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

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

米拉， 施雪琴

【作者机构】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来源】《南洋问题研究》 2016年第4期P79-91页

【分类号】D822.342

【关键字】一带一路 印尼 全球海洋支点

【摘要】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印尼,其新任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的施政理念。由此引发印尼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尼合作前景的强烈关注与讨论。本文聚焦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与讨论,从3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是中印尼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威胁与控制”、“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印尼的社会冲突,来考察与分析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本文认为以下3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印尼政府相关部门与相关利益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积极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印尼合作与印尼发展;第二是知识界精英则普遍保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对中国与印尼等东盟国家关系发展的构想，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11月，印尼新总统佐科威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提出了建立“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的构想。令人惊喜的是，中印尼两国新任领导人几乎同时提出的推动海洋经济发展与建设海洋强国的倡议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引起了两国的极大关注。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倡议后不久，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中印尼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中国在印尼投资的“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于2016年1月21日正式开工。“雅万高铁”的启动再次引发印尼各界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中印尼经济合作与政治关系发展的讨论与思考。

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中印尼两国关系迅猛发展。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印尼总统苏西洛签订了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发表《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将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2015年3月，印尼佐科威总统赴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一致同意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印尼-中国的贸易额也呈持续增长态势。从2012年的510.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24.5亿美元，[1]并且在2014年达到635.8亿美元。[2]两国提出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800亿美元，2020年达1500亿美元的目标。[3]在投资方面，2014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显著增加，投资额达8亿美元，成为印尼第四大投资国，仅次于新加坡、日本和马来西亚。此外，两国的人文交流也不断扩大，2014年印尼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后，中国赴印尼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2014年访问印尼的中国游客达95.82万人次，到2016年有望达到300万人次。[4]

印尼-中国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双方坚持外交政策相互协调，从而建立起平等均衡、互助互信、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印尼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东盟的影响力以及印尼-中国关系的迅猛发展，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在印尼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重要原因。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及印中两国在海洋经济、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构想与前景，引发了印尼各界的广泛讨论与争议，其中不乏赞同“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印中两国经贸合作的观点，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崛起的中国“企图在世界建立新霸权或殖民主义的手段”。为推动中印尼关系的全面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讨论与争议进行考察与分析，因此，本文在基于印尼媒体报道与相关访问调查的基础上，对印尼各界，包括政府、智库、媒体、学者、政党、商界人士以及印尼青年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查与分析，以便更真实地反映印尼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以及对印中两国关系发展的期望。

印尼社会与文化多元，利益群体也多元，一些务实的政府领导人与政府机构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还是抱有正面的认知与热烈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寻求共识、把握机遇、打造中国与东南亚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实现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似乎意识到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支持的重要性，不仅能够支持中国建设，而且有利于巩固中国作为世界新经济体强国的地位，从而能与其他经济强国如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5]

首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2015年3月，印尼佐科威总统到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尼建设“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的构想与中国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达成共识，通过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海上互联互通。此外，印尼政府于2015年6月决定加入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希望为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争取资金。印尼-中国双边关系的问题之一是两国的贸易不均衡。自2009年开始，印尼的贸易逆差逐年增加，到2015年已达14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两国实现贸易均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印尼经济统筹部的托托克·哈里·威博沃博士(Totok Hari Wibowo)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印尼不能只看到中国提供的潜在财富，还必须看到印尼通过“一带一路”这个新平台能做些什么。印尼国家科学院阿古斯博士(Agus Eko Nugroho)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一带一路”的合作最好能与印尼政府有关建设“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的计划相一致。阿古斯提出，经济危机、发展差异、种族和宗教冲突等问题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无法快速进行，“一带一路”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机遇。对印尼而言，“一带一路”项目带来的是中国直接投资(FDI)、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全球化生产-营销链及技术转让等机遇。为此，印尼和中国必须开始改革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以改善目前印尼处于贸易逆差的贸易模式，并提高投资质量。甚至需要在印尼开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上互联互通整体研究，[6]内容涵盖制度化/管理制度、物流成本、商业潜力、能源资源、人力资源、社会经济影响、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不仅是经济部门，印尼最高的司法机关——最高法院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参加2015年11月16日-18日于重庆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东盟法律论坛暨“一带一路”法治论坛时，印尼最高法院院长哈达(Prof. Dr. M. Hatta Ali, SH., MH)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法治联动联通的重要性。他认为，随着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推动地区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外，还需要推动法治联动联通，从而准备好应对冲突的透明高效的解决方式。法治联动联通对避免冲突十分重要，因为对企业家来说，避免冲突的发生比被卷入直接冲突所造成的损害更小。最高法院院长哈达非常希望“一带一路”法治论坛能够给地区贸易带来积极贡献，同时希望司法机构提高法官个人能力，以预见和应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可能涉及的跨境贸易冲突。[7]

