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我建议读者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为对他的语言的任何转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说服力。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阶级的一翼，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受压迫大众的视线，往往挑起民族仇视。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国际争端反映的首先是国内关系的紧张化而非国际关系的紧张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从来不是超阶级的，故而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诸如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未必吻合。我引用这些观点，是因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主流学派至今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读者若相信马克思主义，不妨对照上述观点反省目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深层原因。如果读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例如，不相信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那么，我推测，读者无法回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就理论而言，阴谋论的要害首先在于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统计学和基于统计学的科学视角下，它不正确。就实践而言，大国政治不应也不可能基于阴谋。因为，阴谋之成败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大国的命运不应维系于偶然因素。固然，历史在转折关头常取决于细节，而细节包含着偶然因素。也恰恰因此，我们才格外关注“智慧”问题。
如果只懂得关于事物的知识或“理”，我们不可能有智慧。这里，我仍要引用金岳霖反复引用他自己关于“道”的体会之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势，不服从必然律，因为有“几”。蓄势待发，将发而未发，曰几，与“机”相通。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是一种智慧。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根据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察，人类似乎是惟一在欺骗能力方面获得超常发育的物种。不同于其他灵长目或哺乳动物的脑，人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许多脑区，都与“信任”和“意图探测”有关。就大脑皮层而言，除了语言脑区，脑的信任和意图探测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它们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脑”。
欺骗，可以定义为“故意掩盖行为意图”。所以，人类的意图探测能力的超常发育，意味着漫长的欺骗与反欺骗的斗争。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其先祖是一种身体纤细的古猿。作为灵长目，我们的种群惯性之一是“群性”，也就是“社会性”。根据许多人类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考证，如果没有群性或群性较弱，纤细的南方古猿必会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消亡。所以，人类注定无法摆脱欺骗和被骗，因为人类不仅有显着的个性，还有显着的群性。
人类社会的创造性，主要基于群体允许的个性发展。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主要基于群体在千差万别的个性之间协调劳动分工的能力。任一群体，有些时期发展迅速，有些时期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一权衡关系，在人类社会演化的无数决定因素中占据主导位置。其余的关系，包括欺骗能力和防止欺骗的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都是从属于这一关系的。
阴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欺骗，它通常意味着深谋远虑且设计周密的欺骗，也称为“骗局”。鉴于这一特征，阴谋要求保密。如果参与一项阴谋的人数太多，例如超过两百人，阴谋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但必须有军事组织那样的纪律。两百人的群体如同一个人那样活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长期而言，代价太高以致几乎不可能。动物有个性和群性，不同于植物，动物个体的个性占据主导位置，否则就不成其为“动”物。所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你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些人，你也可能在一些时刻欺骗一切人，但你不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
阴谋论者大多不懂科学或统计学原理，所以才相信有人——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诸如货币和外交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上，居然可以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阴谋论者，也有懂得科学和统计学的。许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我那时的一位同学，后来无可挽救地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他的某一颗牙齿里面植入窃听器。我在香港教书时，专程去拜访他。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他认真而谨慎地告诉我关于他那颗牙齿里藏有窃听器的阴谋。我推测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否则绝不会相信这样的阴谋。
目前我国流行“美国阴谋”。更早些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流行“英国阴谋”。如果查阅文献，我们不难发现，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过“俄国阴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行过“日本阴谋”。关于阴谋论的资料显示，不仅中国，而且朝鲜和越南，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流行过关于强国（包括中国）如何操纵弱国内政的阴谋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因为报界推测多年的日本与袁世凯之间的“密约”因凡尔赛和约而披露。虽然，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阴谋不可持续，但是它被相信阴谋论的人当做阴谋普遍存在的一项证据。
今天，我们通过检索“阴谋论”文献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称为“民族性”，那么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喜欢阴谋的民族——英国和日本。
