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看中医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李 致 重

国学，是本国故有的学术文化，习惯上也称国故。春秋至秦汉之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盛世。所以那时候，在国学的基础上孕育了中医，并成熟、发展至今，为全世界所独有。讨论当代中医发展的问题，当然不能忽视国学。

一、学问之道，国学为基

    1923年4月，梁启超先生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在“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以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写下来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将他认为的“要目”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全部“要目”共计137种。其中，仅“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就包括以下39种：

    《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抱朴子》、《列子》，《近思录》、《朱子年谱》（附：论学要语）、《传习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日知录》、《亭林文集》、《明夷待访录》、《思问录》、《颜氏学记》、《东原集》、《雕菰楼集》、《文史通义》、《大同书》、《国故论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

    同年，胡适先生也应《清华周刊》之请，为清华同学们拟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份“书目”分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类。尽管他对文学史方面有所侧重，但是从思想史的书目而言，与梁先生的选书思路，可以说基本一致。梁、胡二先生学贯中西，是中国一百年来“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他们对于国学的立场，当然值得人们重视。

    梁先生在上述“要目”之后，还特别为青年学生附了一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解释说：“要目”中“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基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因而推出了 “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的“必读书目”。这一份供“所治专门别有在”的各种专业大学生通用的“必读书目”中，包括以下25种国学重点书：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读过梁先生的《治国学杂话》、《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他要求青年学生必须学好国学，其用意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陶冶道德、人格。他认为，“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他强调，“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身，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

    其二，主张文化多元。他自己认真地读过许多西学的书，比如《万国史记》、《瀛环志略》、《列国岁计政要》、《格致须知》、《西国近事汇编》、《谈天》、《地学浅识》等。但他认为，在以传播当代自然科学为主的清华学堂，“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他强调，“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果真如此，“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 

    其三，国学博大精深。仅从他“行箧无一书”，“竭三日之力”而写下137种国学“要目”的同时，并涉及推举、评议后世注家的书目80种这一事实，既表明国学的博大精深，也表明梁先生国学功底之雄厚。所谓发展、进步之说，只能是传统基础上的历史性演进。倘若置传统国学于不顾，就好比欲建高楼，却忘记了打好根基一样。当代中国青年人尤其要知道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四，增强记忆，磨炼思维。梁先生以为，只有“数据渐渐得丰富，再用眼光来分析它”，才会产生思维的成果。这里的“眼光”，其实就是由记忆、磨炼而来的成熟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今的名人，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7位海外华人，他们成功前的思维方式的磨炼，无不得益于国学。

    以上四点，对于每一个读书人来讲，都是缺一不可的。而梁启超对国学的重视，首先完美地体现在他的儿子梁思成身上。留学建筑归来的梁思成，其人格修养、专业造诣，尤其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科学、真理所表现的忠诚、坚贞、无私、无畏的精神，是当代中国读书人的典范，是学子们永远的楷模。

二、人文与思维，源头在国学

    就国学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大体而言，包括文、史、哲三大类；具体而言，涉及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一个健全的人格，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一个成功的专门人才，更需要博涉人文知识。所以，西方的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之类的话，讲的也是人文素质的方方面面。可见造就人才的“大成之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无不特别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诗经》、《书经》、《易经》，无疑是国学之首。《诗经》属于文学艺术范畴，《书经》的内容着重于史学，《易经》讲的主要是哲学问题。而文、史、哲都属于形上性的学问。所以从方法论、认识论来讲，学习和研究文、史、哲，对于磨炼并善于运用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以诗、史、哲为例，做一些说明。

    以诗而论，诗是文学中最精粹的艺术形式。凡论诗者，必言比兴。“比”，是综合、是类比；“兴”，是演绎、是抽象。在综合的观察中选择出最恰当、最有代表性的类比，由此演绎出最有感召力的艺术想象、意识、境界等，这就是诗的比兴。所以人们欣赏诗或者创作诗，应当是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在文学领域的磨炼或者运用。

    以史而论，史学是对历史的现象及其过程的总结。综合地观察和研究诸多的历史现象及其过程之后，或从中得到某种具体的启示，或从中总结出某些重大的观念，于是便形成了史学。所以读史学或者研究史学，应当是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在史学领域的磨炼或者运用。

    以哲而论，《易经》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巨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和《论语》、《孟子》等皆属之。哲学家所要面对的，是自然、社会、思维、生命领域里无限变易的现象及其过程。哲学家通过综合的观察、类比的研究，进而加以演绎、抽象，方能从无限变易的现象及其过程中，领悟到以上各个领域的某些规律和原理。所以读哲学书或者从事哲学研究，应当是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在哲学领域的磨炼或者运用。应当说，所有从事自然、社会、思维、生命领域的科学工作者，都要有哲学的基本功。

    要懂得，梁先生所谓的“磨炼思维”，就是指在国学的熏陶下，逐步提高学习国学、研究国学的逻辑思维方法的过程。这种“磨炼”，是两千多年来国学在治学方法上的突出特点。而梁先生特别用“磨炼”而不用习惯上的“训练”二字，其中别有一番心意。

