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汉字起源的推测

有关汉字起源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汉字如何产生，二是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二千多年来人们对汉字起源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推测，下面我们择要略作述评。
　　一. 汉字始于八卦
　　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是近人刘师培，他说：“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
　　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共有八种：

任意两卦相迭合，便可得八八六十四重卦。一为阳爻，代表奇数；一为阴爻，代表偶数。占筮时，筮时，筮者用四十九根蓍草茎按某种法则进行演算，若得数为奇数，用阳 爻表示；若得数为偶数，用阴爻表示。若反复演算三遍就可得一单卦，六遍就可得一重卦。反复演算，就能有八种排列合组合，即：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也就是八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考古发现表明，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战国，筮占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表示的，后来用一、八来表示，一演变成了阳爻，八演变成了阴爻。由此可见，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过去曾有人认为“水”字（篆文）来源于坎卦，“坤”字（古文）来源于坤卦，完全是肤浅皮毛的比附，二者之形只是偶合而已。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说八卦与汉字体系的起源无关，并不是说八卦对所以的汉字字形构成都毫无影响。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例如“爻”、“学”和“教”等字。，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二. 汉字始于结绳
　　把结绳当作汉字的起源。明确提出“文字之作，肇始结绳”的是晚清近代学者朱宗莱。
　  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及神龙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伪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龙氏，当是氏也，民结绳而用之。”《周易正义》引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表明中国上古在无文字的时代确实有过结绳记事。宋代朱熹曾说：“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云：“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用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表明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
　　然而结绳从史料和遗俗看，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结绳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象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不可能是文字，也不可能演变成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
　　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结绳对人们的造字活动也不是毫无影响，汉字体系中就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孫(孙)”和“後”，商周金文中代表“十”和“十”的倍数的文字以及“世”字。(参见7)但决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三. 汉字源于图画和随意刻划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吕氏春秋·句躬篇》说：“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我国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并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并不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了文字。
　  裘锡圭先生《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推测，汉字的形成与原始族徽符号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已经普遍有了刻画族徽的习俗，只要族徽符号还没有纳入成句的书面语言中，就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文字，但是由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音义的明确性，它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朝代的族徽符号，虽有很多单独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但也有不少出现在成句成段的铭辞中，因而可以肯定商周遗物上的族徽符号，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显然裘先生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很有卓见的推测。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汉字的起源有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郭先生承认图画是汉字的主要源头，但认为由随意刻划而形成的指事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即象形）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想象，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
　　地下出土的遗物，如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刻纹鹿角杖，证实在史前原始人就能契刻线条简单、构成比较定型的记号；甘肃西宁县仰韶遗址出土的侧边刻有齿形缺痕的长方形骨板，证明由随意刻划而发展而成的符号，可以记事。《老子》说：“是以圣人执右契而不责于人。”《列子·说符》说:“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也。’”都是以契刻的符号作契约凭证的记载。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表明,先秦和秦汉的简牍时代里，社会上曾实行过一种刻齿计数的方法，随着纸张取代简牍，这套计数的方法便失传了。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刻契记事的习俗。陆次云《峒溪纤志》：“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诸匡鼎《瑶壮传》：“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纪闻》：“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由随意刻划发展起来的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只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在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还不能算作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但正如郭沫若所说，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一个源头，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作了指事字，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和“入”、“上”、“下”等。

　　四. 仓颉造字
　　战国两汉时代，普遍流传仓颉造字的传说。《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叙》、《春秋演孔图》、《孝经援神契》、《河图玉版》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当时的文字启蒙书称为《仓颉篇》也反映了这种观念。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意思是,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监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了启示。仓颉起初造字，大概是按照事物的形体去描摹造象形字。）
　　仓颉是姓，是名，还是部落名称，《说文解字叙》前的文献均未明言，是黄帝之史说始见于《说文解字叙》。《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喜好文字的人很多，可是只有仓颉独独流传其名于后世，是由于他用心专一、掌握了正确的规律，最有成就。这表明远在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汉字并非是由仓颉一人创造的，而是由众人创造的。然而传说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黄帝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黄帝时代距今五千多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而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者，远古时巫史不分，巫就是史，故所谓“众人”当指众史，也就是众巫，因此我们认为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两条文化信息：一、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二、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原始汉字是巫史创造的。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由于“契”古代可以指契刻的文字,因此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指钻隧取火的发明者、“神农氏”指最早开创农业的民族等一样，其人是无法考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