与杜威不同，罗素崇拜中国文化，可是他列举过三项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贪婪”和“说谎”。姑且不论“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应被接受为正确的观念，目前流行的阴谋论并不指向英国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国。虽然，美国人始终被其他国家的公众认为是“最天真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让我们相信“美国阴谋”的，主要根据并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直接探讨大国政治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
大国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专家通常不接受“阴谋论”的解释？因为，如前述，保密的代价太高。当人数众多时，阴谋很快就变成“阳谋”。大国之间于是从来就只有阳谋，公然派遣间谍、潜艇、卫星，以及传播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这是国际惯例，大国政治的惯例。
假如某一大国的公民普遍相信阴谋论，那将怎样？我推测，当然，现在我们也可观测，一种可能是“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周围很可能布满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种可能是“大批判”——公开批判想象中的外国阴谋，这就被旁观者称为“妖魔化宣传”。
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利益。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阳谋，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阴谋，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么，人心叵测，对本国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实，在十年“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十分普遍地表现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百年之后，史家若要直面评价这场旨在反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种种后果，不应忽略人性扭曲这一严重的负面后果。
扭曲了人性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成家立业，继续扭曲我们后代的人性，如此相续永无了结。事实上，今天高校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他们的父母承担。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最钦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学科教育事业中难得的一位同仁，顽固地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论，并且努力向学生们宣传这样的阴谋论。这真令人痛心。承受着这一痛苦，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知道，阴谋论在许多网站居于主导地位。我从未访问过“天涯社区”，但我听说那里是各种各样阴谋论的发源地。民粹主义——吴敬琏教授最近提醒读者——或许是当前最应警惕的思潮。政治腐败与民粹情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执政党必须尽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则，晚清中国社会流行过的许多危险思潮都可能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权力从垄断状态到与更多民众分享的状态，这是“民主化”的实质。盖言之，权力的分享，首先为了缓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如果当权者始终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权力在更大范围内的分享，那么，上述的潜流就难以避免要演变为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就我自己的态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变，我绝不赞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围多数朋友，以及多数中国人，都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运动起于偶然事件，若一连串偶然事件相互激发，则可能造成激变的形势，不再是偶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我建议读者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为对他的语言的任何转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说服力。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阶级的一翼，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受压迫大众的视线，往往挑起民族仇视。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国际争端反映的首先是国内关系的紧张化而非国际关系的紧张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从来不是超阶级的，故而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诸如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未必吻合。我引用这些观点，是因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主流学派至今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读者若相信马克思主义，不妨对照上述观点反省目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深层原因。如果读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例如，不相信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那么，我推测，读者无法回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就理论而言，阴谋论的要害首先在于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统计学和基于统计学的科学视角下，它不正确。就实践而言，大国政治不应也不可能基于阴谋。因为，阴谋之成败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大国的命运不应维系于偶然因素。固然，历史在转折关头常取决于细节，而细节包含着偶然因素。也恰恰因此，我们才格外关注“智慧”问题。
如果只懂得关于事物的知识或“理”，我们不可能有智慧。这里，我仍要引用金岳霖反复引用他自己关于“道”的体会之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势，不服从必然律，因为有“几”。蓄势待发，将发而未发，曰几，与“机”相通。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是一种智慧。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根据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察，人类似乎是惟一在欺骗能力方面获得超常发育的物种。不同于其他灵长目或哺乳动物的脑，人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许多脑区，都与“信任”和“意图探测”有关。就大脑皮层而言，除了语言脑区，脑的信任和意图探测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它们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脑”。
欺骗，可以定义为“故意掩盖行为意图”。所以，人类的意图探测能力的超常发育，意味着漫长的欺骗与反欺骗的斗争。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其先祖是一种身体纤细的古猿。作为灵长目，我们的种群惯性之一是“群性”，也就是“社会性”。根据许多人类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考证，如果没有群性或群性较弱，纤细的南方古猿必会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消亡。所以，人类注定无法摆脱欺骗和被骗，因为人类不仅有显着的个性，还有显着的群性。
