我崔某人的名声，我没有他那样的学生。我真是有眼无珠，居然把你也录取了，这是天意啊，你不要来谢我，我不会认你这样的学生。

《太平广记》中，这个故事引自《续命定录》，本意是说功名富贵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没有缘分的人无法强求，有缘分的人推脱不了。不过我们看见的是考试的偶然性，看见的“友情”或“人情”的力量。

按照他的才气与能力，刘禹锡在仕途上应该是不成功的，尽管晚年他已经跨入高官阶层。不过，刘禹锡做人绝对是成功的：落难的时候，朋友为照顾他而主动要求到贵州那样的省分去工作；为了他的子女，朋友连如日中天的学生都可以舍弃。《旧唐书》以来，人们常以为刘禹锡鲁莽得可敬可爱，为了出出心中的怨气，写了两首关于种桃道士的诗，连高级职位都舍去了。作为文坛佳话，这样说说本来也无妨，但倘若信以为真，那就比诗人更纯洁了。白居易称赞刘禹锡是“诗豪”，刘禹锡诗写得爽朗，为人也爽快，他的诗文里基本上没有唧唧歪歪、自艾自怨故作可怜状的东西。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自信与刚强，永远散发“阳光青年”的味道，哪怕是犯了错误被贬谪到穷乡僻壤。过去就有些老先生看不惯刘禹锡这般“张狂”，特别是在人们以为他应该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还四处招摇，因此批评他倔犟，批评他头脑简单。刘禹锡以爽直著称，爽直的人果真头脑都简单吗？

清代有位乔大才子名叫乔亿，写过一部诗话名为《剑溪说诗》，他说：“八司马之才，无过刘（禹锡）、柳（宗元）者，柳之胜刘，又不但诗文。其谪居自多怨艾之意，而刘则无之。”乔先生说，在唐朝的八司马中，柳宗元与刘禹锡都是有才气的，但柳宗元远远强于刘禹锡，不仅诗文比他写得好，做人的态度也比他好，看看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整天闭门思过、虔诚悔过，再看看刘禹锡在贬谪地胡天胡地与下里巴人一起厮混，境界有多大的差别。这话刘禹锡没有机会听见，倘若地下有知，定会跳将起来，挥舞老拳砸过去，边砸边骂他黄口小儿，无知妄言。当然，倘若一不留神听见宋人说他“操行极下，内结宦官，外结柳子厚。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钟山语录》），他估计又会气得乖乖地躺回九泉之下去。

刘禹锡对自己的文章很有信心，韩愈死后，他在祭文里说，你擅长写的是“笔”即应用文字，我擅长写的是“论”即学术论文，我们两人的文章一个是最锋利的茅，一个是最坚固的盾牌，那才是真正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言下之意是天下文章，唯独韩文公与他俩写的最佳。当然，他没有想到宋代有个王应麟，著名的《困学纪闻》的作者，看到他这段话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不自量也”。鄙人有段时间专门翻阅唐宋的散文，对古人的一言一行都怀有恭敬之心，不敢稍有异议，读到刘先生的《祭韩退之文》，也一愣一愣的，搜索了半天，才想起他的《天论》等文章赫赫有名，今天的哲学史都要谈到它们，刘禹锡因此被封为哲学家。再后来见到修史书的宋祁说“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也”（《宋景文笔记》，对“小宋”这句话就勇敢地表示质疑了，认为它应该反过来说：刘梦得《天论》三篇，文采虽然一般，但道理还是讲得很透彻的。看来，权威的评价也有不作数的时候。

刘禹锡对自己的诗歌也很有信心。韩愈对自己的《平淮西碑》颇为自信，“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不料柳宗元说此文不如他的《平淮西雅》。两个人正相持不下，刘禹锡出来说，你们都错了，有关平定淮西的文字，写得最好的是我老刘的《平蔡州》诗，看看“城中晨鸡喔喔鸣，城中鼓角声和平”、“始于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这些诗句，写得多具体生动（《唐诗纪事》）。宋代有个魏泰，很不识趣，说他怎么也看不出这是诗，更不用说是好诗，结果惹得清朝权威翁方刚、贺裳直翻白眼，鄙夷道：这诗的妙处也看不出来，难道是“盲者照镜耶”？此话一出，吓得吾辈小生只好将疑虑吞进肚子里了，虽然吾辈确实是瞎子照镜子——啥子妙处也看不到。

