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医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即所谓“国学”）都是生命之学、人生之学，而且中华传统文化的种种学问都有主体客体合一、体用不二的特点。在古人看来，也许所谓“养生”本来就是做人、生活，而做人、生活本来也就是养生。

中华文化的第一原典《周易》中就记载“生生之谓易”，即易学探讨生生之道的学问。中华文化里各家中被推为“老大”的儒家则从道德人伦起首展开对人生之学的探讨，偏于探讨生生之德，如当代大哲梁漱溟认为孔学是生命之学，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将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中华文化里富含浪漫主义色彩的道家也与“生命”主题密切相关，《道德经》中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展现出一种重视生命的意识，而到《庄子》乃至后世丹道之学就更珍视生命了，可以说道家乃至后来的道教整体偏于探讨生生之术。中国化的佛家禅宗也将其关注的终极目标锁定在人的生命，希望从生命的困境中超脱出来，实现心灵的绝对自由，如《坛经》中一再强调“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可以说，中国佛学偏于探讨生生之慧。当然，中华文化各家对“生生”问题的各个层面均有论述，仅仅是偏重不同而已，正因为对“生生”的各个方面都探讨，才使得中华文化独具特色，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因为生命问题、人生问题可能是人类一直面临并将继续思考的命题。

中医作为一种至今仍然“存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讲“生生”问题，国医大师陆广莘老总结说：中医是生生之具。《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生生之具。”“方技”就是与医药卫生有关的一大类知识、技术的总称，《艺文志》中又分为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具”就是器具、工具，可以说就是具体的方法，更偏向于操作层面，实际上它是生生之道的运用、生生之德的体现、生生之术的落实、生生之慧的展示。“道”通过“技”、“具”表现出来，即各种与医药卫生有关的学术传统、技艺系统，其中最重要、至今犹活着的就是今天所谓的“中医”。什么是生？现在有人在电视上讲，生就是一头牛在大地上吃草，我说这不叫生，这叫死——牛都把草吃了嘛，这不叫死吗？《说文解字》上说：“生，进也，像草木生土上。”上面不是一头牛，而是一棵草，下面一横是大地，意思就是草从大地上长出来，这叫“生”，即生命是一个过程。

《黄帝内经》上讲“生之本，本于阴阳”。认为生命的根本在阴阳，《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命的根本是阴阳，也就是道，道展现在生命上就是善，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仁”为“生生之德”，朱熹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戴震更是直接提出“仁者，生生之德也”。戴震认为这种“生生之德”的本质特点是“条理”，“条理”在天道是神妙莫测的，所以就要从“人道”溯源天道，从“人德”溯源“天德”，所以“生生之德”也就是“人道”的本质——“仁”。“生生之德”（仁德）的落实，儒家把它建立在人伦关系上，比如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对邦国的忠等等，在中医则表现为医德，以“仁德”的标准来要求医者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也就是所谓的“大医精诚”。此外，中医界有一句“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的话，意思就是说儒理与医理相通，儒生学医可以事半功倍。道家和中医也是水乳交融，中国医学史上有不少的道医，既是高道也是名医，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等，道家的“贵生”思想、摄生学术系统都汇融到中医养生学术之中，而中医学的内容同样被道家、道教所吸收，比如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被收入到“道藏”中，被视为一部道书。中国化的佛学中重视“调身、调息、调神”的禅修，其学理基础和中医学也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