人类社会的创造性，主要基于群体允许的个性发展。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主要基于群体在千差万别的个性之间协调劳动分工的能力。任一群体，有些时期发展迅速，有些时期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一权衡关系，在人类社会演化的无数决定因素中占据主导位置。其余的关系，包括欺骗能力和防止欺骗的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都是从属于这一关系的。
阴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欺骗，它通常意味着深谋远虑且设计周密的欺骗，也称为“骗局”。鉴于这一特征，阴谋要求保密。如果参与一项阴谋的人数太多，例如超过两百人，阴谋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但必须有军事组织那样的纪律。两百人的群体如同一个人那样活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长期而言，代价太高以致几乎不可能。动物有个性和群性，不同于植物，动物个体的个性占据主导位置，否则就不成其为“动”物。所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你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些人，你也可能在一些时刻欺骗一切人，但你不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
阴谋论者大多不懂科学或统计学原理，所以才相信有人——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诸如货币和外交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上，居然可以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阴谋论者，也有懂得科学和统计学的。许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我那时的一位同学，后来无可挽救地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他的某一颗牙齿里面植入窃听器。我在香港教书时，专程去拜访他。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他认真而谨慎地告诉我关于他那颗牙齿里藏有窃听器的阴谋。我推测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否则绝不会相信这样的阴谋。
目前我国流行“美国阴谋”。更早些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流行“英国阴谋”。如果查阅文献，我们不难发现，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过“俄国阴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行过“日本阴谋”。关于阴谋论的资料显示，不仅中国，而且朝鲜和越南，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流行过关于强国（包括中国）如何操纵弱国内政的阴谋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因为报界推测多年的日本与袁世凯之间的“密约”因凡尔赛和约而披露。虽然，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阴谋不可持续，但是它被相信阴谋论的人当做阴谋普遍存在的一项证据。
今天，我们通过检索“阴谋论”文献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称为“民族性”，那么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喜欢阴谋的民族——英国和日本。
与杜威不同，罗素崇拜中国文化，可是他列举过三项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贪婪”和“说谎”。姑且不论“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应被接受为正确的观念，目前流行的阴谋论并不指向英国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国。虽然，美国人始终被其他国家的公众认为是“最天真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让我们相信“美国阴谋”的，主要根据并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直接探讨大国政治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
大国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专家通常不接受“阴谋论”的解释？因为，如前述，保密的代价太高。当人数众多时，阴谋很快就变成“阳谋”。大国之间于是从来就只有阳谋，公然派遣间谍、潜艇、卫星，以及传播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这是国际惯例，大国政治的惯例。
假如某一大国的公民普遍相信阴谋论，那将怎样？我推测，当然，现在我们也可观测，一种可能是“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周围很可能布满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种可能是“大批判”——公开批判想象中的外国阴谋，这就被旁观者称为“妖魔化宣传”。
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利益。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阳谋，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阴谋，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么，人心叵测，对本国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实，在十年“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十分普遍地表现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百年之后，史家若要直面评价这场旨在反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种种后果，不应忽略人性扭曲这一严重的负面后果。
扭曲了人性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成家立业，继续扭曲我们后代的人性，如此相续永无了结。事实上，今天高校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他们的父母承担。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最钦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学科教育事业中难得的一位同仁，顽固地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论，并且努力向学生们宣传这样的阴谋论。这真令人痛心。承受着这一痛苦，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知道，阴谋论在许多网站居于主导地位。我从未访问过“天涯社区”，但我听说那里是各种各样阴谋论的发源地。民粹主义——吴敬琏教授最近提醒读者——或许是当前最应警惕的思潮。政治腐败与民粹情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执政党必须尽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则，晚清中国社会流行过的许多危险思潮都可能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权力从垄断状态到与更多民众分享的状态，这是“民主化”的实质。