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周恩来同志

张颖：初遇周恩来同志

我记得在1941年冬，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的《愁城记》，这是描写上海沦陷后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的，剧本写得比较平淡，演出上座率不高，恩来同志让我写一篇评介文章，我答应了，但我看过剧本和演出后，觉得这篇文章不好写，动笔了两三次都没有写出来，我不经意地放弃了。

岂料过了三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站在他桌前，他严肃地问我：“你的文章写了吗？”当时我一愣说没写。他问为什么不写，我说不好写，写不出来。当时他就有点不高兴地说：“不好写就不写了？这是交给你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有点委屈，还感到恩来同志有点不讲理，说写不出来就不写呗。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要跑出房间，这时忽听到恩来同志把手一拍桌子，大声说：“你给我回来，怎么这样没规矩？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我大吃一惊，从来没见恩来同志发这么大的火。他接着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戏好你可以赞扬，不好可以批评，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

我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慢慢退了出来。回到我的办公桌旁坐下，想起刚才那一幕，回过味来想想，感到自己太幼稚太无知了，已经工作好几年，怎么连基本的组织观念都没有呢？可能是平日恩来同志等领导对我太好了，什么事都是把着手教，从来没有大声呵责过，于是我自满了、骄傲了，真是要不得啊。

于是我拿起还没完成的稿子，继续写。忽然我感到有人走到我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恩来同志，我一惊，立刻站起来低下头，他见我这样，用手把我按回凳子上，亲切地说：“年轻人难免有错，改了就好，稿子写得怎样了？”我眼泪就要掉下来，我说：“马上就完稿了，但写得不好。”恩来同志笑笑说：“过一会儿叫编辑部来取稿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时时会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就好像是昨日才发生的一样。过了没多久，恩来同志召集了一次南方局文委扩大会议，请来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章汉夫，还请来好几位副刊编辑，特别议论了有关戏剧评论文章的事。恩来同志说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最后决定，文艺副刊尽量做到每戏必评，并指着我说：“由她负责组织稿件和撰稿。当然，你们每人都要动笔。”所以在那年的雾季中，戏剧评论文章是很多的。对戏剧演出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