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

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再现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

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德法年鉴》时期(1843年夏至1844年2月)，这是一个马克思本人告别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传统，转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进而孕育共产主义思想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集中撰写了几部政治哲学著述，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作品的主题是政治批判，内容是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但学界对此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的研究大都认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向新唯物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的转变似乎是在1845年“突然”完成的，而1843年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则只是一种过渡性且迅速滑过的短暂停留，并且还局限于费尔巴哈水准。但笔者的研究表明，1843年青年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上作的是一次着意的逗留。从理论路向上讲，这一逗留意味着马克思在先前确立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立场之后，完成了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的批判与超越，并实现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向激进的政治批判的主题转变。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表明马克思已从自然社会结构转入政治社会结构，告别了青年黑格尔派，初步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式的无神论及其人本主义哲学的超越。因此，通过对马克思1843年有关政治哲学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是如何出离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如何实现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的批判与超越的。就政治思潮的走向而言，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意味着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潮的转变过程经历了激进政治时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积聚并汲纳了相关社会政治思想资源，培植起一种既生发于、又异质于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不仅与已经兴起的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且使得随后展开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更加稳健并富于成效。正是在激进民主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而在1845年真正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相比之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尽管集中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先行地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但就其政治意向而言，则只是激进政治及其激进民主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次缓冲。《德法年鉴》时期强化的政治批判，与贯穿于整个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哲学人类学以及初步呈现于《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各有侧重，却相互交织并内在关联，故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扬此抑彼。不理解1843年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及其提出的政治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把握在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不断深化的哲学人类学，也不可能理解初步呈现于《1844年手稿》并贯穿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不可能进一步把握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

一

不妨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1844年手稿》的重视谈起。在《1844年手稿》已经充分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甚至于完全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今天，要正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需要从《1844年手稿》进行一种回溯，因为上一世纪30年代《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巨大反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应有把握。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其理论基点即哲学人类学或人道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下的《1844年手稿》的主导解释模式，亦即哲学人类学。这样的传统及其解释模式，意在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归结为人道主义，让一位激烈的资本主义批判者回位于人道主义者，“要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本原，要他承认成年马克思不过是化装了的青年马克思”(阿尔都塞，2006年，第36页)，藉此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批判。但是，强化《1844年手稿》的哲学人类学维度，也直接影响了对马克思1843年有关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思想的把握。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对《德法年鉴》时期关于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思想是肯定的，即认为1843年马克思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而连同《莱茵报》时期以来的相关政治批判文本，也被不同程度地看成是唯物史观诞生过程中的重要作品。上一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发现并出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上述肯定得到进一步巩固。然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尤其是《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及对其中哲学人类学维度的高调肯定，人道主义被看成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主题，从而替代了先前青年马克思的激进政治主题。由此，在马克思主义生成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青年马克思的激进政治批判思想，便严重地被遮蔽了。

究其实，所谓1843年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未经论证和考证便被人们接受下来的现成说法。《德法年鉴》的作品只能支持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因此表明马克思接受了法国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表明马克思直接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确开启了唯物史观，但还不能表明他已经明确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一直就不同意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因而在其形成科学共产主义之前，还谈不上认同共产主义——这也是当时马克思与赫斯及恩格斯的区别所在(赫斯与恩格斯在1843年从自由主义直接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公开接受并论证共产主义，是在《1844年手稿》中。但是，另一方面，把1843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主题以及激进民主主义限定为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解放，虽然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由于这一观点没有全面把握政治批判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且割裂了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人类学的内在关系，因而依然是偏颇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1843年政治批判思想的把握，一直纠结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既定的链系。其中，马克思1843年的政治批判思想在本质上被归之于费尔巴哈环节，乃这一思想难以得到深入的学理探讨的关键。据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专家大卫?列奥波尔德(DavidLeopold)的考察，只有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本人也算一位)追随梁赞诺夫，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看成是标示着“青年马克思重要政治思想及其同黑格尔关系”的文本，而“很多著名的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都轻视或忽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原因就在于认为这部著作不过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翻版”，“它本身的分析是有限的，其丰富性远远不及《1844年手稿》中有关黑格尔的精彩分析”。(Leopold，p.83)