盖言之，权力的分享，首先为了缓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如果当权者始终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权力在更大范围内的分享，那么，上述的潜流就难以避免要演变为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就我自己的态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变，我绝不赞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围多数朋友，以及多数中国人，都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运动起于偶然事件，若一连串偶然事件相互激发，则可能造成激变的形势，不再是偶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我建议读者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为对他的语言的任何转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说服力。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阶级的一翼，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受压迫大众的视线，往往挑起民族仇视。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国际争端反映的首先是国内关系的紧张化而非国际关系的紧张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从来不是超阶级的，故而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与诸如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现代思想家的观点未必吻合。我引用这些观点，是因为中国现代政治学说的主流学派至今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读者若相信马克思主义，不妨对照上述观点反省目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深层原因。如果读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例如，不相信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会演化的主要动力，那么，我推测，读者无法回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评。
就理论而言，阴谋论的要害首先在于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统计学和基于统计学的科学视角下，它不正确。就实践而言，大国政治不应也不可能基于阴谋。因为，阴谋之成败取决于偶然因素，而大国的命运不应维系于偶然因素。固然，历史在转折关头常取决于细节，而细节包含着偶然因素。也恰恰因此，我们才格外关注“智慧”问题。
如果只懂得关于事物的知识或“理”，我们不可能有智慧。这里，我仍要引用金岳霖反复引用他自己关于“道”的体会之一：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势，不服从必然律，因为有“几”。蓄势待发，将发而未发，曰几，与“机”相通。把握时机，因势利导，是一种智慧。凡事失败了就说别人有阴谋，或凡事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说是阴谋，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
根据动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察，人类似乎是惟一在欺骗能力方面获得超常发育的物种。不同于其他灵长目或哺乳动物的脑，人脑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许多脑区，都与“信任”和“意图探测”有关。就大脑皮层而言，除了语言脑区，脑的信任和意图探测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它们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脑”。
欺骗，可以定义为“故意掩盖行为意图”。所以，人类的意图探测能力的超常发育，意味着漫长的欺骗与反欺骗的斗争。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其先祖是一种身体纤细的古猿。作为灵长目，我们的种群惯性之一是“群性”，也就是“社会性”。根据许多人类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考证，如果没有群性或群性较弱，纤细的南方古猿必会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消亡。所以，人类注定无法摆脱欺骗和被骗，因为人类不仅有显着的个性，还有显着的群性。
人类社会的创造性，主要基于群体允许的个性发展。人类社会的稳定性，主要基于群体在千差万别的个性之间协调劳动分工的能力。任一群体，有些时期发展迅速，有些时期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一权衡关系，在人类社会演化的无数决定因素中占据主导位置。其余的关系，包括欺骗能力和防止欺骗的能力之间的权衡关系，都是从属于这一关系的。
阴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欺骗，它通常意味着深谋远虑且设计周密的欺骗，也称为“骗局”。鉴于这一特征，阴谋要求保密。如果参与一项阴谋的人数太多，例如超过两百人，阴谋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但必须有军事组织那样的纪律。两百人的群体如同一个人那样活动——饮食起居言谈举止，长期而言，代价太高以致几乎不可能。动物有个性和群性，不同于植物，动物个体的个性占据主导位置，否则就不成其为“动”物。所以，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名言：你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些人，你也可能在一些时刻欺骗一切人，但你不可能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
阴谋论者大多不懂科学或统计学原理，所以才相信有人——例如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诸如货币和外交这类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上，居然可以在一切时刻欺骗一切人。阴谋论者，也有懂得科学和统计学的。许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我那时的一位同学，后来无可挽救地相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他的某一颗牙齿里面植入窃听器。我在香港教书时，专程去拜访他。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他认真而谨慎地告诉我关于他那颗牙齿里藏有窃听器的阴谋。我推测他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否则绝不会相信这样的阴谋。
目前我国流行“美国阴谋”。更早些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流行“英国阴谋”。如果查阅文献，我们不难发现，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过“俄国阴谋”，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行过“日本阴谋”。关于阴谋论的资料显示，不仅中国，而且朝鲜和越南，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流行过关于强国（包括中国）如何操纵弱国内政的阴谋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因为报界推测多年的日本与袁世凯之间的“密约”因凡尔赛和约而披露。虽然，这一事件充分表明阴谋不可持续，但是它被相信阴谋论的人当做阴谋普遍存在的一项证据。
今天，我们通过检索“阴谋论”文献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称为“民族性”，那么世界上有两个特别喜欢阴谋的民族——英国和日本。
