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建树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尽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18](P243)。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