列奥波尔德显然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卢卡奇意在通过复兴黑格尔主义从而强化人道主义，而不是肯定激进民主主义。《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连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可能真正进入卢卡奇以及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视野。至于阿尔都塞及其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则通过识别《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而否定了这部作品的成熟性，进而也“做实”了1843年政治批判思想的所谓“不成熟性”，包括同费尔巴哈哲学的粘连。在卢卡奇之后，阿尔都塞进一步剥离《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只是把青年马克思分为两个时期，即1838年至1842年的理性自由主义阶段与1842至1845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理性共产主义阶段的资源仍然是费尔巴哈。(ibid)阿尔都塞把《1844年手稿》看成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明的哲学革命之前的“一部爆炸性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黑格尔，在被强制性引入费尔巴哈之后，引发了青年马克思巨大的理论矛盾，导致了他与理论人本主义的决裂”(阿尔都塞，2005年，第356页)，这一决裂最终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的，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发现了很多关于这种‘理论人本主义’的文字”(同上，第360页)，而“马克思赞同的理论人本主义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同上，第356页)。这就是说，1844年之前的马克思，其最高的哲学水准依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他也的确是如此定位1843年的政治哲学著述的。阿尔都塞十分推崇德拉?沃尔帕以及科蒂莱，这两位在阿尔都塞看来“真正在理论原则上区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人物，一致认为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和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而断裂点就发生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阿尔都塞显然赞同这两人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1843年有关政治哲学著述从属于费尔巴哈的观点。他断定:“在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是费尔巴哈式的意识”。(同上，2006年，第40页)而当拉宾重视《莱茵报》时期以及《德法年鉴》时期的著述、并把这些著述与唯物主义关联起来时，阿尔都塞则做出这样的评价:“拉宾的体系是黑格尔体系”。(同上，第48页)可见，马克思针对黑格尔保守主义的批判及其同费尔巴哈消极避世哲学观的区别，并没有真正进入阿尔都塞的“法眼”。

二

问题直接涉及对马克思1843年有关政治哲学著述以及《1844年手稿》的确当理解，也涉及对青年马克思有关文本中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人类学三者关系的全面理解。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有关政治批判的思想，是在此前确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并受到《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激发，从而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进行的批判，它表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自觉。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所谓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以及虚假性，正是要使政治解放摆脱资产阶级主体性，使无产阶级成为政治解放的主体。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批判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因此，重视《1844年手稿》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著述。舍弃《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主题而仅仅把《1844年手稿》看成哲学人类学著作并视之为青年马克思的全部主题，实际上是把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看成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哲学理据。这种观点有一个看似合理的根据，即认为马克思此前阐述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的关系，均只是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因而认定马克思在完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变(一般认定为1843年底至1844年2月即《德法年鉴》出版)之后，主题不再是政治解放问题，而是人类解放问题，政治批判也转向了以哲学人类学为主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正面阐述——马克思在1843—1844年诸作品中对费尔巴哈的推崇似乎也支持这一看法。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的确，马克思1843年的政治哲学著述侧重于政治批判，《1844年手稿》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两者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实际上，部分地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生发于《莱茵报》时期、并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著述中不断强化的问题意识的内在影响，自1843年起直到1844年6月的克罗兹纳赫时期，马克思就已经在自觉地收集并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材料，涉及阿吉尔贝尔、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詹姆斯?穆勒等人。(参见科尔纽，第2卷，第134－135页)这些工作与《1844年手稿》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自然而然地连贯在一起的，并不存在断裂。

