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至19世纪的社会显然是不健全的，对根治这些弊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强调了消灭剥削倾向，将工人改造成独立、自由与受人尊重的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如果消除了经济上的苦难，把工人从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世纪的所有积极目标都会完全实现，一切罪恶也将消失。弗洛伊德则认为，如果大幅度减少性压抑的程度，神经症和各种精神病也会随之减少。自由派认为，如果完全脱离了非理性的权威，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太平盛世。[127]
那么20世纪是否还存在这些弊病呢？20世纪存在着两大社会阵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弗洛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我们在第一章已经作了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甚至远没有建成一个健全的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呢？在这方面弗洛姆的论述也最为详细。以下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如果不是特别指出即是指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
20世纪最明显的标志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处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工人阶级并没有掉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越来越多地分享民族的财富”。工人阶级从相对贫穷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地位及政治处境的改变，工人通过工会，成了经营管理的社会“合伙者”。就非权威的问题而言，弗洛姆认为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已经成了朋友，子女不再对父母盲从，相反父母却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在工业和军界，都有着一种“协同工作”和平等的精神。而且统治社会的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而是中产阶级，他们与工人的生活方式只有量而无质的区别。就性压抑方面而言，20世纪也有了很大改观。一战之后，爆发了一场性观念的革命，60年代更是有了性自由、性解放运动，陈旧的禁忌和原则都被抛弃了，性欲无法满足的看法被当成了过时的或不健康的思想。总之，按照评价19世纪的标准，20世纪几乎具备了健全社会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128]
对此弗洛姆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社会仍然是不健全的社会，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得了“异化综合症”，当代社会的许多精神病症皆来源于此。当然，异化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在很早就已经存在。弗洛姆异化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早期阶段，具体来说在《旧约》预言家偶像崇拜的思想中，人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艺术才能用来塑造一个偶像，然后供自己崇拜。但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则与传统的异化有着显著的不同，它改变了传统异化的形式和强度。
1.社会异化的具体表现
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与消费品、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的关系中。[129]
（1）市场型人格
如我们上述所引，弗洛姆把市场人格定义为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并把个人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的取向性格。弗洛姆认为，18至19世纪并没有出现市场取向，市场取向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封建社会，社会的变动性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个人无法利用他的人格而为前进开路。而在市场竞争的年代里则不然，社会变动频繁，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各种大规模的组织，有能力扮演市场所期望的角色，他就能够往上爬。[130]
市场型的人格是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影响的结果。人际关系已经失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征，而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不仅出卖商品，而且还出卖他自身，把自己当作某种商品。人们依靠自己的体力、自己的技术或自己的人格把自己销售出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己的人格，“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是技术和人之特性的比重，另一方面是二者和‘人格’的比重，但‘人格因素’总是起决定作用”。成功主要依靠一个人在市场上怎样很好地出售自己，他的人格是否获得通过，他是否是一个漂亮的“包裹”，他是否“令人愉快”“健康”“可靠”“雄心勃勃”；此外，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他属于哪个俱乐部，他是否认识有权之士等。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决定着人的特质的价值，甚至决定着他们整个存在的价值。假如某个人所具有的特质在市场上卖不出去，那么这个人就毫无价值。就像卖不出去的商品一样，即使它可能具有自己的使用价值，因此“自己对自己所作的判断和估价，只能用来作为别人对他作评判时的参考。要对自己的价值作出判断，就必须看自己在市场上是否获得成功，看自己的声望如何，离开了这些，是无法对自己的价值作出正确判断的”[131]。这也是现代人特别注重社会对他的评价，注重自己的声望的重要原因。
市场性格的人的感情是麻木不仁的，他们只是市场这架大机器上的零件，“除了他们运转如何，这一能反映他们在这一官僚等级中的升迁的问题外，对其他他们是概不过问的”，他们大多考虑的是在市场的竞争中如何能够获得最佳。人的计谋往往得到很大的用场，而人的情感则被忽略了。结果是“市场型性格在情感事物中显然地幼稚无知。他们往往感到自己被‘热情的’所吸引，但由于他们的迟钝无知，又不能鉴别这些人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精神界及宗教界有那么多的骗子容易得手，而表现出强烈情感的政治家能够强烈地打动市场性格的人。[132]
