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反复检验的人们

先贤祠有一个令人一时不能理解的现象。许多人亦是伟人和有重大成就者，诸如巴尔扎克、莫泊桑、笛卡儿等辈，都享誉世界，却至今仍不得入其门。而伏尔泰与卢梭在这里可谓备极哀荣。这两位思想家不但安葬在整个地宫的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而且各自享有一个大墓室，棺木高大、精美。卢梭恰巧与伏尔泰面对面，倒真像是一个历史的玩笑：两个生前的论敌，死后依然近距离地长相对视。

伏尔泰的棺木前面耸立着他的全身雕像，右手捏着鹅毛笔，左手拿着一卷纸，昂首目视星光灿烂的夜空，似乎是在写作的间隙中做着深邃之思。棺木上镌刻着金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适时催生了法国大革命。

卢梭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自然法则理论。为师法自然，他的棺木外形被设计成乡村小寺庙模样。庙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同样擎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卢梭的思想，同样点燃了革命的燎原烈火。

不远处，安息着维克多·雨果，一个曾因反抗专制而流落他乡的斗士。辞世后，法兰西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入葬先贤祠的前一天，他的遗体专门在凯旋门下停灵一夜。

历史小说家大仲马的骨骸，2002年从老家的坟茔中起出，迁葬第二十四号墓室，与雨果和左拉同处。当时主持仪式的希拉克总统依然动情地说：“今天，亚历山大·大仲马将不再孤单，人民大众的美好记忆和幻想将永远伴随着他。”

当然，这般神圣的地方，科学家也理当有一席之地。居里夫妇之外，还有数学家拉格朗日等人。俭朴的墓室、简单的介绍，一如他们平实无华的品质。

似乎是一种定例，这些伟人们，往往都是逝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才能得以迁葬先贤祠。这就等于明确地布告于天下了，只有那些真正经得起历史反复检验的人，才有资格长眠于此。如此的严格和慎重就是要告诉法国的下一代，应该提倡何种精神、尊崇什么样的人。

是的，得给历史以时间。中国先贤挂在嘴边的“隔代史，当代志”，其实就是对这一问题有尺度的把握。

先贤祠在建立之始，还立有这样一条铁律，凡经不住历史检验者，一旦发现问题，便不能在此入土为安，会被毫不宽容地“请出去”。法国大革命中第一个匆匆入葬先贤祠的革命党人奥诺雷·米拉博，人们在1793年发现，他曾经从国王那里收受过巨额钱财，他的灵柩便很快被移走了。

法国当代历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身后没有一个葬入先贤祠。戴高乐将军可以说是法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2005年，法国国家二台举行了“法国十大伟人榜”的评选，戴高乐以极高的票数当选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可戴高乐本人很早就对后事做了安排，表示身后要与他那位因患病而不幸早亡的爱女安娜葬在一起。所以在他去世之后，出于对其本人意愿的尊重，至今也未有人提议把他的遗骨迁入先贤祠。

举世无双的拿破仑，曾为法兰西共和国带来了无上荣耀，法兰西共和国的人民也始终爱戴这位法兰西战士。因诸多原因，他也未归葬先贤祠。1840年12月他的遗体运抵巴黎后，灵柩通过凯旋门，安葬在与先贤祠同在塞纳河南岸的荣军院里。这是遵循了他曾留下的遗嘱：“我愿我的身体躺在塞纳河畔，躺在我如此热爱过的法国人民中间。”

先贤祠的一面墙壁上面镌刻着很多寂寂无闻爱国者的名字，也不乏一战、二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的英名。其中一战共560名，二战共197名。毫无例外，这些都是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作家的名单。《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当然就在其中。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何止成千上万，为什么这里只有作家呢？而且他们大多数人的事迹，或者作品并不为世人所知，故而简单到既没有华丽的言辞，也没有传奇的经历，只有描了金的姓名。大概法国人一直把作家看作是“个体的思想者”，这样更能够象征一种对个人思想实践的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