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那个时候我对建筑没有什么概念，认为建筑和工程是一回事，从来没有考虑过设计的问题。我学物理和数学，对艺术和历史却没有过多的关注。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艺术和历史才是建筑的精髓。第一个让我考虑建筑学的，是威廉•埃默森（William Emerson）。那个时候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而麻省理工建筑学院和哈佛大学之间有几个联合项目，因此在格罗皮乌斯（Groupius）来之前，我就对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有了一些了解。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还沉迷于学院派（Beaux-Arts）风格，我对于格罗皮乌斯和布劳耶（Marcel Breuer）加入哈佛大学很感兴趣，于是便决定到哈佛读研究生。
在哈佛大学读研的最后一年，我师从格罗皮乌斯，他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项目主题。我对他说我想做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因为我认为历史和建筑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他听完后并没有反对我，只是回答说，“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看。”于是我决定设计一座位于上海的博物馆。当时所有在建的中国建筑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而我却认为，中国的展品都不大，因此学院派风格的立柱和山花并不适合。由于家里一直都有收藏中国艺术品，我对中国艺术也略知一二。最后我设计了一个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的博物馆，这也赢得了格罗皮乌斯的认可。1946年我在哈佛读研时设计的这个作品，和时隔60年之后的苏州博物馆不无相似之处。
1948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而威廉•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正决定在自己的威奈公司开设建筑部门，他让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列出了一些建筑师，我也在其中，就这样我搬到了纽约开始为他工作。我们看了各种地产，我也开始逐渐了解了不动产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停留在理论上，直到基普斯湾项目才真正得以建成。这个项目给了我信心，也让我更加敢于放手设计。那时候的我，十分欣赏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 Rohe），虽然知之不多，但很有信心，想要超越密斯。密斯偏爱的“幕墙”是用玻璃和金属覆盖结构骨架的，而我想，如果能把墙面直接变成外立面，这样就可以两步并作一步了。于是，在基普斯湾项目和后来与齐肯多夫做的低成本住宅里，我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我和齐肯多夫合作了10年，这期间真正的作品不多，但是在整个团队中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其他年轻建筑师不可能接触到的广阔经验。我接触到的是大规模的都市设计。基普斯湾项目之后，我开始感到低成本住宅的局限性，并且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作品。第一个机会就是来自丹佛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主任沃尔特•奥尔•罗伯茨（Walter Orr Roberts）请我在博尔德的平顶山上建一个研究中心，我欣然应允。正是这个项目，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将建筑视为一种艺术形式。
继罗伯茨博士之后，我的下一个重要客户是杰奎琳•肯尼迪，1964年她在一众建筑师中，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我来负责肯尼迪图书馆。这个项目的高曝光率一定程度上也帮我得到了国家美术馆东馆的项目。而后来，正如埃米尔•比亚西尼（Emile Biasini）所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总统——另一个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则是因为我做的国家美术馆东馆，而最终选择我来负责大卢浮宫的设计。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有远见愿景的人可以及时地助你一臂之力，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很幸运地遇见了这样一些贵人。
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法设计。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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