市场性格的人关心的不再是他的生活及其幸福，而是他的销路。他的最高目标是具有全面的适应性，以便在人格市场的各种条件中都能受到青睐，他不停地按照“我就是你所需要之我”这一原则改变着他的自我。因此，为了在人格市场上卖得好价格，“人必须在人格市场上赶时髦，为了赶时髦，他必须知道何种人格是市场上最需要的。这种知识通过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一般得以传播，并在家庭中又得到了辅助教育……在其他场合，人也获得了一些成功之典型的更特殊的例子。画刊、报纸、新闻短片都展现了各种成功者的画面和生活故事。图片广告具有同样的功能”[13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保持自己的个性，而逐渐失去了自我。
自我既是市场上的卖主，也是待出售的商品，他的自尊只能由他所无法控制的条件来决定。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价值；反之，他就无价值。但对市场他是无法把握和无法预测的，结果“就产生了孤立无援感、不安全感及自卑感。如果市场的变迁决定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尊严感、自豪感就被摧毁了”[134]。
（2）机器的奴仆
人与工作的异化，具体表现就是人成了机器的奴仆。整个社会就像“大型机器”（mega machine）一样整齐划一，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执行着和机器一样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赚钱，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经济利益本身，个人成了服务于经济目的的工具，个人“就像是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样，其重要性决定于他的资本的多寡，资本多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齿轮，资本少的就无足轻重了，但不管怎样，人总是一个服务于他自身之外的目标的齿轮”[135]。
这种工作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定量与抽象化——有关。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工匠还是农民，凭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直接和具体的观察就可安排计划、生产。而现代企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必须被严格定量，只有资产负债表，即用定量数字来表示的经济活动的确切比较指标，才能告诉经理他所做的生意是否赚钱，赚了多少钱，也就是说，是否有意义。这种具体到抽象的转换，已经发展到了大大超过资产负债表和生产领域中经济活动中的定量问题所包含的范围。现代商人、企业家不仅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还得应付成百万的顾客、成千的股东，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雇员。“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一架庞大机器中的许多零部件，商人和企业家必须控制这架机器，计算其效能；每个人最终可以看成一个抽象的实体或数字。”
在传统社会中，工作程序较为简单，工匠能够控制生产，监督生产的全过程。而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劳动分工越来越趋于繁细，工人无法在任何环节接触到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产品对于他来说，抽象化了。他只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也就是“在机器还未设计出来的生产活动中，或者在机器比人工更费钱的生产活动中，像机器一样地工作”。经理虽然接触了生产的全过程，但对于他来说，产品也是一个抽象物，其本质是交换价值。
这种定量与抽象化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对人对物也往往有定量和抽象化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具体性和独特性则被忽略了。如报纸报道一则水灾的消息，可以冠以“百万元大灾”的标题，强调的是抽象的数量，而不是人所遭受的具体苦难。如把一个人说成具有“百万美元”的价值，并不是把他看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把他当成可以用数字来表达本质的抽象的东西。[136]
在现代，人不但被机器控制着，而且人的思想也被机器控制着。弗洛姆说：“把技术进步作为最高价值的趋势，不仅与过分强调我们的智力密切相关，而且与一种深深的情感紧密相联，这种情感就是被机械的、无生命的、所有人造的东西所吸引。”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被死亡和腐朽所吸引，而通常情况是漠视而不是尊重生命。他们喜欢“法律和秩序”胜过生命结构，喜欢官僚作风而不是自发的方式，喜欢小机件胜过生物，喜欢重复劳作胜过原创性，喜欢井井有条胜过生机勃勃，喜欢囤积胜过消费。我们相信人能够生产出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人，但现在我们却已经像机器人。[137]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人对计算机的依靠和痴迷。弗洛姆认为，计算机应该在许多方面为人的生命服务，即人的生命是根本，而现在人们用计算机代替人的思考，这是一种病态的想法。这是对自己能力失去信心的重要标志。人生总要面临许多选择，对一些事情尤其是重要的事情如果选择错误，将会置人的生命于危险之地，这种怀疑困扰着他，使他痛苦、紧张。因此，他必须相信他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使他选择了错误的决定，也要深信不疑，这样他就不再为怀疑他所作的决定是否有效所折磨。这种确信的保证随着时代的发展是有所变化的。在传统的社会人们相信上帝，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之后人们开始相信科学，而现代的人们则相信计算机。如现代的政治领导人所作的政治决策就是依靠计算机作出的，他们相信计算机的结果是客观的、中立的。即使决策失败了，他也不会责备自己：计算机的结果是正确的，我的选择没有错，只是时运不济而已。
但是弗洛姆指出，这种看似中立的背后也暗含着评价和选择。计算机所作的决策是建立在一系列相关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这些事实是由人给定的，人们在给定这些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和价值判断。再者在计算机进行分析时，观察者也会介入其中。最后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也是建立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这种价值判断是无意识的，即它是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上，生产越多越好是人们设计程序的原则。弗洛姆相信，如果人们把“有助于人的积极性和生命的最好条件”作为设计的原则，那么我们将设计不同的程序和选择不同的事实。弗洛姆还提醒人们说，计算机在作判断时也有它的缺陷，它无法登记人的眼和嘴以及细微的表情，而这些在了解人的心理、作决策时有时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他认为，计算机尽管给人的计划提供了便利，但它只是手段，人的完善和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138]