1843年的激进政治批判思想乃是马克思此前思想发展的结果。青年马克思思想可以细分为诸个阶段:1838年前的青年马克思主要是启蒙主义者，是理性进化论者，推崇自由主义，也推崇黑格尔。博士论文表明青年马克思在参与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转向了无神论者，并形成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受卢梭、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海涅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甚大，这同时也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孕育时期，从其学生时代直到《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受到浪漫主义的很大影响。然后是《莱茵报》时期，职业记者生涯及其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使得马克思告别了浪漫主义，明确了理性的自由主义观，而物质利益的困惑则成为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也是其随后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扬弃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的现实契机。接下来便是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连同稍前的克罗兹纳赫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出离青年黑格尔派，告别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表现为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自觉批判，以及对欧洲近代启蒙传统、古典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和历史法学派的自觉的批判与超越。在此期间，马克思处理了诸如宗教批判、哲学终结、市民社会批判以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重要关系，其中，由于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而开创了唯物史观。

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乃是其精神现象学与历史哲学的运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做国家的概念领域”，并直指其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0页)青年黑格尔派把政治批判依然看成是宗教问题且限于资产阶级政治批判，因而，即使青年黑格尔派已经表达了激进政治的要求，但依然只是启蒙思想及其无神论要求的进一步贯彻，而没有深入到对政治制度的批判，更没有转化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解放。马克思则克服青年黑格尔派的局限，把宗教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并清晰地论证了由政治解放经社会解放通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同上，第443页)前一方面标明了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后一方面则意味着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可能的跃迁。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像黑格尔等先前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与哲学家那样，把这一跃迁看成法与政治国家的建构，而是看成通过社会解放而实现的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同上)在马克思激进政治批判的视域内，社会解放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改良与建设，而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目标，即完成“人的高度的革命”。这当然是一种“原则高度”的要求，在那里，人类解放乃是作为历史性地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存在，并在《1844年手稿》中得到了更为精当的表述。

《1844年手稿》堪称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总汇，是成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蓄水池。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中转器，《1844年手稿》见证了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几个重要转变:从实证主义的社会哲学到唯物史观即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转变;从激进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初步转变;从政治解放经社会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转变。因此，对《1844年手稿》的丰富性需要有足够的把握。实际上，《1844年手稿》存在很多维度，除哲学人类学维度外，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批判、社会理论、工业化、美学以及文化理论等多重维度，这诸多维度又是从属于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政治批判三个基本维度。其中，根本的维度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手稿》中初步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较此前《莱茵报》时期有关物质利益难题的思考以及《德法年鉴》时期有关市民社会的批判，对1845年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正式提出，显然提供了经济学方面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物质利益的困惑所涉及的只是经济问题，还不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德法年鉴》时期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仍然只是政治批判，还没有完全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从研究主题上讲，的确存在着从1843年的政治批判向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心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政治批判，恰恰相反，这是为了更加现实地展开政治批判。对国民经济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批判。这意味着，《1844年手稿》同时也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对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展开的政治批判，所以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马克思，第134页)，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观点更加明确:“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马克思从实证主义的社会哲学(国民经济学家通常自称为“社会哲学家”)转向了批判性的社会理论，而政治批判的主体也从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且转向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批判。《1844年手稿》中贯彻的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原则是哲学人类学或人道主义，孕育于此前浪漫主义时期、并在《德法年鉴》时期凸显的哲学人类学，得以建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平之上，并使得此后形成的科学共产主义成为可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人类学实际上会退化为启蒙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原则——第二国际就存在着这种倒退。当然，如果没有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会退化为实证主义式的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正是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表现)，政治批判也会蜕变为一般的暴民政治以及政治恐怖主义——马克思在从激进政治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展开了无政府主义批判，对暴民政治以及政治恐怖主义的批判乃题中应有之义。