现场作诗比赛中，刘禹锡也曾多次光荣胜出。《鉴戒录》记载说，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同在白居易家喝酒，聊起南朝兴废之事，白居易提议每人做诗一首，韵脚自选。在元、白这两大快枪手面前，刘禹锡毫无“惧色”，率先出手，斟满一大杯，倒在喉咙里，然后不劳思索，一笔而成。白居易看后，马上敲起退堂鼓，说咱们四人一起去深海寻宝，即诗人口中所说的“探骊”，刘禹锡先得了那颗黑龙颔下的宝珠，我们三个人再潜水下去，无非得到片鳞只甲，不要再丢人现眼了，大家赶快罢手。于是众人拿起刘禹锡的那首《金陵怀古》，作为下酒菜，好好学习了一天，喝得酩酊大罪。

刘禹锡死后，白居易哭道“四海齐名白与刘”（《哭刘尚书梦得二首》），还说“杯酒英雄君与操”，借用曹操当年赏识刘备的口吻，显然以为刘禹锡能与自己齐名是他的荣幸。但清代有位批评家刘熙载说，刘禹锡的诗虽然有些“径露”，但比白居易写得更有骨力，只是气韵略逊于柳宗元。由于这话是刘禹锡本家说的，我们姑且不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不过，刘禹锡最自信的，还是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际交往。大和二年（828）春天，刘禹锡与崔群、李绛、白居易等人在京城曲江池西岸的杏园里赏花宴饮，刘禹锡挥笔写道：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放逐了二十多年，头发都花白了，还能安然归来再游曲江，还能在杏园惬意饮酒，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在他之前，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在流放地熬过这么多年。刘禹锡又是如何做到呢？他说，不就是在座的朋友们帮忙吗？当然，他认为还有自己良好的心态。

最早呵护禹锡的，是那些文坛前辈。刘禹锡自称中山（河北唐县）人，白居易说他是彭城（江苏徐州）人，那些都是遥远的郡望，算不了数。刘禹锡有名有姓的祖宗都葬在洛阳，父亲刘绪在安史之乱期间逃到苏州嘉兴（浙江嘉兴），这里就成了刘禹锡的出生地。在刘禹锡头发还束成两个角的时候，贞元、元和年间的文坛大佬权德舆看见后，说他“恭敬详雅，异乎其伦”，意思比一般的小朋友都文静安详、谦虚庄重。稍大了一点，大约头上还是“两髦”的时候，他去拜访住在吴兴的诗僧灵澈与皎然，现场做诗一首：“南陌东城春早时，相逢何处不依依？桃红李白皆夸好，邀得垂杨相发挥。”在两位大人物一步步的启迪下，他又很谦逊地把“邀”字改为“须”字，惹得两位诗歌艺术家击节叹赏，若干年后，六十二岁的刘禹锡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说“孺子可教”的语气神态。

十九岁的时候，刘禹锡急匆匆地到长安去参加考试，一无所获，后来模仿汉朝幽默大师东方朔给皇帝写自荐信，还是没有任何反响。或许正是这一挫折，让他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从而认识到一个人有了聪明才智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一个朋友说你好不见得好，乡里乡亲都说你好也不见得好，五湖四海的朋友都说你好，那才是真正好。此后两年，刘禹锡把他的功夫都下在结交朋友上，积极参加各种“晚会”，经常到名流府上坐坐，混个脸熟。他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诗来说，就是“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

由于结交朋友、培养声誉成功，加上他的学识，刘禹锡真可谓在考场上顺风顺水。贞元九年（793），刘禹锡先是进士及第，接着又登博学宏词科。后者考得什么题目，还有待考证，前面进士科考试题目是《平权衡赋》、《风光草际浮》诗，刘禹锡很珍惜地将内容保存下来了，我们也有幸可以一睹当年他的考场上风采，如那首《省试风光草际浮》：