这种相信机器和相信上帝的心态是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宗教心态，“两者都是宗教式的决定，它是对上帝的意愿或计算机决定的盲从，是以所谓‘事实’的逻辑为基础。这种决定是由一系列的异化的决定构成，在作决定的过程中，人把自己的观察、知识、探索、责任都交给了偶像：上帝或计算机。而人道主义的宗教则深知从来没有这些让与，他必须懂得这些处境，认清这些选择，然后作出决定。真正的科学理性与此没有什么差别”。弗洛姆称这种沦为机器奴仆的宗教为控制论宗教，它是隐藏在基督教后面的秘密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不相容。在“控制论宗教”中，“我们把机器抬举到了神圣的地位，并由于我们为它服务，而使其本身变成了神”。人类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从人那里异化出去了，“在它面前，人俯首帖耳。他竭尽全力地安抚它，巴结它。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他的上帝。他似乎还被自我利益所支配着，可实际上他的整个自我连同其具体的潜力，已成了服务于他双手所创造的那台机器所要达到的目的的工具”[139]。
（3）消费的异化：接纳倾向
消费同生产一样，也是异化过程。弗洛姆认为，正常的消费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也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如获取面包与购买衣服是为了维持生存；得到书籍与绘画应当基于我在理解上下的功夫，以及使用它们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得到某些东西时只是为了占有。[140]如贵重的餐具或水晶花瓶，因为怕砸碎就放着从来不用，又如大厦空着许多不用的房间等。即使在占有可用的东西的环境中，占有财富便可显赫仍然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汽车、冰箱、电视机的确有着真实的用途，但也有炫耀的作用，表现了拥有者的身份。[141]
弗洛姆对人们占有汽车的方式作了精到的分析。现代人经常更换他们的汽车，而且最好在更换时能有一笔有利可图的“好买卖”。整个过程像一出游戏，人们往往对过程津津乐道，几乎等同并超过了这次买卖的最后收获——得到一辆领导新潮流的汽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弗洛姆认为，在于以下五种因素。其一，人对汽车的关系变得失去了个性。汽车不再是一个我所依赖的具体对象，而是我的地位、我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是我的权力的延伸。随着买进一辆汽车，我实际上又获得了一部分新的自我。其二，随着汽车不断地被更新换代，个人的情趣也不断升级。这种占有攫取的行为就是一种“初夜权”，是一种对某物的统治欲的升级。其三，人们想从更新换代中谋取利益。其四，追求新刺激的欲望。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在囤积性格向市场性格转变的过程中，占有指向并未销声匿迹，只是改头换面而已。[142]
但是这种现代的占有方式与传统的占有方式还是有所区别。现代的消费是一种人为激发的对幻想的满足，一种与我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我们吃一种没有什么味道，也并不富有营养的面包，因为面包使我们幻想到财富和身份——面包如此之白而“新鲜”。“实际上，我们在‘吃’一种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真正东西失去了联系。”我们喝的是商标，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广告上那幅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至于物品的消费，弗洛姆认为更糟，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如“健康”肥皂、“健齿”牙膏等。
这种消费方式导致我们永不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本来消费的意义是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它自身的目的。购买及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联系”。不断增加的消费需要，使我们对外界的依赖更强了，它“迫使我们不断努力，消费使我们依赖这些需要，依赖于能帮助我们满足需要的人及机构”。
弗洛姆说，如果现代人敢于明白道出他心目中的天堂，肯定会是这样的：“天堂就像世上最大的百货公司，里边有新东西和新玩意儿，而他自己则有用不完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这种消费倾向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明显的区别。19世纪风行囤积倾向，风行对财产的占有和依恋；而现代人则很少有这种财产感，他们喜欢购买新东西，当更新的东西出现时，随时准备抛弃已经买下的东西，这种倾向不是囤积，而是接纳：“其目的是接纳、‘饮进’，不断地得到新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人一直张着大口在生活”[143]。
这种消费心态根源于人在现代社会的空虚、无助、疑惑和紧张的感觉，只有靠不断地“接纳”各种商品，个体似乎才能够不断地肯定他自己，因为当他面对国家和他受雇的企业时他是无力的。“他有一个老板，他的老板也有老板，老板的老板也有老板，很少有人没有老板和不遵守管理机器的程序——他们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而当他消费时，有不同商标的商品可供他选择，他有自由支持一种反对另一种，“这种支持他喜欢商品的自由创造了一种权力的感觉”。这种不断强制性的消费可以补偿他的焦虑，“如果消费被减少，真正的焦虑就会表现出来。这种抵制可能唤起的焦虑导致了人们不愿意减少消费”。这种态度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吸烟，尽管吸烟有害健康已经众所周知，但大多数人仍然继续吸烟。“难道是因为人们宁愿选择早死的机会而不愿意放弃快乐吗？对吸烟者的态度分析表明这是一个主要的理由。香烟的消费减轻隐藏（于内心）的焦虑和紧张，人们宁愿冒不健康的危险而不愿面对焦虑。”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的权力也是虚幻的。他们消费商品受工业生产的支配，他们选择商品时也是广告等各种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144]
这种消费的异化还体现在我们对时间的消费，即娱乐上。现代人是被动的、异化的消费者，他像消费商品一样“消费”电影、报纸、杂志、书籍、讲座、自然景色、社会集会。他并没有积极地参与，他想“接纳”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得到尽量多的娱乐、文化等。这种消费娱乐的方式，尽管表面上表明消费者是自由的，是有权力的，但实际上与消费商品一样也是虚幻的。“他并不能得到自由地享受‘他的’闲暇；他消磨闲暇的方式，如同他对所购的商品消费一样，受到了工业生产的支配；他的趣味被人操纵，他想看、想听的，都由条件所决定；娱乐，如同其他事一样，是一种实业，消费者是去买玩乐，就像买衣服鞋子一样。玩乐的价值取决于市场上的行情，它不再是任何可以用人的观念来衡量的东西了。”
