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yǔ@⑦、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辨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崇。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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