熙熙春景霁，草绿春光丽。的历乱相鲜，葳蕤互亏蔽。乍疑芊绵里，稍动丰茸际。影碎翻崇兰，浮香转丛蕙。含烟绚碧彩，带露如珠缀。幸因采掇日，况此临芳岁。

所谓省试，就是尚书省礼部考试。“风光草际浮”是南朝诗人谢脁的诗句，用来作题目，还提供诗歌的韵脚。刘诗人的这首诗，一般人读后不发表评论，研究刘禹锡的专家即把他奉为衣食父母的人说，在他那个年龄，在紧张的考试氛围下，写出这样的诗，还是应该肯定。《新唐书》说刘禹锡的诗越到晚年写得越好，诗人这年刚刚二十二岁，诗歌创作的时间排名很靠前，按照宋祁的理论，质量排名自然很靠后。以前觉得那些老学究考证诗人的生平、诗歌的年限过于琐碎，毫无价值，读到“宋氏理论”，现在才知道诗人的编年史还有这等妙用。又据说唐朝考场上的诗作，向来水平不高，就象我们考场上的作文，虽有不少所谓的满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知道不能用高标准严格要求。当然这些文章也不是没有价值，就象刘禹锡的这首诗一样，很能满族大家的好奇心。

二十多岁的刘禹锡很快进入了丰收之年，他不仅仅的获得了一张高级通行证，能够坐上直达快车，更主要的是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群体，这为他后来迅速进入权力核心集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书舍人权德舆对他原来就有好感，考试成功，刘禹锡马上给他写信，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在权德舆的指点下，刘禹锡顺利通过吏部诠选，被任命为太子校书。中书舍人官五品，地位不是特别高，影响却甚大，是入相的重要途径。刘禹锡对这个未来的相国花了很大气力，只可惜权德舆一生谨慎，没有风险的赞扬与提携他很乐意提供，惹火烧身的事情他就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刘禹锡被定为危险人物、打入蛮荒之地后，眼巴巴地盯着他，权相国却缓缓转过头去，假装没有看见。

此后，刘禹锡选择了从军，进入了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下。这一选择十分重要。杜佑是官宦世家，学问深厚，地位尊崇，是当时的强势人物，不久他入朝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宪宗两朝都是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杜佑与吏部郎中韦执谊关系密切，韦执谊又与王叔文走得很近。刘禹锡由此得到改革派的领导人王叔文的赏识，认定他有宰相之才，还是由亲密的战友柳宗元推荐给王叔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贞元十八年（802），刘禹锡补调京兆渭南主簿，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与此同时，柳宗元为蓝田尉，李绛为渭南尉，看看这些人事安排，我们可以猜测这一任命来之不易。仅仅一年之后，三十二岁的他与柳宗元这一批少壮派同时回到中央，与柳宗元又同时出现在御史台，开始了他们的改革行动。

这时候刘禹锡真是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简直比办公室秘书还要忙。有部野史《云仙杂记》，嘲笑他说：“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这里的记载不怀好意，讥讽他从一个小小副县级干部提拔到中央，一下子进入核心领导人阶层，兴奋得不能保持矜持，见到别人的来信就兴高采烈地亲自一一回复。好比一个人发了个帖子，长久无人理睬，终于有人路过将他挖了出来，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楼主”克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亲自给每位支持者表示感谢。不过，刘禹锡每天要处理的“帖子”是数千个，这真个让人失眠的数字啊。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说他张巡过目不忘，书过一遍不用再复习，人见过一面用不着再介绍，当时以为文人的话多有夸饰，将信将疑。后来认识了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记忆力惊人，普通老师只要见过一面，下次就会亲切地叫出对方的名字，这才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政治家。刘禹锡似乎就有这样的潜质。另一部野史《大唐传载》记载，刘禹锡的一位同事感慨说，他与刘禹锡一起工作了三年，从来没有听到刘大人说过重复的话。这种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国家电视台的那些节目主持人了。

