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解读领导人政治行为的新方法，巴伯的性格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意义在学术界是受到肯定的。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也存在着缺陷，该理论的逻辑证明还不够严谨、不能进行定量研究，巴伯所欣赏的积极—正面型领导也不能通过制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1.该理论的正确性无法测量、逻辑证明不够严谨
巴伯的性格分析理论科学性不强，无法作定量分析，此外他的逻辑证明也不够严谨。正如考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巴伯的性格分析理论的结论是来源于关于立法者的研究的假设，理论的正确来源于它假设的正确。然而巴伯没有去检验他的假设的正确性，只是简单地就把它放在了那里……巴伯的性格论只是一种非理论的洞察力和对危机的预测。”[22]哈格罗夫也指出，《总统的性格》一书传记性太强，理论证明缺乏逻辑。他说道：“人们会将巴伯所提出的理想型性格的类型和个人相混淆……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将会偷懒，完全依赖性格来解释个人的行为。”[23]巴伯使用的是演绎的方法来证明他的理论。他通过对概念的定义，假设了四种总统的性格类型，然后勾勒出每一种性格的共性特点，最后通过各个案例，用“性格”来解释案例中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或者为什么不那样做的原因。定量分析几乎没有涉及，而且以生平为论证的论据，因此也难怪这个理论的科学性从它构建成熟的时候起，就受到了质疑。
2.制度化的困难
巴伯的理论，实际上向人们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一个领导人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积极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一个感到快乐的人。但是类似于快乐、幸福这样的情感体验，很难用某一标准把它测量出来。快乐和幸福都是一种主观上的认同感，是一种自己觉得自己快乐与否、幸福与否的感受。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是快乐的，那么他就是快乐的；如果觉得自己不快乐，即使他人觉得他是快乐的，他也称不上快乐。这样的主观体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法根据某些标准来测量和确认。当然，如果我们不能给快乐确立一个标准，那么在制度上把它确立下来也无从谈起了。
巴伯构建性格分析理论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帮助公民以及那些劝说公民的人澄清迷雾，为选择总统找到某些清晰的标准”[24]。按照巴伯的理论所表达的意思，他的标准是工作积极和快乐，但对何为快乐却难以确定一个标准。如贝利所评论的：“巴伯并没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选出那个合适的人来当总统，并且使之制度化。”[25]因此，无法用制度的形式把好的总统或者好的领导人的标准确立下来是巴伯性格理论的一个缺憾。
【注释】
[1]J.D.Barber，The Lawmakers：Recruitment and Adaptation to Legislative Lif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10.
[2]J.D.Barber，The Lawmakers：Recruitment and Adaptation to Legislative Lif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217.
[3]Ibid.，pp.219-220.
[4]［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5]James David Barber，Leadership for Social Change，Political Psychology，Vol.14，No.4，1993，p.747.
[6]［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7]［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8]同上，第6页。
[9]［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10]同上，第9页。
[11]同上，第9页。
[12]［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13]同上，第8~9页。
[14]［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5]同上，第11页。按，中文版将active-passive译为“主动—被动”，positive-negative译为“积极—消极”，但根据英文的含义，前者指工作中投入多少精力，应该翻译为“积极—消极”，后者指情感的维度，应该译为“正面—负面”。
[16]Harry A.Bailey，Jr.，Controlling the Runaway Presidency，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5，No.5，1975，pp.547-554.
[17]James H.Qualls，Barber’s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Leader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1，No.1，1977，pp.182-211.
[18]Erwin C.Hargrove，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Revisionist Views of the Presidenc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4，1973，pp.819-835.
[19]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7~318页。
[20]［英］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李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1]［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页。
[22]James H.Qualls，Barber’s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Leader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1，No.1，1977，pp.182-211.
[23]Erwin C.Hargrove，Presidential Personality and Revisionist Views of the Presidenc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7，No.4，1973，pp.819-835.
[24]［美］詹姆士·戴维·巴伯：《总统的性格》，胡杰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25]Harry A.Bailey，Jr.，Controlling the Runaway Presidency，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35，No.5，1975，pp.54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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