按照弗洛姆的理论，当人们在进行创造性的自发活动的时候，如看书、游览、社交时，自身内部会发生某种变化，有了这种经历之后，我便不再是先前的我了。而在异化的享乐形式中，“我心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消费了这个或那个，而我自己则没有什么变化，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对所做事情的记忆而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拍照，带相机的旅游者，每到一地总是不停地拍照，他实际上除了照相机这个媒介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照相机替他看到了一切，他的‘愉快’旅行的结果，便是一套快照，这些快照成了他本应体会到而实际上并没有的经验的代替物。”[145]
（4）同胞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异化的关系，“是一种两个抽象体、两部活机器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他雇用的人，商人利用他的顾客。“每个人对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商品，每个人总是受到某种友好的对待，因为即使他现在没有用处，今后或许用得着。”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友好，它缺少爱，也缺少恨，有的只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较多的难以觉察的不信任。
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过去社会中的一般联系及契约关系，代之而起的是异化关系。现代社会由“原子”构成，这些细小的粒子相互离异，只是因为“自私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利用的需要把它们聚合在一起”。我们与同胞的交往受制于自我中心主义原则：“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几乎每个人都信仰上帝，但他们并不关心那些与同胞相关的社会普遍问题，甚至也不为自己的灵魂、拯救以及精神健康问题而发愁，而是关心和焦虑那些涉及个人的孤立因素。总之，“是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推动着个人的行动。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可说是次要的感情，是个人慈善或仁慈行为，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构成部分”[146]。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爱和婚姻关系。现代人把爱的问题看成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看成主动去爱和爱的能力问题。他“几乎很少想过爱可以创造什么。他通常注意的而且几乎参与的是被爱，并由此创造出某种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爱纯粹是一个时机问题，或者说可以通过购买各种物品使你变得讨人喜欢”。他们对爱的态度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的态度则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147]
婚姻关系也是这样。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想婚姻与那种顺利发挥职能的受雇者的观念相去不远。理想的丈夫或妻子是指他或她顺利地发挥了功能。如丈夫应该“理解”妻子，帮助妻子；他应该赞不绝口地评论妻子的新衣服和她做的可口佳肴。反过来，当丈夫疲惫不堪、满腹牢骚地回到家中，妻子也应该理解他；当他谈论工作上的麻烦时，妻子应该聚精会神地倾听；当他忘记妻子的生日时，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理解。这种关系充其量“只是这样两个人之间表面上很融洽的关系，他们一生都是陌生人，从未达到一种‘中心关系’，但是，两人彬彬有礼地彼此对待，都努力使对方感到更好一些”。而在理想婚姻的背后，是两个企图逃避孤独的心。“在‘爱’里，一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躲避孤独的场所。建立起一个二人同盟以反对世界，并且这种二人为我主义被误认为是爱的亲密。”[148]
除此之外，弗洛姆还对夫妻间的性满足是幸福婚姻基础的看法提出了批评。这种看法认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常常是夫妻双方没有进行“性调整”，缺乏“正确的”性行为知识所致，如果人们采取了正确的性行为，幸福和爱将随之而来。也就是说，爱是性愉悦的产儿，而且如果双方学会怎样做到性满足，他们就会彼此相爱。弗洛姆认为，这种想法是受工业革命对夫妻关系影响所致：“大家普遍认为，正确地使用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工业生产上的技术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是就在人们用技术的眼光看待夫妻关系时，夫妻的感情、夫妻的心理被忽略了。究其实，“爱不是充分性满足的结果，但是，性愉快，甚至所谓性技术的知识，反倒是爱的结果”。一个恐惧或仇视异性的人很难把自己完全给予另一个人。因此，“如果一个性抑制者能够从恐惧或仇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爱的状态，那么，他或她的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如果不是这样，关于性技术的知识再多也无济于事”[149]。
（5）自我的消失
现代社会的人对待自己也是一种异化的心态。这种人在现代社会中无法把握自我，无法保持独特的自我个性，即自我消失了。自我的消失是当代社会许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市场性格所致。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被他人成功利用的东西，他的自我价值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反复无常的市场。他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是自身权力的持有者，他的目的就是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其二，他作为机器的奴仆，不允许自己有独立的个性。除此之外，弗洛姆认为自我的消失还有其他因素。
第一，情感的压抑。现代社会压抑了人的自发性，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源自于人的内心情感的压抑。