还有让刘禹锡忙碌与兴奋的事，三十三岁的他终于当上了新郎官。他的头扬得更高了，胸挺得更直了，大伙儿眼里面的畏惧色彩更浓了。当时刘禹锡有多威风呢？还是引史书为证吧，即使这史书是把刘禹锡当作反面教材。《旧唐书》说，当时改革派的领导人王叔文对柳宗元、刘禹锡言听计从，结果这两人就趾高气扬起来，做事情完全由着自己的情绪来，看谁不顺眼就扁谁，原文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这段描述让人联想到了那些“南霸天”之类的角色，他们在京城横着走路，大伙都不敢指名道姓，只是拿着眼睛示意。

柳、刘二人作威作福的具体证据有没有呢？《旧唐书》说，欺负后来的宰相武元衡就是最好的例子。柳宗元一直很讨厌这个人，觉得他很粗鲁，又据说刘禹锡曾经向身为当时御史中丞的武元衡谋求官职而遭到断然拒绝，所以两人联合起来，撺掇有关士人免去了武元衡御史中丞的重要职位，让他改任闲职。后来侍御史窦群状告刘禹锡，话尚未说话，当天就被罢免了官职。在有心人看来，这是刘禹锡为人跋扈的又一力证。

永贞革新很快的失败了，刘禹锡的幸福生活也很快结束了，他被贬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在朗州那地方，刘禹锡一下子就呆了九年，这九年是怎样过来的呢？史书上说他游手好闲，有辱斯文，要么整天观赏低俗歌舞，收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文学，改编、加工、修订直到亲自出马进行；要么四处探芳寻胜，整日住在武陵园等风景区，好似一个职业旅游者或者《国家地理》的专职记者。看到刘禹锡日子过得这样滋润，有些人很不高兴，就批评他不思悔改，顽固不化；又一些人则用崇拜的眼神望过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还怡然自得，真令人佩服不过，他们不知道刘禹锡偷偷地躲在角落独自伤心了很多次，风干的眼泪没有留下痕迹。九年间，他给很多人发过求救信，给杜佑、李吉甫、程异、李绛等人的信据说是“哀苦之辞，悲伤之情，随处皆是，谁读了都会同情”。为了回到喧闹的首都，刘禹锡甚至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给政敌武元衡与窦群都写了信，让他们给自己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也不能责怪朝中这些政治家冷漠自私，其实有人认真地努力过，大约在改革失败四、五年后，重用刘禹锡等人的任命就经出台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收回了。

为什么呢？或许是唐宪宗余怒未消，当初皇帝大人就发话说，他们八个人“纵奉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意思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地在下面呆着，永远别想着回来，即使遇到喜事大赦天下，也不会考虑这些人。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有关领导人余恨未了，从中作梗，传说这个领导人就是武元衡。于是又有传说身为宰相的武元衡，后来被北方军阀李师道派刺客在首都将其脑袋割走，刘禹锡还写了一些诗如《代靖安佳人怨二首》之类，嘲讽他死后只有宠爱过的小妾怀念他。刘禹锡还有一首《飞鸢操》，“操”就是歌、曲的意思，诗篇描写一个吃饱了撑着的飞鸢，停留在枯枝架起的鸟巢内，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结果被小孩子用弹弓将它射了下来。专家考证说，刘禹锡所写的这只飞鸢，就是影射武元衡，虽然有鹰隼的模样，但内心象蚂蚁一样没有志气。如此说来，刘禹锡似乎不太厚道了。

刘禹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自孟棨《本事诗》以来，看客们都认为，元和十年（815）正月，刘禹锡一行诸人被召还京师准备启用。这帮人在等待安排工作的时候，异常兴奋，结伴前去玄都观游玩，刘禹锡一时兴起写了这首诗，让当时处理政务的领导人看后很生气，结果这帮人又统统被偏远的地方做刺史。后来《旧唐书》这样说，《新唐书》也这样说，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本来没有那些事，说的人多了就成了事实。孟棨等人还说，十四年后也就是大和二年，刘禹锡由和州刺史任满，又回到中央担任主客郎中。他心中的那口怨气还没有吐出来，于是又游玄都观——看来他誓死要与玄都观抗争到底，又写了一首诗名为《再游玄都观并》：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改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园中半是苔，桃花尽净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事实是什么？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所谓的历史只是他看到的或宁愿看到的或假装看到的，与真实无关。读了刘禹锡这么好的诗篇，又有谁不希望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呢？正如伟大的爱情必须伴随一波三折，必须经过重重考验，必须是生死相许的那种。倘若平平淡淡的，又有谁知道这就是爱情呢？当事人不知晓，旁观者不认可。刘禹锡这么精妙的诗篇，必须要有文坛佳话与之匹配，否则就好像一位天仙妹妹横空出世，没有“凌波微步”的情郎相互辉映，显得那样孤独无助，茕茕孑立，楚楚可怜。

