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徐玲嘱我作序。我的《青年对话录》，两年前由老友赵婕主持编辑，刊行了其中五本，由我作序——“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赵婕转去担任一份大型期刊的主编，很认真地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和她整理过的文稿交待给徐玲——另一位值得信任的优秀编辑。感谢赵婕写了“编后记”，让我和读者得知这项工作的细节。
两位编辑将《青年对话录》新的三本书定名为《人与经济》《人与知识》和《人与制度》，准确地凸显了这三本书的核心思想--返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经济学、知识论和制度理论。写文章，我的习惯是接着我写过的文章写。为这套文集的前五本和后三本作序，我更要接着写。所以，“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与读者现在读的这篇序言，是互补而不是互替的。上一篇序言，有感于我写的许多不容易读懂的文章经过一位既熟悉读者又熟悉我的优秀编辑的重新整理，居然变得通俗易懂。这一篇序言，也是有感而发的。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是20 世纪80 年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教学的。那时，西方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的经济学。我清楚记得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见到由凯恩斯主编多年的《经济杂志》展望未来百年经济学的专号，被邀请发言的经济学领袖们多数都对当代经济学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表示不满。根据他们的预见，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未来的一百年，经济学将逐渐摆脱技术化的倾向，转而关注真实世界里的重要问题。
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生怕技术细节误导读者，特意将几何和数学推导统统放在脚注和附录里--这是社会科学长期坚持的写作风格，以威克斯蒂德的两卷本《常识政治经济学》为典范。学术交流，在小范围之内，不必写书，这就是所谓“口述传统”，古希腊诸学派大多如此。文字传播成本逐渐下降，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写书的方式对古老的口述传统构成威胁。
柏拉图反对文字，似乎文字是遮蔽真实记忆的药，文字不能取代情境却诱使读者相信它足可取代情境，于是，读者无法参透“颜子所好何学”（参阅我写的一篇短文“文字的代价”）。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展，书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的主要部分。不过，在凯恩斯的“小圈子”里，面对面的交往仍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参阅《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文字确实是一种药，犹如今天的微信，或者说手机，让我们忘记关注面对面的交往，沉迷于无数陌生人举办的假面舞会。那么，知识呢？知识远离它由以发生的真实生活情境，在假面舞会里飘来飘去。知识不再有根。怀特海很早就有警觉，称之为“错置实境”谬误--因为他见到太多的年轻人真心相信他们说出或写出的一连串符号（语词）是涵盖着真实体验的。于是他们相信，只要大众媒体铺天盖地使用“市场”这一语词，大众体验的生活就已经是市场生活了。这样的错置实境谬误也在我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假如我们坐在一家雅致的餐馆里，假如菜单上的菜品名称足以唤醒我们的美食记忆，宁波汤圆、清蒸鲥鱼、港式片皮鸭……那么，真实体验往往令人失望。我们习惯于用语词代表我们的真实体验，我们几乎无暇检验或者很难检验这些语词是否早已脱离了最初的情境。
继续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学故事。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包产到户在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获得勇气将这一方法（“一包就灵”）运用于城市。这一背景意味着，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很少对市场经济有切身感受。当我们的西方老师在黑板上书写长篇数学符号时，与我们的同学--他们从小生活在市场社会里--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市场体验，于是我们能够研读的就是那些数学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我们当中多数人其实努力要成为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让我将上述情境所意味的东西充分展开。当我的那些来自发达市场国家的同学带着从小习得的市场生活习惯研读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数学公式时，他们头脑里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着它所涵盖的那些市场生活体验，关于这些体验，来自市场社会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大致相似。其次，这些数学符号经过不论何种复杂的逻辑演算之后，所得的结论--通常也是一组数学公式--所包含的每一数学符号依旧代表它所代表的那些体验。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课堂交流，旨在检验结论当中的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的那些体验是否依旧符合他们的市场体验。但是这一过程并不发生于我和他们之间，因为我压根没有这样的市场体验。那么，我怎么保持名列前茅呢？仅仅因为我是数学系的毕业生，从而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要用两小时才可完成的逻辑演算，并且我来自应试教育传统最深厚的社会，从而我懂得怎样获得最高的考试分数。我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论文要求，但我不相信我那时是一名经济学家。
我知道许多和我一样的留学生，都只不过是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们回到中国讲授经济学，而且因为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一代人，我们掌握着经济学的话语权，我们成为大学校长、经济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我们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像我们在西方体验过的那样，我们改造国内的学术期刊--让尽可能多的技术细节充斥着由我们审阅通过的论文。
技术，最初，它是一个希腊语词，意思是“机巧”，也就是关于偶然性的艺术。后来，它失去了自己的古典含义，逐渐成为人类控制世界的欲望之车，并因此而与权力结盟（参阅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章至第八章）。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原本是要尽可能减少文字的歧义性。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的代价，如凯恩斯在一封信里指出的那样：鲜活的观念因此而死去。因为，数理风格要求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推演文字，从而不再有隐喻和联想，不再有古典文风的魅力，于是阅读也不再是富于创造的。对于一篇通过严格匿名评审程序发表在优秀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而言，大多数读者只能同意作者写出来的每一行结论，少数读者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或全部假设，只有老练成熟的读者才可洞察因错误假设而导致结论所意味的体验与真实体验之间出现的本质差异。换句话说，数理符号是柏拉图描述的迷药，它使大多数读者和作者误以为符号涵盖了真实体验。哈佛大学老牌的中国问题专家帕金斯有一次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学术期刊撰文，特别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像他们的西方老师那样，从书架上抽出一盘统计数据塞到电脑里运算得到结果，就相信自己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如此计算的结果，你怎么相信你解决的是中国的而不是德国的经济问题呢？事实上，目前发表的很多经济学文章，如果将文章里的“中国”改换为“印度”或“西班牙”，完全不会对文章的结论产生影响。知识不再有根，知识不再能返回常识。事实上，不仅经济学，而且知识论和社会（制度）理论，都已随着技术进步而沦入“错置实境”的迷途。这是西方的命运，现在也是中国的命运。
不能返回常识的知识，当然不是真知。年轻人考入大学，学不到真知，不如不学。因为不是真知的知识犹如迷药，让年轻人相信他们使用的语词就涵盖着真实体验。柏拉图设想了这样一个实验，假如有一台体验机，它为你提供一切你能想象的体验。那么，柏拉图问：你愿意在这台体验机里生活一辈子吗？后来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源自柏拉图的思想实验。“鸦片，体验机，你愿意在鸦片引发的幻觉中度过一生吗？”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我的课堂里这样提问。当时，有足够多的同学回答：我愿意。
我这篇序言已相当冗长，应当在这里结束。人类幸福感的来源，我常说，有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在这三方面提供的幸福感当中，我的体验是：（1）来自精神生活的幸福感最为强烈且持久；
（2）精神生活要求真知而不是幻觉。如果这一代年轻人仍难以认同我的体验，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年轻人。
汪丁丁201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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