《德法年鉴》时期展开的政治批判，乃《1844年手稿》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前提。正是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可能在《1844年手稿》中更为从容地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不能脱离《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思想来把握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844年手稿》“序言”里，马克思明确交待“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遂“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马克思，第3页)可见，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把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割开来。《1844年手稿》的主题自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相关社会政治问题所展开的讨论，马克思是把政治批判延伸到并且使之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批判本身就是《1844年手稿》的一个维度，与该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并不矛盾。事实上，《1844年手稿》通常就被看成是马克思于1845年2月同出版商列斯凯签订的一份题为《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著作出版合同的草稿。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明确提出的政治批判，恰恰是通过《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展开的。黑格尔只是在法哲学与伦理学方面确立起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权利与政治问题，并且通过法国革命已经“完成了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因此，必须揭示市民社会所从属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性质。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并认为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社会和国家之间对立的社会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实现了从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渡，其中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是对作为旧唯物主义以及国民经济学双重社会生活基础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批判，而社会解放则使得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历史地统一起来，哲学人类学的立场更为坚实。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马克思，第4页)马克思指的正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马克思也称之为“实证的人道主义”)。在此，马克思似乎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1844年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看起来无批判的认同(事实上是高度褒扬)，的确使得这部文稿的政治批判思想看起来不那么鲜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引入了在1845年才全面展开的社会及社会化思想，连同这份手稿第三部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专门讨论，已经表明马克思开始尝试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从而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实际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超越的标志当然是基于对实践的新的理解从而明确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但这本身又是在《德法年鉴》时期凸显的激进政治批判思想的合理转化。因此，如果没有《德法年鉴》时期的激进政治批判，仅仅基于有意褒扬费尔巴哈哲学人类学的《1844年手稿》，是无法理解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的同费尔巴哈的思想决裂的。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有意抬高费尔巴哈，应当是出于平抑诸如激进的自由主义、激进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类思潮的一种策略，当时在左翼思潮内部对正在复兴的社会主义带来威胁的正是这一类思潮。事实上，1843年马克思即在批判另一种左翼思潮即卡贝、德萨米与魏特林等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或“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就费尔巴哈以完成了的宗教精神以及自然唯物主义理解共产主义而言，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就属于“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且，马克思虽同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也正是从1843年起，马克思明确宣称不同意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以及政治观。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强调应“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8页)，并批评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政治立场的不同直接体现于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激进政治批判思想，并延伸到1845年所展开的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彻底批判。

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所谓政治批判并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而是全人类的政治解放。1843年至1844年春，马克思确实意识到当时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语境，并主张扬弃“政治解放”，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人类意义上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实际上，他正在寻求一条更为彻底且现实地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之路，从而同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区别开来。第一，政治批判必然要求落实为社会革命，并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马克思既批评激进主义者如卢格那种缺乏社会精神的“社会革命”，也批评把社会革命完全还原为狭义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当然也批评了费尔巴哈那种离群索居、逃避现实的精神想象。社会革命实际上已经意味着马克思要强调政治批判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关系，而且，正是引入社会解放从而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马克思才得以在《1844年手稿》中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并真正酝酿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第二，政治解放必然要求表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治解放之所以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恰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承担起历史主体的政治解放使命。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超越个体、民族性乃至于国家，达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意识，并承担起世界历史使命，实现面向世界历史主体意识的生成。青年马克思在展开对市民社会、犹太人以及德国人的批判时，已高度关注无产阶级的普遍的政治解放问题。这同样是费尔巴哈无法做到的。在马克思批评的语境内，费尔巴哈无疑只是属于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第三，政治解放落实于私有制的克服以及财产关系的重新占有。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必然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是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实质性区别。马克思的确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乃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不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人类学同样会成为空洞的哲学话语。费尔巴哈对政治经济学的拒绝，意味着他不可能直面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关系，不可能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落到实处。在这个意义上，为费尔巴哈所忽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就是政治批判的具体化。