首先，对敌意和厌恶的压抑。这是最早加以压抑的感觉之一。开始时，当儿童与周围世界发生冲突后，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敌意和反叛，而周围的世界马上对儿童的这种反叛给予打击，儿童自然不是其对手而不得不屈服。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消除这种敌意的反应，所使用的手段多种多样，如威胁、惩罚、耐心说服等，最终目的是使儿童放弃其敌意。于是儿童不再表示真实的感觉，最后放弃了这种感觉。此外，教育儿童不要去注意别人的敌对情绪和不诚实作风。有时候，这一点实在难以做到，因为儿童有一种盯住别人的坏特性不放的能力，而不像成年人通常那样，很容易被其语言所欺骗。他们还会“无缘无故”厌恶某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直觉地感觉到此人是敌对和不诚实的。但这种反应很快地受到打击，不需很长时间，儿童就达到了一般成年人的“成熟”程度，同时也就丧失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能力（只要坏人的行为还未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儿童在接受早期教育时，成人就教给他许多根本不属于他的感觉。特别是教育他要喜欢别人，要无条件地与人为善，要逢人就笑。凡是教育无能为力的，以后通常由社会压力继续完成。假如你不面带微笑，就被认为是缺少一种“令人愉快的人格”。假如你想生意兴隆，不管你是一个女服务员，还是售货员或医生，你必须具有“令人愉快的人格”。唯有那些处于社会的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以及高高在上的人，才不需要特别取悦于人。友好、愉快以及可以用笑来表述的任何东西，就成为自动的反应，好像开关一样，只要你一开一关，电灯就会自动明灭。
当然，在许多场合，人们明白这仅仅是表示一种姿态而已，但在更多场合，人们处于麻木状态之中，从而丧失了辨别虚伪的感情与出于内心的友好之间的区别能力。由此所导致的是不仅敌意遭到压抑，而且友情也蒙上了虚伪的成分。许多自发性的情感被压抑下去了，而代之以虚情假意。
其次，对性和死亡的压抑。弗洛姆认为，人们对性的束缚所导致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性具有一种强迫特性，它像液体或某种麻醉剂一样，渐渐地流失和消耗掉，它已经没有了特别的情趣，而只会使人麻醉一下而已。它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性的范围，将削弱人们在其他领域中自发地表现自己的勇气。
对死亡的压抑不是促使人们把对死亡和不幸的领悟，视作一种生的最强大的激发力，一种促使人们团结一致的基础，一种这样的心路历程——没有它，享乐和热情就丧失了强度和深度——而是强迫人们去压抑这种情感。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于它遭到了压抑，所以它的存在不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好的结果，已经成了人们干其他事情都心不在焉的原因，成了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举行葬礼时要如此地铺张浪费。
第二，对原始思维的歪曲。原始思维（original thinking）是指每个人自己能够新颖和创造性地思考问题。弗洛姆认为，原始思维遭到了歪曲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打击人的原始思维。成年人对待儿童的好奇心，他们或是公开蔑视，或是虚伪地表示恩赐。更严重的是他们给儿童编造了关于世界的虚伪神话。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说许多诺言以掩盖事情的真相，成年人有种种理由不让自己的孩子知道事情的真相。这种状况严重地打击了儿童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即使在上学之后也从未得到好转。现在的教育强调关于事实的知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学习越来越多的事实上，以致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仅仅依靠信息所进行的思维，与没有信息的思维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其次，真理是相对的。另一种打击原始思维的方法，就是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真理被糟蹋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倘若有人说他发现真理，所谓进步的思想家就会把他视为倒行逆施。他们把科学的努力改造成不掺入主观的因素，科学努力的目标就是不带任何感情与利益因素地观察世界。这种思想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思维丧失了其主要的刺激因素——思维者的愿望和利益。相反地，思维成了一种记载“事实”的机器。事实上，就一般而言，思维恰恰是出于想要支配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所以对真理的追求也出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与需求。没有这种利益，也就丧失了追求真理的刺激因素。同样，在追求真理中情感的缺失，不但使人在改造世界时缺少了动力，而且对认识自我也产生了种种错觉，使人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再次，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于一切心理、经济、政治和道德问题，文化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问题弄糊涂。经常用来蒙蔽人的一个烟幕是：这些问题太复杂了，非等闲之辈所能掌握得了的。然而事实正相反，关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它们太简单了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它们。把这些问题弄得如此复杂万分，以至于似乎唯有“专家”才能理解它们，而且专家也只有在其狭隘的小圈子里才能理解它们，这实际上是故意使人们丧失相信自己可以思考这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的能力。这样，人们面对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觉得一筹莫展，在专家们制定出干什么和如何干的方案之前，他们只能耐心等待。这对人造成了双重后果：其一是对任何用嘴说出来、用手写出来的东西，抱着怀疑和讥笑的态度；其二是只要来自权威，对任何东西他都天真地相信。讥笑和天真结合为一体，成了现代人的典型特征，其主要后果是使人丧失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决断的能力。
最后，世界整体形象的破坏。另一种使人们丧失批判性的思维能力的办法是，破坏世界整体性的形象。事实失去了特性（它们只有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时才显示出这些特征），任何事实只是一种他物而已，它的全部含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无线电、电影和报纸在这方面起着一种破坏性的作用，这些宣传机器经常厚颜无耻地中断关于一个城市遭到轰炸、数以百计的人被炸死的报道，而插入推销肥皂或酒的广告宣传。同一个播音员，以同一种挑逗性的、讨好的、权威性的语调，在向你报告严重的政治局势以后，就向你宣传某种牌子肥皂的优点。在电影院里，在向你放映关于鱼雷快艇的短片以后，马上在你面前出现的就是关于时装式样的镜头。报纸让出报道科学发明与艺术创造的版面，刊登了一些陈腐思想，甚至关于情窦初开的少女早餐习惯之类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动，自己的情感、批判性判断的能力荡然无存，最终，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变得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了。在“自由”的名义下，生活不过是由许多零碎的、互不相关的事情构成，人丧失了任何的整体感。他感到困惑和害怕，只是无奈地注视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