从批评家的立场看来，这样的佳话也给他们提供了指手画脚的机会。比如说，有位唐汝询评论前一首说：第一句写出气焰，第二句可见趋炎附势者比比皆是，第三句用桃花比喻新提拔的宰相提拔的新贵，太直露了，诗歌嘛要含蓄，所以就受到了惩处——让人闻到了幸灾乐祸味道。那位写了《小清华园诗谈》的王寿昌则说得更语重心长：学写诗要先学会做人。你们看刘禹锡心术不正，老想着埋怨别人，没有想到首先要自我反省，写起诗来肆无忌惮，结果呢，就捅下大篓子。

诗人自己呢，也乐意有这样的佳话传世，虽然又多遭受了十四年的罪，可是树立了一个伟大的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不乐意的可能是刘禹锡的战友及传说中的那位“执政”。这四、五个人在乡苦苦熬过了九年，曾经年轻的脸庞已布满了沧桑，曾经强壮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好不容易盼来了一缕曙光，却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仅仅就因为他的一首诗，大家又要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想着自己只有四年的光阴，后嗣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不像刘禹锡还有二十多年可以挥霍，刘禹锡最亲密的战友柳宗元，估计也会老拳相向，与他割袍断交。

传说中的那位执政，也会很无奈：刘禹锡可以头脑简单，我这位堂堂大唐帝国的宰相，也会幼稚么？仅仅凭借这一首“破”诗来决定这批天下闻名的“少壮派”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如儿戏，我也岂会如此儿戏？当然，这些宰相即使心中有想法，也没有机会辨别。柳宗元等人有意见，看这阵势也不敢说。惟一表示异议的是《资治通鉴考异》的作者，但他话音未落，就遭来无数斥责，说他缺乏情趣。现如今，又有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自元和十年（815）后，刘禹锡就同刺史的职位结下了缘分，先后担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当然其间也担任过一些闲职，不过二十多年间担任六任刺史，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他不堪大用，还是他不思进取，抑或是一些难以言说的原因呢？刘禹锡的能力早已经过验证，进取心应该也是满满的。他有不少诗集，都是与当时名人权贵的唱和，如《汝洛集》是与裴度、白居易两人的酬唱，《彭阳唱和集》上卷是与令狐楚的酬唱，下卷是与牛僧孺、白居易的酬唱，《吴蜀集》是与李德裕的酬唱，凡是有势力有影响有地位的人，与他都有密切地往来。李德裕、牛僧孺、裴度、令狐楚随便哪位不经意间跺跺脚，长安就得抖三抖，为什么刘禹锡没有被提拔上去呢？

有种说法是，刘禹锡虽然朋友遍及天下，包容牛、李两党，但这些朋友中不免鱼目混珠之类，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唐语林》说，唐文宗喜欢五言诗，想授予七十二人为诗学士。宰相杨嗣复马上提出，当今世上最能写诗的莫过于刘禹锡。皇上还未来得及表明态度，李珏在一旁接话说：这些所谓的诗人都是一些浮华轻薄之人，只关心云山草木，恐怕会影响圣上的声誉。皇上由此作罢。就是这个李珏，平时经常给刘禹锡送药，问寒问暖，还赞颂他是“文星”。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会昌二年（842），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洛阳的刘禹锡，自知不久于人世，写了《子刘子自传》，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在谈到当年的永贞革新时，他说：

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言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諡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于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

这里一些说法很耐人寻味。首先，他称颂王叔文是一个好领导，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当政的那几个月，没有人说他做错了事情。其次，他说永贞前后的一些事情说不清、道不明，王叔文是个替罪羊，承担了他本不应该承担的罪责。这是他临终前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积攒了一生，一直不敢吐露的心声。有这样的立场，不为时人认同，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