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语境和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出场语境和理论形态

杨学功（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切历史地产生的东西，都只能在历史中存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直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境遇，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一

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是历史的产物，即都有自身的出场语境。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188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  对这个论断的不同理解，曾经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故乡问题”的争论。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正是德国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 。由于斯大林当时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一时便成为权威的观点。然而，斯大林的概括明显忽略了恩格斯后来对这段话的一个重要补充，即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版上所加的一个注：

“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出场语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诚然，恩格斯肯定了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独特作用，他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但他同时又指出，德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之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单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广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般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那么，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又有何深意呢？

从恩格斯相关论述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之所谓“国际的产物”，实际上主要是指欧洲，具体说是指西欧，即当时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英国和政治条件较为发达的法国，以及文化上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后来居上的德国。离开这个历史条件，或者孤立地单就创始人出生的国籍来看，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条件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出场语境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一文中，对此有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论述：“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虽然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并非可以直接等同于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划分，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对于我们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意义重大。

事实上，我们从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的发现，就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国际的产物”。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在纵横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理论系统：在纵的方面，它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种形态及其内在历史逻辑；在横的方面，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制约关系。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马克思都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入手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肌体，它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关于整体的表象”。要揭示其内在结构，就不能停留在这个表象上，而必须抓住决定性的方面或环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研究社会结构所使用的方法时指出，这种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是一切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借以竖立其上的基石。因此，抓住这一决定性的方面或环节，是解开社会结构奥秘，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也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由此可见，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也就不可能创立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特殊重要意义，再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只能是“国际的产物”。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在政治经济学大师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而英国人在这方面却享有无上的光荣和最高成就。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19世纪40年代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其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的时代。经过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已经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瓦特发明和改进蒸汽机为标志，英国开始了以机器大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一再申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以英国作为例证的。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但是，马克思以英国为例证，目的还是为了从个别达到一般，即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矛盾和普遍本质，进而找到克服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看到，他并不是把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简单套用到其他国家，而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针对当时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马克思就指出了它们不同于英国的特殊性：“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它揭示了人类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矛盾，它的基本原理也具有与其出场语境和历史条件相应的普遍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何条件的抽象公式，相反，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尤其是运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才有可能。可以说，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史的一个根本问题。

二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国际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代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和呼声，所以自它诞生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并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这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扩张，把资本主义的矛盾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也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切文明国度都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

拿哲学来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哲学，而是面向和回应现实问题的哲学。人们通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根据就在于：它始终以现实生活作为思考的对象，而现实生活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不可能一成不变。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总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从而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和形态。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存在于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个问题在以前是不可能提出的。因为以前受意识形态因素和某种偏见的影响，人们往往先验地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看不到或故意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和后继人，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实际存在的种种差异，对它们讳莫如深。随着思想解放和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差异了。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人的思想，也可能在一生中发生某些变化，更不用说两个或多个人的思想之间会存在差异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即意味着差异，如果永远只能与原来的思想保持同一，理论就停滞不前了。当然，大家都认为应该更多地从他们思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方面去理解，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能否正视他们的思想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能否成立的根据所在。

事实上，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地区国情的差异，具体科学研究的进展，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的变化等多种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语境不断在发生历史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和特征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这种哲学的发展者，他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马恩阶段。由他们创立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这一阶段还包括他们的一些战友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他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带有他们自身特点和倾向性的解释。这种解释通过普列汉诺夫的中介作用，影响到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更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化解释，其中存在着简单化和误解。以上这些，形成了并隶属于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此同时或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区别，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为早期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理论路向，并逐步形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陈独秀算起，已经有几代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代表是邓小平以及党的领导集体，也包括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们也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基本史实，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借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形态”论说，用“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等几个概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如果能本着研究的态度来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指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其名称为“新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次生形态”是指经晚年恩格斯、列宁阐释和发挥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名称不尽一致，内容比较复杂；“再生形态”是指被斯大林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从苏联人手中接受过来的教科书哲学，其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除此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即正在被我们运用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这些形态之间不仅有着一致性，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是我们把它们作为不同形态来考察的根据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与它的各种衍生形态（如次生、再生形态）之间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主要是由马克思创立的，是这种哲学在建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整体来说是“一”；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生形态是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基于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又融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成果而形成的，因此它必然是“多”。一般说来，对原生形态的解释要以原生形态本身为基础和源头，尽可能与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保持一致。但这种一致并不是必然的，也有发生偏差和变形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马克思哲学原生形态之解释的各种衍生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对此，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杰姆逊）曾经在讲到理论话语的多样性时，说过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此人们会说，不管你怎么大讲理论话语的多样性，到头来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家独尊，以势压人。但我们不应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因此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 多样化的各种衍生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就是要对这些多样化乃至多元化的衍生形态做出评价。一般说来，这种评价是参照原生形态，通过各种衍生形态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在这里应当避免一个理论误区，即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僵硬地界划开来或对立起来。当然，如果从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和文本依据来看，这种划界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这种划界中，“马克思哲学”狭义上特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它以马克思的著作为文本依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文本依据则不仅包括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包括了隶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人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的著作，逻辑上还应该包括当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在不断扩展的概念，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确定的概念。

