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与意蕴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历史”概念与意蕴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  要】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二分法,与其说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义与狭义之分所造成的，不如说反映了马克思在创立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两种叙述方法。这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两种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式上。《序言》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通俗或大众化的理论叙述方法,而《导言》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严格的而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叙述方法。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误区在于庸俗肢解和封闭僵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误区则在于看不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意义而各执一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当代言说的合法性底限，应当保留其可能性视角与开放性视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特定叙述边界的、作为辩证认识论的历史性唯物主义，需要经过严格追问并赋之以严格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严格的批判维度。惟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合乎时代要求而始终具有旺盛的理论生命。

【关键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

“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喊出了几十年，一个实质性的成果是：人们发现，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进而人们也普遍接受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广义”与“狭义”的理

解。 对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内涵，争论不大，可否定者不少，人们普遍认为决定论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过于“僵硬”而显得“迂阔”；对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争议很大，可感兴趣、求新解的人很多，人们总在追问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是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话语。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原初经典中的面貌并不十分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的叙述方式不无关系，有必要从叙述研究方式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广义与狭义的历史概念与意蕴，弄清二者在通俗性与严格性、时代流行性与独创性上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有助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广义与狭义：研究对象之分或者叙述方式之别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均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过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这只是后人的理解和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时动情地谈及了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 恩格斯作为第二把提琴手，在使历史唯物主义变得通俗易懂和广为流传方面功不可没，但他对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已指出的、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着力证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颠倒的历史特征并不十分重视，这仅从他对“两个发现”的表述中可见一斑：作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在篇幅上比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剩余价值学说多了一倍。再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匿名书评（但书评颇有影响）、《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公开发表的著作，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解释都加深了人们的判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是前后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唯物史观既然研究并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当然是广义的；而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标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然是以特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那自然就是狭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早在1973年前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望月清司就曾针对苏联僵化的教科书体系而指出，“要严格区分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教义体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说是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哲学，不如说是主要局限于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市民社会兴起过程问题研究的历史理论 。这实际上是较早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从研究对象上作出广义与狭义区分的重要尝试。改革开放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理解中含混的、模糊的广义和狭义之两分，逐渐被我国学者意识到并突出出来。南京大学的孙伯鍨先生从研究对象、研究重点以及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在研究对象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指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的规律和本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指当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特点以及研究方法；在研究重点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社会发展理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和姚顺良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卷部分章节中，他们又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而实现了对所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批判；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通过认识论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着的、物化外观，从而恢复人的实践的主体性、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张一兵教授是国内最早明确采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提法的学者。他指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客体向度的、在历史发展中始终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作用的客观的物质生产过程，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着人们无法选择、无法改变、客观的历史基础；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主体向度的、需要认识的主体批判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迷雾和假相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人类社会不存在一个一般的、永恒的社会生产，还原论意义上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用历史的、批判的方法才能重构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 几乎与张一兵教授同时，俞吾金教授也提出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但明显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如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社会历史领域的观念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变革的真正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哲学是对应于广义的社会或社会生活（即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整体世界）的“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我以为，俞张二教授似乎表面上的争论，其实是一致的，这就是他们共同地把批判目标对准了传统的教科书体系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俞教授之所以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还不够广义而是狭义的，是因为它把视角停留于社会历史领域，而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的终极地平线，在社会历史视角之外并无独立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可言,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并无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可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张教授之所以有意无意把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悬搁起来，是以为这仍然是一种非历史的非批判的历史哲学，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必须严格化与狭义化，也就是主体化。两人表面上分歧其实内在地包含着共同点，即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主体性活动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认为,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二分法，与其说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而造成的，不如说实际上反映的是马克思在创立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两种叙述方法。换言之，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通俗或大众化的理论叙述方法，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一种严格的而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叙述方法。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他因此还自我提醒同时也警告别人：“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生前不只一次指出,一个哲学家要想突破时代局限性尤其是权力话语的束缚，表述出自己的真正的原初的思想是多么的困难，所以很多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只是“自在地”存在,而是不是“自觉地”存在，比如伊壁鸠鲁与赫拉克里特只有“自在地”哲学体系残篇，而并无“自觉地”的完整哲学体系。“即使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正像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表面上像某个地主手下可怜巴巴的租户那样说话，而实际上他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于其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于对于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沙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 而当我们面对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时，实际上也存在着马克思表面上“自觉地”叙述形式以及他其实想表述的真实（自在的）思想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使得他的思想不是现成可用而是需要回溯性与重建性的双重阅读研究过程。