三、国学为沃土，中医是名木

    人们常说，中医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瑰宝。这一句话，绝不能当做一个空洞的口号。

    人们面对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其中一部分事物，人可以运用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对它加以认识。但同时另有一部分事物，人是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分析的。当年国学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分析的世界。

    而中医所面对的“对象”与国学所面对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自然、社会、生命领域的，不断变化着的现象及其过程。因此都属于形上性的，也都是“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解剖、分析的”。

    具体来说，“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状态亦即哲学上所讲的“现象”，在中医里称之为“证候”。状态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当然是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对它进行解剖。

    正因为如此，国学的观念和思维方法，本质上就是中医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尤其《易经》、《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哲学论着中所体现的观念和思维方法，与中医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以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以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为特点的方法体系，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也不能切断的根。

    自然而然，任何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医的人，都必须在传统的文、史、哲以及逻辑、道德伦理中，健全自己的人格修养，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进而磨炼自己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习惯，提升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水平。使扎在国学中的方法体系这条根，更深、更牢。

四、国学遭冷寞，中医经验化

    近代中医史上的最大失误，是人们对国学的冷寞甚至背叛。从第一版到第七版全国中医院校统一使用的教材来看，国学的内容，微乎其微——国学遭受到冷寞，中医便随之朝着经验化的方向倒退。

    几十年里，人们一直醉心于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改造中医。然而，西医分析—归纳的还原性方法，与中医综合—演绎的系统性方法相比，两者的思维方向正好相反。所以从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而言，用西医的研究方法改造中医的“西化”之路，本来就是一条死胡同。人类的科学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方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几千年来，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临床技术体系。因此当扎在国学之中的研究方法的根系被切断的时候，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将随之衰落。而当中医的临床治疗失去原有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支撑的时候，中医便沦落为不见文化思想深根的浮萍草——游离于自身科学与技术体系之外的中医，所留下的只是原有体系中的经验部分了。然而经验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初阶段，它是不能称之为科学的。这就是我们几十年的“努力”，所换来的“中医经验化”。

    下面举一些例子，对于理解“中医经验化”的缘由，或许有益。

    1956年创办北京中医研究院时的主旨观点，即发掘中医遗产，继承中医经验。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医病房制订的“西医诊断—中医分型—协议处方”的模式，是典型的“西医辨病＋中医经验”的经验性模式。这一模式，至今在全国中医院延续着。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以“症候群”为依据所制订的中医临床诊断标准，是典型的以感性认识为依据的经验性标准。中医的理性原则与科学标准，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基础上的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从当代的诊断标准中彻底的边缘化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医制订的病、证诊断标准，照搬了中西医结合所奉行的“症候群”经验性模式作为中医病、证诊断“标准化”的依据。

    1990年开展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其旨宗是“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经验”。一辈一辈中医专家们卓越的临床疗效，固然有不少具体的、经验性的成份，但是，真正的精华是在他们在中医科学和技术体系指导下，灵活运用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和思维习惯。

    1993年以卫生部名义发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95年纳入国家标准的《中医病证分类代码》，从国家权威标准的高度，把“症候群”经验性模式完全肯定了下来。在此之后的多年里，新药评审与“三甲”医院评审，这些原则和标准都是其中的重要依据。 

    中医大专院校内、外、妇、儿教材的各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贯穿着“辨病分型”的思路。尤其第六版《中医内科学》教材中，竟然连以往每一“证型”之下的“辨证分析”，也被删去了。这就从学生受教育阶段起，把“症候群”经验性模式，全面地灌输到下一代中医的思维之中了。

    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中国北方之初，中医界所表现的临危乏策的状况，是中医全方位经验化的表现。其后，国内制订的“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方案”，仍然重复着“西医辨病、中医分型”的经验性思路，而非传统的辨证论治的原则。

    基于上述，当前中医的现状是：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失去了作用，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不善于使用，充斥教材和临床的尽是经验。这就是中医的衰落。然而经验不能称之为科学，所以这种衰落，其实意味着消亡。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今天展现在社会上的“中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中医本来的、应有的形象了。所以认识和解决中医衰落的问题，同样要以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着眼点。以经验为着眼点来思考中医的兴衰，与过去把中医视为经验医学的偏见，犯的是同一个错误。

    有人说：毁掉中国两千五百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有五十年就足够了。这个说法，其实并非夸张。五十年差不多关系着三代人，身在其中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见证了这一过程——国家为中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人们在发掘、整理、提高、发展、创新、现代化的歌声中，把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基本上毁掉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断裂了，但又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把自身嫁接在西医的根上。这就使一个成熟的医学科学体系，全方位地滑向了“中医经验化”。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从国学看中医的时候，不能不又一次想到唐代魏征的话：“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国学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它的基因应当回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灵魂中来，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一种远去的学术去研究。当代中医衰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一百年来对国学的冷寞甚至背叛。在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中医应当尽快把国学从博物馆请回到中医学术和临床实践中来，并深切希望从这一历史教训中，尽快生长出复兴中医的智能和勇气来！

（2005年6月2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