      但是，如果夸大这种划界的意义，甚至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则势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和后继者之间的种种“断裂”。排除那种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偏见”不论，学理上则关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理解方式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马克思发源而不断流变的学说，是以马克思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并具有分歧的枝杈的理论生命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抽象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而力图在源头上去寻找“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所谓同一性和单义性，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实际上，即使是在源头上也存在着差异，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是发展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和着眼点都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质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家族。只有从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才能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正当地提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    

马克思文本研究也是如此。从解释学视角看，任何理论和学说的意义都不是仅仅孤立、静止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以后对它的解释之中。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未完成的，解释敞开了文本意义通向未来的道路。正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解释，从文本“原有”的意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的意义，一种学说的价值才能发扬光大。

马克思的文本，自从它们被创作出来以后，已经过了几代人的解释，形成了若干互有差异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马克思学说的各种衍生形态。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撇开“马克思主义”去“回到马克思”，否则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是由他人（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来人）进行的，因此它可以也必然是“多”。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和扩充关系。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并且只能现实地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包括添加，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既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也不是为了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一个新的品牌或品种，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

三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我们对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1年1月5日）一文中的如下一段话感同身受：“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 这段话，仿佛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势又具有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苏东剧变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各种贬低乃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迅速蔓延。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资本主义昔日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了制度支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对抗也趋于淡化，经济全球化及其所推动的政治合作与文化交流普遍开展。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使其声名鹊起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背景，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的图景，宣称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所能够选择的最好的、从而也是最后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作为制度而言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效的替代选择，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理论界可谓风云际会，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民族文化本位论）、自由主义乃至民族主义次第登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没有在这种思想交锋中坚定而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一时间，似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场”，而是其“缺位”和“退场”，成为了真正严峻的课题。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在世界范围影响卓著的学者和思想家却坚定地指认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被认为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描述了一种多少有点离奇的矛盾现象：“马克思经常被宣告死亡，他也经常被宣告复活。”“马克思被从前门赶走，却可能偷偷地从窗口进来。因为马克思还未耗尽其政治上的意义和精神上的潜能。” 这种描述，我们不妨称之为“退场”与“出场”的辩证法。而在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 詹姆逊写道：“在我看来，最令人发笑的没有条理的表述就是，同时声称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可以构想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结构潜藏于资本主义之中——之前，资本主义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

无须过多引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看来是毋庸置疑的。而这样说的根据就是，正如萨特曾经说过的，在其中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成为过去。问题在于，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种历史形态都具有无条件的当代性？甚或，是否可能构建某种超历史的作为绝对真理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本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看待问题，就应该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正如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时所发挥的，“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所必然要求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倒是德里达的看法给我们以鲜明的启示。针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关于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乐观断言，德里达强调分析现代世界的问题和矛盾，“必然要长期依靠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提问方式。”关于这种提问方式，德里达的解释是：“我们所说的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种提问方式是一个开放中的和不断转型中的提问方式，而不是与正统工具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独断论。” 这种看法是富有洞见的。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定位，要求我们不能单纯从理论的角度来对待理论，而要把理论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看待理论。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自身的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分析当今世界形势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话，值得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深长思之。当然，对于那些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某种“中立无害的偶像”的所谓研究者，是可以不必理会的。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的本质特征，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维度，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况和任何条件的抽象公式。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把它捧上绝对真理地位的同时，也就葬送了它继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为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实现与时偕行的发展和创新，都必然会被淘汰。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出场和在场都只能是历史性的，而不是一次完成的。那种试图把它的某些原理绝对化从而使之永恒在场化的做法，恰恰会使之黯然退场。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实践结构和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问题谱系和时空结构。 新全球化时代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回应全球化挑战和回答全球化问题中，把自己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而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才能创造出既具有当代特征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