他出于要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的考虑，常常要采用19世纪流行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和语言风格来叙述自己的思想，而他的本真的创造性的哲学革命思想，往往被遮蔽在对他而言不得已的、时代化的语言风格中或者无声地隐匿在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理论空间，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历史概念，都并不是可以现成接受的，而是需要经过批判予以重构的。

二、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

马克思确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生前没有发表，他是在“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对相关问题作了集中而简要的论述，即人们耳熟能详并进行了概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五形态社会理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基本上又是《序言》中相关论述的浓缩，所以《序言》就成了马克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系统阐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创立过程及其与经济学研究关系的文本。

不到3000字的《序言》以“警示性的语言和简短的回顾”， 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高度概括而又中规中矩地表达了出来。但《序言》中还是有一点“悬念”的。马克思开篇在介绍全书内容时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遥相呼应，在《序言》的倒数第二段，马克思在“不点名”地回忆《形态》书稿命运时写道：“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确实存在“自己弄清问题”的艰苦历程，这个历程也几乎伴随他终生，但在一篇不长的序言里两次强调“自己弄清问题”与“环境”（能否系统整理取决于环境如何）、“情况”（因情况有变而不能付印）的紧密关系，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序言》中公布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着实有着对《形态》没能发表之遗憾的弥补。

在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形态》中，马克思就指认了一向为传统哲学所忽视的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也藉此确立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他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人类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物质生产作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不仅整个人类世界甚至连单个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生产的历史，就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第一分册出版前，马克思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亘古就有且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建立在其之上的哲学反思却是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结果，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批判。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及其历史效果”，与此同时，“超越资本逻辑构成了其理论指向”。 而美国学者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应当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理解为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从劳动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资本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并且从根本上区分了什么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什么是这种批判通常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解释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

马克思的研究理路和潜在动因在当时还不为人知，他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尚在进行中，他既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有妨害的”， 又不确定读者是否愿意真想跟他一道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所以，马克思在《序言》中就用一种迎合当时在英国流行的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文风阐述了自己“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马克思的表述，逻辑周延，结构清楚，也顾及了人们普遍的接受能力与习惯，所以很容易被时人理解，列宁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本人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作的“完整的表述”。 

这种人们理解起来不怎么困难的表述，影响是巨大的，几乎所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论争都绕不开这个“纯粹典型形式”。 但《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恰恰存在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序言》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确实存在有违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57-58手稿》）中确立的严格的历史批判精神，因而没能完全摆脱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幽灵的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先是用社会静力学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层次做了决定论意义上的说明，又从社会动力学角度指出了两重社会基本矛盾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形态。这无疑是在实证科学层面指认人类社会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过程与规律，实际上也就成了对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马克思自己的核心概念的非历史、非批判的扩张和运用。第二，马克思因为当时对东方历史还不够了解，使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这难免不落入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哲学狭隘性之窠臼。《序言》里的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形态作的划分，与《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当时没公开和已发表的文本中所作的划分一样，都是以欧洲的历史为线索展开的。第三，马克思阐述的社会发展动力的两种革命形式，可以看成是对人类社会作出了直线性的决定论的进步论假设。这种假设极易导致政治行动策略上对历史复杂性、跳跃性与历史主体能动性作用的误解与忽略。这就有了第二国际后来“坐等革命”的改良主义严重错误。也就是说，由于缺失狭义而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规定，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便有可能沦落为晚年马克思所担心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以致恩格斯不得不引用马克思批评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时说的话来告诫“唯物史观的许多朋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与叙述流畅、表述完整的《序言》相比，被马克思坚决压下来的、隐藏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要害的《导言》中叙述的声音则是多重的，里面有科学的话语，有反讽的话语，有审美的话语，也有道德的话语，这些不同话语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在阅读时颇感艰涩。所以《导言》1902年发表时，世人对这个未完成的手稿并不十分在意。直到1939-1941年《57-58手稿》陆续公诸于世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发现《导言》的震撼力与穿透力。