三

关注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是希望从思想史层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生史，并把这一思想置于现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中，开放其可能的现代视域。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以其自身思想的演进见证和引导了欧洲思想的走向。《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激进的政治批判以及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意味着当时欧洲思想对欧洲启蒙思想传统的突破，在青年马克思这里直接表现为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的突破。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需要正视并回应当时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传统。正是在出离这些思潮及其传统的过程中，包括出离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接受并重构了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思想道路上进一步清理保守主义，防止启蒙走向自身的反面;另一方面积聚力量，使随后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更为稳健。激进民主主义乃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有机环节，而青年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蕴含着青年马克思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及其德国种种思潮的艰难而坚定的超越与出离。

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种思潮极为活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历史主义、无神论、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等相互交织、激荡起伏，而在这些思潮影响下，19世纪初兴起的社会运动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欧洲酿成一股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激进左翼及其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并在随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从自由主义传统向社会主义传统的转变，其历史成果即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成就的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一转变本身也是19世纪40年代初的激进政治思潮积累的结果，这是连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事实上，托克维尔、密尔等人对于欧洲激进政治运动、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的兴起及其对社会与经济革命的要求”忧心仲仲。(阿巴拉斯特，第360页)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同样肯定19世纪40年代欧洲政治思想主题的转变，如罗素就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乃“哲学上的激进主义的一个结果”。(罗素，第336页)哈耶克则承认，自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哈耶克，第30页)罗尔斯也称其有关正义理论的研究，是要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断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重新修正自由主义，即从“启蒙自由主义”或“完备性的自由主义学说”转向一种“为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第26页)自由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回溯到激进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消融于其所产生的一般社会政治思潮，这一点理当引起注意。不过，这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所突破的各种思潮。马克思清醒地发现，面对正在欧洲英法先进国家蓬勃兴起的社会思潮，德国哲学思想的反映，不用说已经成为“国家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都显得有些滞缓，难以切中德国现实。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马克思之逗留于激进民主主义，正是要更好地正视、分辨、超越这一传统，并积累能量，实现更大的跨越，即从激进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显然受到了当时激进政治思潮的直接影响，但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努力又大大地推进了激进政治思潮，促使这一思潮转向他自己所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而影响国际工人运动。“早在这种欧洲工人运动具有清晰的历史轮廓之前，马克思就设定了一种社会运动”。(哈贝马斯，第70页)哈贝马斯的判断指认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充当了激进政治思潮的理论旗帜，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国家的憎恨推进了当时的激进主义运动，布鲁诺?鲍威尔即专门撰写了《1842年以来德国激进主义的兴衰》。对此，科尔纽作过评价:“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从黑格尔那里因袭了对普鲁士国家的尊敬，这时却必然对它采取了越来越坚决的敌对态度。如果说他们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官僚制度已经不大同情，那么，对于他的继承者的虔诚主义的和反动的倾向(这在他们看来就是背叛普鲁士精神)，则是公然憎恨了。他们越来越难以相信，黑格尔的理想国家竟会在这个反动的基督教王国身上实现。结果，他们就在理性的名义下越来越尖锐地批判普鲁士国家，以至于公开和它发生冲突。”(科尔纽，第1卷，第212页)不过，宗教批判如果仅仅局限于理性批判，则仍然是抽象的，于现实生活毫无影响，因此，必须破除理性化的宗教批判，即破除启蒙逻辑，进而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支撑的激进主义思潮彻底化。这正是马克思展开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的旨向所在，也是其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策源地。

马克思对启蒙传统的超越，是其思想不断演进发展的结果。青年马克思对启蒙的肯定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对启蒙传统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推崇，使得马克思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反老年黑格尔派的道路。青年马克思认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原因在于，走上保守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及其老年黑格尔派无法将一种变革的观念实实在在地引入德国现实。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反传统论者。事实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就洋溢着浪漫主义，但是，当这种浪漫主义已经完全蜕化为保守主义时，马克思感到自己必须与之划清界限，既要同历史学派这一“18世纪唯一轻佻的东西”划清界限，也要同老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划清界限——这两种理论正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保守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学派与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正是启蒙走向自身反面的典型，必须加以批判。