第三，人的行为意志的丧失。人是否具有行为意志必须有一个前提：确知这些欲望是自己的欲望。现在绝大多数人对这一前提从不怀疑，他们从未停下来想一想，他们所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欲望。在学校时，他们想得到好分数；成年后，他们想使自己的事业日益成功，赚更多的钱，有很好的名声，买一部上乘的汽车，到各地观光。但是假如他们能在进行这种疯狂追求的间隙，坐下来认真地想一想的话，那么在他们的脑海里，马上会涌现出一连串的问题：“假如我真的谋到了一个好职业，假如我真的有了一部上乘的汽车，假如我真的能去旅行——以后又怎么样呢？做到了这一些，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是否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我是否在追求这样一些目标，原以为这些目标能给我带来幸福，而实际上一旦真的实现了，这些目标将会使我大失所望？”这些问题一旦涌现出来，那确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问题问到了人的整个活动所依据的根本，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信念。然而人总有这么一种倾向：尽快地摆脱扰人的问题。他们认为，因为上述问题太令人烦恼、厌倦了，所以被它们搅得非常头痛，于是他们就一意孤行地继续追求这些他们自己的目标。
这种情形隐隐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人在幻觉下生活，自以为了解他所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只是别人所希望的东西。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他已经同它失去了可靠的联系，任何人和事物都已经成了一种工具，成了他双手创造的机器的一个零件。他按照别人所要求的那样去思维、感觉和决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他的自我，而一个自由人的真正安全必须建立在这种自我的基础上。
按照使自己的一切都符合他人的要求和模糊自己与他们界限的要求，人们消除了对自己个性的怀疑，并获得了某种安全感。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放弃了自发性和个性，生命遭受到重大挫折。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人，尽管他的生物躯体还在活动，可他的情感与心理功能已经歇息。从表面上看，现代人非常满足，可是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的是极端地的痛苦。事实上，他已经濒临绝望的边缘。于是他孤注一掷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企图使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只要能标新立异，他甚至可以奋不顾身。
总之，现代人对他所想要的、思考和感知的东西根本不了解。他被一种无名的权威摆布着，他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根本就不是他的自我。他越是这样去做，就越加感到无权力，也就越加感到顺从这种无名的权威。尽管从表面上看，现代人是乐观和进取的，但实际上，他正被一种深重的无权力感折磨着，这种无权力感使他木然地凝视着灾难的来临，似乎他已经麻木了。[150]
2.异化在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在异化的环境中，政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同时其他异化的方面也会对政治施加影响，从而使当今的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弊端。
（1）官僚主义化
现代社会的官僚是中产阶级，即经理—官僚，而不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这些官僚统治着大企业、工会及庞大的政府，他们是管理物和人的专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企业规模较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合二为一的。但现在，大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较小的企业被排挤。投资于企业的资本所有权与对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分离。成千上万的股东“拥有”企业，但是并不占有企业，只有得到很高报酬的管理官僚在管理着企业。资本的不断集中和一个握有权力的管理官僚的出现与劳工运动的发展是平行的。通过工会，工人个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为自己讨价还价；他们融合在一个大的劳动者组织里，并为一个代表他们与工业巨头相对立的有权力的官僚组织所引导。总之，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主动权已由个人转至官僚机构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大经济帝国的管理者们”[151]。因此，人成为机器的奴仆延伸至政治领域就是人成为政治机器的奴仆。“人越来越被浓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政治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152]
官僚看待人民的态度也与此相适应，他们同人民的关系异化了：“由于管理机构庞大，官僚同人民的关系便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关系。官僚们把被管理的人民当成物，对他们既不爱也不恨，完全没有什么人的感情；就其活动而言，经理—官僚不应带有什么感情；他必须把人当成数字或物来加以操纵”。一方面，组织机构极度分化，处于其中的人民越来越感到无力，无法把握自己及组织；另一方面，官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没有管理官僚，企业可能会在短时间破产。因此，人们便像神那样对待官僚，人们感到，要是没有了官僚，一切都会毁灭，我们也会挨饿。在中世纪，领袖被看成神授秩序的代言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的作用也完全是神圣的。[153]
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少的是关爱，多的是距离和冷漠。这种状况的存在使人们很难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而这种团体如宗教团体、宗族等的存在恰恰是抵制官僚主义化的重要力量。但人性有与世界联系的本能，由于这种情感在团体中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国家就成了团体的替代物。“团体与政体的分离导致人们把所有的社会感情投射到国家身上，于是，国家便成了偶像，成了超越并高踞于人之上的力量。人屈从于国家，也就是屈从于他自己的社会感情的象征物。”[154]
（2）权威的匿名化