《导言》表达的强烈的意向以及透露的理论意图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构成历史发展本质的，不是每个历史时代连续的一般性和共同点，而恰恰是“区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言：“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社会历史总是一定的差异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在《导言》中强烈反对了启蒙时代的进步观，他以古希腊艺术显示出恒久魅力为例，说明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同构性或者普遍的进步性，历史有断裂、有分叉、有不平衡性，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进步观应当让位于断裂的分叉的不平衡的历史观。第三，马克思强调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在于研究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延续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必须研究既定的、当下的主体的结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仅是以往人类历史的高度发展和继续发展，而且是一种断裂一种中断，更是在总体性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马克思用“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这句结论道破了天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是没有严格意义上世界历史的。

而《形态》中的世界历史则是基于不同民族、族群、国家在商业、经济、文化、政治等现实交往过程中，慢慢地由多样性转变为普遍性、统一性的世界史。“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济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这是交往的世界历史观，还明显带有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与交往理论的经验主义历史观的痕迹，即将历史看成是交往之“多”所形成的最终之“一”。《形态》中所展望的未来共产主义也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是摆脱了地方局限性和私有制狭隘性交往共同体。《序言》中的“经典表述”与《形态》中带有目的论色彩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这些实际上仍是基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超越想像，并不足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必然的历史特征。既然历史唯物主义针对的世界历史乃是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就有必要对“历史”作出限定，以使其具有严格的当代性意义。因此，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区分：一是区分经济社会的客观物质性特征与经济社会的暂时的历史的物化特征；二是区分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与经济的历史阶段性的主导性总体影响；三是区分经济发展的不可超越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与经济发展的盲目扩张的暂时必然性。

正如某些学者所说，从《大纲》开始马克思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才开始形成了 。这就是他用历史替代了目的论。人们通常把马克思那句名言“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理解为典型的目的论，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的误解。由于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独特性，而拒绝将其发展规律强加给一切历史，进而强调每一种生产方式是受其自身独特的再生产所支配，马克思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反目的论的命题。当然这个历史也不是决定论。相反成熟的马克思越来越少地倾向于关于适用一切社会历史过程的一般历史动力论与阶段论假设的历史决定论。流行一时的说法是，青年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者、主体论者，而成熟马克思则是决定论者，与此说法正好相反。《从大纲》开始到《资本论》马克思坚持了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最终依据并不是某种类似于物自体的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而是实践活动，这种物质基础本身是由人的实践所构成的。这里的历史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预先已经安排好的因果关系的进程，这种进程倒是由人类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背景中所形成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的真正革命性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对人类历史的一般唯物主义解释，甚至也不满足于对人类的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的发现及其演进逻辑的泛泛一般地解释，而是在以具体总体的实践性、历史性为首要性原则的辩证法基础上，对19世纪流行一时的庸俗的一般历史观念所进行的根本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既反对那种掩盖历史起源的“永恒自然状态说”，也就是那种非历史的理性主义，也反对那种一味强调民族历史起源特殊性、拒绝历史发展一般性的浪漫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是强调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特殊的抽象/一般性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主义观点，这是一个很独特然但又很不好理解的主张。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叙事逻辑究竟是什么呢？其中有没有历史进步论启蒙叙述逻辑呢？我们要说的是这种启蒙大叙事在马克思著作中起作用但作用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历史与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它与启蒙运动将进步视为由超历史的运动原理所支配的单一的线性进程也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一般人性的产物、不是人类的一般自然状态，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历史的产物，从而也表现为后来历史发展的一定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来讲，它不是人类最好的社会，也不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自然状态，而是以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导致的一个偶然的或者说是一个强化的结果而已。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既是积累式的辩证法，也是回溯式的辩证法，或者说解构式的。