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必然要求对民族主义展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主义支撑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哲学传统也即观念论传统，而黑格尔则越来越坚信普鲁士精神乃世界历史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青年马克思所追求的其实是英法先进国家的自由主义及其启蒙精神，这也是其评判且取舍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坐标。马克思显然是要让德意志民族精神服从于以英法先进国家为榜样的“世界历史”，同这样的目标相比，德国的历史主义及其历史法学派显然是障碍，而黑格尔的保守的历史哲学则成为德国历史主义的典型。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历史学派以及保守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要受到批判。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德意志民族主义必须服从于世界历史，青年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史观念相比，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依然是落后的历史观，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更使马克思确认:区域史及民族史必须服从于世界史。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之反叛浪漫主义及民族主义并接受激进政治思想，在于他对德国现实实践的根本的批判态度。而且，即使1843年的德国还达不到1789年法国的现实水平，即“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5页)，引爆激进政治情绪。“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同上)“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污点加以描述，应当给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起它们自己的调子，要它们跳起舞来!”(同上，第45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当然不是一般的“愤青”情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视野看，马克思于1843年特意渲染的激进政治情绪，是对当时德国保守主义思潮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反映并且引领着当时正在德国兴起的左翼社会运动及其社会主义思潮的前进方向。因此，在清算历史主义及历史法学派之后，在把握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之后，尤其是在洞悉了费尔巴哈有关人的解放思想之后，马克思集中精力，对作为僵化的德国现实之“副本”的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展开批判，以继续清算保守主义，从而为其唯物史观的形成扫清障碍。

关键在于需要对青年马克思与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关联有所领会。这种关联是由当时所处的政治思想传统的重大转变及其形成的当代政治思想格局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直接与自由主义传统相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是在自由主义传统下生长起来的。就此而言，哈耶克的评论是公允的:“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哈耶克，第29页)无疑，社会主义在形成之后即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社会主义传统也由此特别强调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原则区别及其政治立场。但从思想演进而言，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却是一次艰难的出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经历了从理性的自由主义(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本身也见证了这一过程。政治批判的重要课题即追问民主以及民主制何以可能。马克思有一个精彩的判断:“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民主乃多数人的权利，这多数人的权利看似得到了官僚制以及市民社会的支撑，但无论是被黑格尔赋予普遍等级的官僚制，还是其实质是私有财产及私人等级的市民社会，恰恰剥夺了多数人的权利，且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个层面阻碍了人的发展，加剧了私有制、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利己主义以及商品拜物教等等。“‘官僚机制’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同上，第300页)“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整的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的领域内的否定……中世纪是不自由的民主制。”(同上，第283－284页)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实际上正在剥夺民主与自由。由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构造起来的政治社会及其法治社会框架内的民主与自由，遭遇到来自资本主义结构及其财产关系的强大挑战，这是自由及其民主面对的强大挑战，也是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传统向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开始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问题。不仅马克思，而且大多数当代自由主义者，都把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看成是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这一点情有可原。近世以来欧洲的保守主义本身只是自由主义的副产品，保守主义的诉求诸如文化传统、民族性、宗教、国家利益甚至于王权与贵族权，通常也为自由主义所承诺。但是，随着现代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随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自由主义表现出激进的一面，逐渐疏离了保守主义。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正是自由主义扬弃保守主义的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有两个基点:一是强调个人财产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二是强调国家政府功能服从于市场社会。就此而言，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不属于古典自由主义，黑格尔所针对的正是功利主义与市场主义，所强调的德性、伦理、国家等等也为古典自由主义所贬抑。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治下的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以及反自由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正是古典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见证。正是在这些思潮的综合影响下，黑格尔展开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构建其法哲学与国家哲学。

黑格尔批判了经验主义的个体观和康德理性主义的道德目的论，通过其理念精神构建公共精神，并重构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黑格尔阐释了私有财产、市民社会以及以代表制为基础的国家行政制度，提出财产不只是所谓所有权，而是主体意志的体现并依赖于他人意志的承认。黑格尔肯定了古典自由主义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统一。他重新核定了个人主义，并把权利与正义引入自由领域，构建起一个现代宪政的和伦理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恰恰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陷入危机时“拯救”了自由主义。

