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启蒙的后现代哲学

如今我们都承认，“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的概念，因为我们很难从年代的划分上区分出“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这个概念主要是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即一种对待传统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别是从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上看，我们在这里把“后现代”的特征描述为“重塑启蒙”。

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都是以张扬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充分地运用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这也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启蒙不以任何先在的标准或目标为前提，当然不会以是否符合理性为标准。相反，后现代哲学家们所谓的启蒙恰恰是以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为出发点的。这样，启蒙就成为反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思想禁令的最好标志。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后现代哲学中的启蒙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待理性的态度作为判断启蒙的重要内容。

从后现代的视角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就代表了当代启蒙的一个开端。在他们看来，启蒙的概念不仅是使人摆脱其自我原先的未成年状态，而且是最终以主体的意识去支配、统治一切外在的、对象化的事物；在这个概念的支配下，理性的精神就以逻辑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对人们本能的、先天的自我进行着一种貌似合理的统治。“随着放弃以数学、机器、组织等物化形式报复忘记它的人们的思维，启蒙精神也丧失了自己的现实性。启蒙精神通过对一切个人进行教育，使未开化的整体得到了自由，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事物并对存在和人们的意识发生作用。但是，真正的变革性的实践是取决于反对社会盲目僵化思想的理论的。……只有当目前的实践目的，表明是要达到的最远的目标，并且达到‘国王的暗探和献媚者弄不到丝毫消息’的地步，即统治的科学轻视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时，启蒙精神才自我完成，自我抛弃了。”[2](PP36-37)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切文化现象持有广泛的批判态度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启蒙的态度就明确地抱有敌意。表面上看，他们赞同康德所确立的启蒙思想，但从字里行间却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培根以来的理性至上精神采取了否定的立场。虽然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理性的作用，但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理性精神对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很少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们的启蒙概念就具有了相当的否定意味。

如果我们可以把启蒙的精神看作是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自由价值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却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并非像两千年来哲学家们所解释的那样可以或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相反，人类的存在是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为前提的，这样的东西包括了语言、科学以及所有被物化的东西。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说，人类的存在是“被异化了的”存在。只有意识到了人类的存在并不是像萨特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自由，那么我们才可以在追问关于思的真理的道路上取得进展。所以， “将来的思不再是哲学了，因为将来的思思得比形而上学更原始些，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将来的思也不会再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放弃‘爱智’这个名称而自身变成绝对的知这样形态的智慧。这个思正下降到它的前行的本质的赤贫状态中去。这个思正凝聚语言以成简单的说。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这个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3](PP405-406) 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对现代人来说应当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与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相比，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启蒙，是对传统哲学中对人的自主能力盲目乐观的一种反动。

我们现在通常把德里达和福柯看作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鼓吹者。的确，在德里达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本重要著作中，他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理性精神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西方传统理性提出了挑战。他的《文字学》就充分反映出他对传统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他发现，传统哲学中存在一种试图以表象的方式获得“在场”的企图，试图去掌握无法掌握的意义的起源。这种企图就是以“语音中心主义”为标志，即认为话语优于文字，认为话语可以直接表达说话者的意图和生存状态。但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在进行理智的思考时面对的不是以语音为特征的语言，而是前人或他人留下的文字，我们只有在这些文字中才能找到他人的思想痕迹。以语音为特征的话语留在文字中就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只有消除了这样的特征，文字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生命。他写道：“文字本身，在不表音的时候，所暴露的是生命。它同时威胁到呼吸、精神，以及与之在精神相关的历史。它是这些东西的终端、限度，是其麻醉的状态。在字母的重复中，它使呼吸变得急促；它阉割或僵化了精神的创作性；在评论或注释方面，它局促和狭小的空间，为少数势力所保留。在存在的形成过程里，它是死亡和差异的原则。它之于语言，就像中国之于欧洲一样。”[4](P26) 德里达的比喻虽然牵强，但却揭示了言语与文字的区别。他对语言问题的这种关注，不仅反映了后现代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即沉溺于语言的多样性和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所忧虑，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化引以自豪的逻各斯传统或理性传统的否定。因为理性的所有要求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和交流的，所以，对语言的关注实际上就是触及到人类理性活动的最后根基。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重要性，后现代主义者从讨论语言问题入手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任何一种新的思维产生都会由于不同的原因而遭遇到各种敌意和攻击，但对“后现代”的极端反应却主要是由于对这种思想运动本身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这种情况还由于人们自以为对“现代性”有所了解而变得更为严重。其实，我们不必在意什么人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我们应当关心的是，“后现代” 的思想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否定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客观知识，否定语词或文本具有唯一的意义，否定人类自我的统一，否定在理性探索与政治行为、字面意义与隐晦意义、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甚至否定真理的可能性，总之，抛弃了近代西方文明大部分的根本思想原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近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种最新批判，是对18世纪以来的近代社会赖以确立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批判，也是对以往一切批判的延续。归根结底，这种启蒙就是要打破一切对人类生活起着支配作用、占有垄断地位的东西，无论它是宗教信念还是理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