在现代社会中，权威呈现出两种走向：一是权威愈发变得“崇高”，人们无法把握它，需仰视才见。如上面所说的官僚主义化现象。另一种现象则是权威的匿名化。权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外在的权威，如教会、国家、君主、教师、父亲等，也有内在的权威，如责任、良心、理性等；既有公开的权威，也有匿名的权威。在20世纪以前，权威多是公开的权威，你知道是谁发的命令，是谁下的命令，以及我若顺从或反抗，其后果会怎样。现在则不然，权威已经改变了特性，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的权威了。[155]
现在的权威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等，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须采取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服。例如，母亲对她的女儿说：“我知道你不愿意与那个男孩一起出去玩”，广告上写着：“吸这种牌子的香烟，可以清凉肺腑”。就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中世纪的权威主要是教会，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是国家，而现在则是匿名的权威占据主导地位。在弗洛姆看来，匿名的权威比外在的权威更有力量，因为这种权威好像是人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力强加于身的，因此他们往往对此深信不疑。再者，外在的权威所下的命令，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知道这命令是谁下的，人们能够有效地进行反对这种权威的斗争，并且能在斗争中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勇气。即使内在的权威也不是完全捉摸不定的，对它所下达的命令人们还是能够有所领悟。唯有在“匿名的权威”的统治下，人们对命令和命令下达者的认识都一团漆黑。就像一个人中了枪弹却不知道射击者是谁，于是人们即使想还击也找不到还击的对象。[156]
（3）平等即协调一致
弗洛姆认为，匿名权威赖以运行的机制是“协调一致”。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失去了自我，所做的只有随波逐流。“我只有做别人所做的事，因而我必须与人一致，不要‘突出’；我必须随时准备着，乐于按照社会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应该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自己是否顺应了潮流，是否并不‘特殊’，并非不同。”[157]
现代人是机器的奴仆，具体而说，更像一个计算机。“他们所发挥的只是电子计算机的作用，而这架电子计算机则早已将这些原则编排就序了。个体成为某一个成员，他自己也变成了一种东西。然而，并不存在一种公开的权威，因为他不是‘被迫’去服从的。个人在自愿行动的幻觉之下，还以为服从的只是‘理性的’权威。”[158]现在人只是幻想的满足，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但他本身并没有意识到，因此他总是认为一切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他服从理性的权威。实际上，他本身已经丧失了理性，也就无法以“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权威。
协调一致的原则对政治观念最大的扭曲除了权威之外，还有平等。“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意味着任何人都不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目的，而且仅仅是目的，绝不是互为手段。而现代平等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平等，在今天指的是机械般行动的人的平等，是已丧失了全部个性的人的平等。今天的平等与其说意味着‘同一’，不如说意味着‘一样’。”它是抽象的“一样”，人们从事一样的工作，享有一样的娱乐，阅读一样的报纸，怀有一样的感情和思想。它是一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平等，是一种无个性的平等。“正像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要求商品的标准化那样，社会进程也要求人的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则被称为平等。”[159]
（4）自由的异化
弗洛姆认为，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一概念：一种是指人的性格结构。自由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是成熟的、全面发展的、有创造性的人的性格结构中的一部分。一个自由的人是具有爱的、创造性的、独立的人。另一种是指二中选一的能力，能在两种以上的选择中取其一。我们所谈的较多地是后者，即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160]
20世纪以前人们所争取的自由主要是指不受外在权威的束缚，具体来说主要是摆脱宗教、国家、阶级等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摆脱传统的束缚越多、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而在20世纪，这种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成功地打破了外在的枷锁，然而是否有自由呢？弗洛姆认为，人们摆脱了外在权威的束缚，从表面上看，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人们却还受着另一个权威——内在权威的束缚，“人们往往被从外在的权威那里获得的自由弄得神魂颠倒，而闭眼不见这样的事实：这些自由已被内在的束缚、强制力和恐惧所抵消了，它们已取代了外在的权威而成为新的自由的敌人”。如信仰自由，我们已经击败了限制自己信仰的教会和王国，但是并没有真正获得信仰的自由。因为现代人都认为“我只相信被自然科学证明了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的信仰自由新的更大的束缚。如言论自由，尽管人们从表面上看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云亦云，他并没有获得独立地、完全不受外界干扰地、纯粹出于个人内心地进行思维的能力。[161]
这是自由消极的一面。积极自由的人不仅摆脱了外在权威的束缚，而且摆脱了内在权威的束缚，内心拥有自由的、生产性的性格，具有理性和爱的能力。而消极自由的人仅仅在表面上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内心缺乏自由的、生产性的性格，从而导致他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必须做到实践与心理的结合。在自由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做出选择的能力大小随着每个行动、我们的生活实践而变化。生活增长我的信心、我的完善、我的勇气、我的信念的每一个脚步，也增长着我做出理想选择的才能，直到最终使我更难选择不理想的行为。另一方面，每一次屈服和懦弱的行动都使我变得更软弱，它给更多的屈服行为打开了通道，而且最终丧失自由”。这就像下国际象棋一样，在比赛之初，每个人都有获胜的机会，但经过一些招数之后，双方的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再经过进一步的角逐，比赛形势明朗了。高水平的棋手，会认识到他再也没有获胜的自由了，在他事实上被将死之前他已经输了。而低水平的棋手则还处于这样的错觉：在他已经失去了获胜的自由之后，他还以为可能获胜；由于这个错觉，他必须继续拼到底，直到他被将死。[162]