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乃现代几大主要政治思潮之分化博弈的母体，既可以做保守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做自由主义的解读，其中还蕴含着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的批判则是针对其保守主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实质上是“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的“思辨的法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是“国家形式主义”(同上，第390页)，其政治立场则是保守主义，其理论症结在于其政治观念的形而上学及观念论性质。黑格尔伦理性的国家观念的实质，是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颠倒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因而对诸如公民、人权的规定“只不过是描述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私人权利的道德而已”。(同上，第380页)马克思则要求从经济活动及其关系上分析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还原为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市民等级”，进而展开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批判。“只有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分离才表现出现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同上，第334页)抽掉经济关系的权利与正义其实是抽象的，自由与民主(在青年马克思那里二者是同一个东西)重又成为思想主题。依照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批判，马克思显然不承认黑格尔社会存在的存在论意义:在黑格尔那里基于“理性的狡计”所确定的社会存在及其社会关系，其实是尚未脱离自然状态、因而没有进入现代性境况的抽象实体。由康德、费希特进而通过黑格尔而展开的抽象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其堵死了。黑格尔的社会主义因素，通过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进而在赫斯那里发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1842—1843年间，马克思虽然从赫斯以及费尔巴哈那里发现了社会主义，但是，当马克思明确地展开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时，他并不直接认同赫斯以及费尔巴哈式的社会主义，他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正是要藉此清理社会主义资源。基于抽象的观念哲学之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可能为已经明确其唯物主义立场的青年马克思所接受。就此而论，第二国际如饶勒斯等人企图把社会主义还原到路德、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尔，实际上是抽掉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激进政治环节。

1843年，马克思的理论目标是全力以赴地清除德国思潮中的保守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显然已意识到自由与民主问题，但只是限于宗教及其民族性层面。马克思很快便不满于此，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无益于、反而遮蔽了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由此，马克思另起炉灶，从宗教批判果断地转变为政治批判，力图在新的政治结构中阐释民主与自由，在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平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和目的性的概念，而是构成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基础，是相关政治诉求得以实现的前提。这样的平等当然难以通过常规性的方式实现。实际说来，平等依然是平抑社会关系结构的手段与工具。但是，既然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那么，这种看似极端的诉求就必然会诉诸于极端的实践行为，即革命。对马克思而言，真正的革命必然是破除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虽然不像恩格斯与赫斯那样，直接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是经过了激进民主主义的迂回，但他最终转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更符合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

黑格尔的努力乃是论证一种不同于英法传统的德国自由主义。但马克思激进政治批判的矛头直指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显然不认同先验的法制框架，他要反对的就是所谓政治合法性，并力图使“多数人”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而成为普遍者即无产阶级。在欧洲历史上，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一方面是基于对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历史方向的创造性构想，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其力主解决德国以及欧洲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实践要求。是他而不是黑格尔，才真正构成了欧洲社会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实现出来。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实的全面来临，也不是说自由主义传统的中断。但是，即使后来在欧洲乃至于全球范围内诸社会政治思潮的演进，诸如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保守主义的复兴，其起始点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基于激进民主主义而对诸多社会政治思潮的集聚及突破。而且，人们还会注意到，尽管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因素，但今日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回复到了马克思当年展开其政治批判时的各种激进思想纷然杂陈的状况。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方法依然是必要且有效的。

参考文献

阿巴拉斯特，2004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

阿尔都塞，2005年:《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Ⅰ)，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哈贝马斯，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

哈耶克，1998年:《走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尔纽，1965年:《马克思恩格斯传》，三联书店。

罗尔斯，2000年:《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

罗素，1986年:《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2000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7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Leopold，D.，2007，TheYoungKarlMarx，Cambridge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