与杜威不同，罗素崇拜中国文化，可是他列举过三项中国人的劣根性——“冷漠”“贪婪”和“说谎”。姑且不论“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应被接受为正确的观念，目前流行的阴谋论并不指向英国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国。虽然，美国人始终被其他国家的公众认为是“最天真的”。这一事实暗示我们，让我们相信“美国阴谋”的，主要根据并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直接探讨大国政治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
大国政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专家通常不接受“阴谋论”的解释？因为，如前述，保密的代价太高。当人数众多时，阴谋很快就变成“阳谋”。大国之间于是从来就只有阳谋，公然派遣间谍、潜艇、卫星，以及传播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这是国际惯例，大国政治的惯例。
假如某一大国的公民普遍相信阴谋论，那将怎样？我推测，当然，现在我们也可观测，一种可能是“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周围很可能布满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种可能是“大批判”——公开批判想象中的外国阴谋，这就被旁观者称为“妖魔化宣传”。
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极大地损害本国利益。除非我们计划返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否则，我们最好遵循国际政治的惯例，相信阳谋而不相信阴谋。阳谋，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阴谋，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么，人心叵测，对本国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宣传阴谋论，人心叵测，眼神里透着诡异，甚至在家庭内部，坦诚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复一代，沉积在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为，在心理学视角下，这意味着整个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实，在十年“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这一代中国人，已经十分普遍地表现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百年之后，史家若要直面评价这场旨在反对官僚政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种种后果，不应忽略人性扭曲这一严重的负面后果。
扭曲了人性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成家立业，继续扭曲我们后代的人性，如此相续永无了结。事实上，今天高校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责任应由他们的父母承担。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龄人。
我最钦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学科教育事业中难得的一位同仁，顽固地相信西方帝国主义颠覆中国政府的阴谋论，并且努力向学生们宣传这样的阴谋论。这真令人痛心。承受着这一痛苦，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知道，阴谋论在许多网站居于主导地位。我从未访问过“天涯社区”，但我听说那里是各种各样阴谋论的发源地。民粹主义——吴敬琏教授最近提醒读者——或许是当前最应警惕的思潮。政治腐败与民粹情绪，似乎总是形影不离。所以，执政党必须尽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则，晚清中国社会流行过的许多危险思潮都可能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权力从垄断状态到与更多民众分享的状态，这是“民主化”的实质。盖言之，权力的分享，首先为了缓解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如果当权者始终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实现权力在更大范围内的分享，那么，上述的潜流就难以避免要演变为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就我自己的态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变，我绝不赞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围多数朋友，以及多数中国人，都持这样的态度。社会运动起于偶然事件，若一连串偶然事件相互激发，则可能造成激变的形势，不再是偶然。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我不试图隐瞒自己的见解：中国社会，在将近十年的官僚政治与经济管制之后，已经没有像样的企业家了。下面的报道，让我想到要发表这一迟早要发表的见解。
2001年我初到杭州讲课，那时，有机会去访问义乌的企业家，印象深刻，不过仍写了三篇随笔，试图提醒义乌人未来的危机。毕竟，义乌是在危机里了。但令人担忧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在中国社会的官僚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移民只不过是这“消失”的形式之一，远比移民这一消失形式更令人担忧的，甚至不是有悠久历史的“官商勾结”，而是突然出现在温州这篇报道里的民营企业（或它们的代言人）对官僚政治的依赖性或可称为“父母官预期”
。读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部分，可察觉我说的这种依赖性。并且，温州政府已经充当“父母官”，开始落实他们的“救市工程”了。这样的情绪，在我访问义乌的那一阶段，是没有的。那时，大约2003年以前，义乌的企业家嫁女儿都不愿嫁给公务员（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没出息的职业”）。可见，伴随着“宏观调控”迅速扩张的官僚政治已经多么严重地侵蚀了浙江市场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最近，朋友之间流传的是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发国难财，不过如此！
昨晚，我在杭州“支付宝”总部的“枫林晚”书店首讲报告五个命题的第二命题是：随着工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危机或崩溃，越来越符合阿玛蒂亚-森在诺贝尔演讲时报告的他关于饥荒研究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危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回答问题时，我告诉提问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妨改称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更科学一些，而且更可以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它的双重性在于，与一切中国当代现象类似，首先，它有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本性，其次，它还是中国本土的百年转型期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值此危机时刻，怎可消失了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或浙江或全国的民营企业纷纷转向官僚政府请求财务或其它类型的救助，这就意味着“通向奴役之路”在中国社会的重演。况且，即将到来的危机，恰与政府的“掠夺之手”密切相关，也远非政府目前的财力能够救助。
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当你向你的死敌请求救助时，你的意思是，想必你知道你的死敌也知道，你将不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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