现代人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一出生即处于异化的社会中。他最先接触家庭，之后接触他人、学校、社会、政府等，所有的关系都是异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培养出应有的自由的性格，无法发展出足够的自信心。一旦长大成人之后，他已经没有选择的自由了，尽管他表面上是自由的。
（5）民主的异化
民主的含义是指全体人民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决定着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民主在现代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每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即普选权。现代所有的西方国家基本都实行普选权。弗洛姆在此要问的是，即使人们获得了普选权就实现了民主吗？也就是说程序正义是民主的唯一保证吗？
在异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他们的自我消失了，“他们只是一些异化了的机械人，他们的趣味、意见及倾向都受到了大的控制机器的操纵，他们怎么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呢？”即使每个人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政府，选票的计算也准确无误，这种看似自由的选举也不一定就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如果大多数人用一种打广告最多的牙膏是因为广告宣传作出了某些异想天开的保证，那么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会说，这是因为人们真的喜欢这种牙膏，可以说的只能是，广告宣传在哄骗人，要人相信它的保证。弗洛姆认为，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中，人们表达意志的方式与此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听取宣传的效果，这些鼓噪在他们耳边发出的喧嚣声使事实失去了分量。”以下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起来：公共关系的顾问在指导着政治宣传，他们利用电视来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其做法就像通过电视广告来宣传肥皂的优点一样。民主国家的政治机器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商品市场的固有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职业政客也是在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这些职业政客所采用的方法愈来愈像强行推销商品的广告”。
因此，这种看似自由的选举实际上却是操纵人民意志的选举。“真正的决定常常是由政党而不再由代表着各选区利益及愿望的议员来制订。而且，即使在政党内部，也是由少数鲜为人知的关键人物做出决定。实际情况是，尽管公民都相信他指导着国家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公司的情况大多少。”[163]
（6）人类的毁灭
人类的毁灭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人类肉体的毁灭。造成人类肉体毁灭的一个可能是战争。现代的强权大国（和几个稍弱些的国家）仍在继续制造潜能不断增大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威力足以消灭整个地球。因此，未来的战争不再是你败我胜、你死我伤的问题，而是作战的双方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都有可能全部毁灭的问题。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至今还没有采取消灭威胁的唯一措施：消灭所有的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原材料的核电站。人类肉体毁灭的另一个可能是生态的失调，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从而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164]
第二层含义是指人类心智上的毁灭。20世纪的人们，“生活没有意义，没有欢乐；没有信仰，没有现实。除了不去感受，不去推理，不去爱之外，人人都‘快乐’”。这样的生活尽管物质上很富有，但是缺少精神的欢乐。他们虽然活着，但是已经死了。弗洛姆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自我的异化。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了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会成为机器人。”[165]
从弗洛姆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之一是，自由的程度逐渐增强。在资本主义初期，人们就不再固着在土地上，有迁徙的自由，有选择自己工作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政治上有了选举权，并最终获得了普选权，而且人们的婚姻关系也有相当的自由。可见，人们的自由范围逐渐扩大，个人化的程度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崇尚个人主义，注重发展个人的才能。联系之二是，人们孤立无援的状况仍然存在。同时这也是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区别所在，这就是孤立无援的状况更加严重了，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尽管是自由的，但他在面对他人时，他人是礼貌的，但又是冷漠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他面对市场时，市场是难以捉摸的，他个人不得不随着市场的变化而疲于应付。而当他工作时，他的作用又仅是一个机器的零件而已。他面对的国家是高高在上的，而在他周围又时常有匿名的权威对他施加压力。教育、媒介，甚至是消费也都被控制在他人手中。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使人感到压抑、孤立无援，他的自我消失了，因为外在的东西是那么高大，自己是那么渺小。
可以说，现代社会与人性的发展是相悖的。这种异化的社会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现象的扭曲。人们经过多年的奋斗争取到了民主、自由、平等，但在异化的社会中，这一切都变了质。人们只是得到了民主的形式，而对其本质人们却没有抓住。“我们今天之所以出现文化和政治危机，并不是由于个人主义太多，而是由于我们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已变得虚有其表。”[166]人们的内心还远没有建立起生产型性格，人道主义良心。生产型性格的缺乏不但使民主的一些理念变得虚有其表，而且即使建立了民主社会，这种社会也不会稳固，从而出现“逃避自由”的现象。最终，人们纷纷抛弃民主，皈依专制。法西斯的兴起即是例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