复言之，马克思关心的不是人类一般的生产，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这个一般的生产它是如何从以往的社会形态中派生出来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一般生产，而不是永恒的一般生产。构成历史本质的这个一般只有面对这些不同历史时代与国家地区的个别和差异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因为这个一般而否认了每个时代劳动的差异，这个一般就毫无意义。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讲一般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个别，讲个别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一般，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最具体的世界。具体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统一体。任何事物从来既不作为一般而存在，也不作为个别而存在，而是作为一般的个别和个别的一般的统一而存在，这个一般的个别和个别的一般的统一是什么呢，那就是特殊，这就是具体的总体，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心目中的真理，也就是辩证法。为了取代一种抽象而普遍的历史观，马克思提出对历史进步进行批判分析。这种分析强调一种历史的独特性，尤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独特性。资本主义的历史普遍性并不是以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那种普遍性的延续，而不如说是资本主义所独特创造出来的。于是，相比于启蒙运动关于进步的观念，马克思的分析既更多的是历史的，又更少的是决定论的。在其人类解放观上既更多的是与历史独特性相吻合的，同时又更多地真正具有普遍性，既更加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强迫性，却又对人类主体性与斗争性持更为开放的立场 。

马克思把自己狭义的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方法论集中表述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正是基于对“历史”严格的自觉的限定，《导言》以及《57-58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所表达的历史观，才突破交往历史观的局限而转向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观。马克思深刻指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资本的权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是以往历史的简单继续和数量积累，是与其资本逻辑的特殊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从抽象到具体的黑格尔逻辑学的叙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找到了理论再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发生、发展过程的最好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眼前的直接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的价值驱动和支配下的现实的生产与再生产。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中，商品的生产是为了获得货币以购买想要的商品，是W—G—W，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则为了价值的增殖，是G—W—G’，“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 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现实的历史活动过程与黑格尔绝对观念自我外化、自我扬弃的过程恰是高度地一致的，正像绝对观念是遮蔽了历史起源、社会起源和意识起源的形而上学怪影一样，资本主义也总是想尽一起办法遮蔽自己作为以往历史结果的前提，将资本生产的前提当成永恒的自我运动。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到具体当然不是观念生成万物并在万物中认识自身、实现自身的唯心主义的神秘过程，也不只是科学再现事物的研究方法，更是揭示资本主义特殊的必然的历史特征的科学方法。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是一个以掩盖自己历史起源、将自己作为自己起源的自我膨胀、自我繁殖的过程，历史成了一个没有主体的抽象物支配人的主客颠倒的必然性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想像是无法把握的，只有指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暂时的历史形态，而不是以往社会的自然延续，才能洞穿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独特性，才能在根基上批判资本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意义决非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而是一种哲学方向的转折。马克思在《导言》中实现的话语转换，正是从之前本质地认定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基础前提与最终动力机制，转换为历史地确认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济社会形态无非是人类历史上暂时出现的一种以盲目—自发的调节机制来控制社会生活的现实秩序。他深刻地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 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深入而具体地阐述了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不过，人们以往不太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从人类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趋势看，社会愈来愈具有有机整体性；一方面社会机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经历从形成、发展到衰亡，最后被新社会取代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有机体不断自我更新代谢的历史，具体表现为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即社会机体类型或“形式”更迭的历史。当然，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当矛盾的激化超过了自我调节的限度时，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又开始新的自我组织与调节的运动。一个是对过去起源的批判性的追溯，一个是对未来的科学展望，两端共同构成马克思非普通意义的、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使得马克思牢牢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矛盾的、必然灭亡的本质。

三、广义与狭义之争的历史误区与当代反思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历史”概念时常被人自觉不自觉地提到，却又总是被误解、曲解和非难。

受恩格斯影响，第二国际开启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被简化为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社会进化论，就是被简化为类似于机械力学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或者，干脆用康德式的二元对峙取代马克思哲学中主客体统一的、辩证的历史概念。前者表现为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主流的、实证科学的社会进化论，后者表现为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人道关怀的价值哲学。在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矛盾时，他们不是用实证科学的办法就事论事地解释，就是仅从外在的、主体的、道德的良知来论证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肢解化。

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意识形态体系），基本沿袭了第二国际的理解模式。尽管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强调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不再将社会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过程，但仍然片面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经济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掩盖甚至竭力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试图用一种虚假神圣的历史必然性命令来代替历史主体的选择，从而形成了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机械教条化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无历史的、封闭的、必然逻辑的五形态历史哲学和经济决定论。

随着马克思生前手稿的陆续发现，西方掀起了对“两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持久争论，许多西方学者都指摘第二国际和苏联教科书体系中非批判性的、机械决定论的弊端，转而强调无产阶级和人的主体性问题。在以卢卡奇、葛兰西为开端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批判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异化的拜物教现实。这实际上就是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悬置了。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改造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论，从而将历史决定论变成了结构决定论，历史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过程”。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在反对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唯物论解释模式的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逻辑之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马克思所看到的生产关系异化发展为生产力的异化，即从“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资本对人的奴役发展成为科学技术生产力对人的自我奴役，人与人的矛盾被人与自然的对抗所取代。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他们眼中非批判的社会进化论或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进化过程。他们或是以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价值指向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不人道现象，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或是以青年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为基础，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超越性质，如施密特；或者是以晚期资本社义会的现实为基础，如法兰克福学派晚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他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已经不能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需要在科学和价值两个向度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用以价值理性为特质的交往理性填充历史唯物主义，并最终用交往行动理论替代了历史唯物主义。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又都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资本逻辑中寻找为我所用的理论资源。前者从以隐性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为前提的物化、主客体颠倒的角度，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化成了对工具、技术的批判，最终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不可抗拒、不断危机的命运，从而在消极悲观意义上看待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后者则用无主体的、无历史的结构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成了另一种悲观主义。到了后马克思主义那里，由于阿尔都塞的消极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构件，生产方式的作用、资本逻辑的批判双双被话语批判、权力批判、符号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微观批判幻觉所取代。这些各执一端的理论想像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从而也付出了沉重的理论代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锋芒被钝化，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严格的核心意义也愈加含混。

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哲学，不是批判社会的价值悬设和人文解释学，也不仅是认识社会的逻辑方法，而是独特的、辩证的逻辑形态和结构。历史一方面有其客观实在的过程，一方面则必须通过辩证的科学的认识逻辑加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既不是简单地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还原成一个基本的客观实在，也不是把人的历史本质还原成一种永恒不变的客观实在，更不是将历史归结为一个所谓客观的决定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要害是彻底的、历史性的精神和方法，只有彻底的历史性才能保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

虽然广义历史唯物义备受责难，但广义、通俗的唯物史观叙述逻辑，在前苏联等国家革命与现代化传播实践过程中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无可否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当代言说的合法性底限。马克思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语意自然不能成为超越地理空间的理论声明，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民族完全匹配《序言》中的“五形态”，但谁也无法否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人类必须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变换才能生存，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历史既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人的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而且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构成社会结构变迁所必需的动力机制和保障。这正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放性意义之所在。我们不赞成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供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的指导线索和一个研究假设， 但确实也要看到其实乃一个期盼中的可能，而正是因为其没有现成的方案，我们才需要激活马克思辩证的批判的历史概念。

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在于，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把自己封闭在由历史上资本主义特定经验衍生出来的观念范畴的局限中，封闭在有关人性、合理性、系统的运动法则及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假定中的时候，其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解构资本主义最顽固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创造性就在于不再把感性的和现象形态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客观本质，而是将以颠倒的神秘的方式存在着的统治人的资本的力量和资本的逻辑作为社会最深刻的现实，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既指认了资本主义是过去历史的断裂，也指认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和向未来社会飞跃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马克思狭义的严格的“历史”概念也是一种颠倒、摧毁资本主义颠倒世界的辩证想像。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不仅是科学地解释、再现社会矛盾发生和发展的辩证过程，而且是通过理论方式获得人的自由的可能和自由的追求，包含存在论、价值论、实践论在内的哲学活动。从必然王国抵达自由王国的过程，就是重新获得人的主体性，摆脱类似形而上学的资本逻辑统治，从抽象的客观性所支配下的片面的抽象的主观的个人，变成具有社会丰富性规定、社会发展能力的人，实现个人与类的重新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过去、现在、将来都在于既批判性地揭示资本主义对现代历史的总体性统治的逻辑及其必然的危机命运，又提出历史发展新的可能途径或替代性前景。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历史”已不再是多线论与单线论、普遍论与特殊论的“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式命题，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世界历史体系的等级制，而是资本的统治逻辑不断流动、不断制造地方性差别和对立以及中心和边缘等级制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必须恪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策略底限和开放性视野，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科学方法论，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严格的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严格的批判维度（在这方面，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地理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典型的对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激活与运用）。惟有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合乎时代要求而始终具有旺盛的理论生命。至于马克思在表述上的“弱点、空缺和疏忽”（阿尔都塞语）,尚可进一步研究，但这不影响其基本理论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