青年与体育部也十分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由100名印尼青年组成的代表团在印尼青年与体育部青年资源促进事务副助理伊玛目·古纳文(Iman Gunawan)、青年伙伴关系事务副助理维亚恩托·萨罗萨·普特拉(Dwijayanto Sarosa Putera)等4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与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教授在北京参加了题为“‘一带一路’建设给青年们带来的希望和共识”的活动，所有印尼代表们满怀热情地参加这个活动。印尼青年与体育部评价，“一带一路”构想通过学生、文化交流以及印尼派青年到中国学习的方式，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和沟通，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其内涵也应被所有印尼学生领会。伊玛目·古纳文(Iman Gunawan)也持积极看法，认为印尼和中国的青年在“一带一路”议程下开展各方面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这需要印尼青年加倍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专业素养。[8]

印尼前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Sugeng Rahardjo)也对此提出了积极的看法。他认为，印尼总统佐科威的外交政策重点是经济优先，因此经济外交成为印尼外交部的重点之一，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外交部采取了若干措施，首先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扩大印尼产品的市场规模。印尼外交部已制定经济外交活动有关指南，并分发各驻外使领馆，以便驻外官员详细了解如何提高经济外交质量。比如，如大使发现所在国游客前往印尼的人数下降，或对印尼的投资和贸易额下降，就必须调查分析原因。作为印尼驻华大使，苏更必须使印尼能持续、稳定地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苏更还表示，印尼政府已公布经济新战略，其中包括高达7千万亿印尼盾(约合3.6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设施长期建设计划，这对中国的工程承包商、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都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佐科威总统非常重视与中国关系，中国是他就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成为他的首次国事访问。苏更称，印尼总统的经济新战略以“互联互通”为纲领，以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为重点。其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开设金融服务、农业技术合作和金属矿产冶炼等领域，中国企业家面临众多投资机会。印尼是一个群岛国家，印尼新政府决心大力提升印尼全国各岛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大力提升印尼和世界各地之间的互联互通。中国国家主席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之前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的期望非常契合，印尼可以通过接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运输体系大大缩短货物运抵中国的时间。苏更也强调，印尼对中国的立场有3个选项，一是互利合作，二是相互竞争，三是准备打仗。从印尼的现状看，不可能与中国竞争和打仗，只能与其开展互利合作。[9]

印尼政府利用“一带一路”构想的巨大潜力为印尼谋取国家利益的做法，也获得了网民和社会媒体的支持。由KOMPAS记者博客转变而成的公众媒体Kompasiana成为传达公众意见、想法和愿望的平台。Kompasiana的网民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构想持乐观看法。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努力打造的经由中亚和几个东盟国家通往欧洲的经济合作通道。印尼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印尼经济一体化建设，实现建设从沙横到马老奇的海上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以及海洋经济之路的梦想。而亚投行是“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机构，印尼政府预算有限的难题可以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得到解决。印尼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发展，实现均衡建设。目前，美国和日本在印尼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印尼政府应继续努力推动和支持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到有57个世界大国参与其中，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将会成为一种超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形式。[10]

来自“争取性别、社会和生态平等运动”的女性活跃人士索托罗(Titi Soentoro)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生产和库存过剩局面，必须开拓渠道扩大在亚洲和欧洲的投资。中国选择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上战略，连通了中国、中亚地区、俄罗斯以及欧洲，同时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战略，从而规划出两大通道，通过南海和印度洋将中国沿海地区与欧洲联系起来，通过南海和南太平洋将中国沿海和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这两大通道也被称为“一带一路”，使中国能够开展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油气运输以及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一来，中国的偏远地区将更容易获取自然资源，有利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11]

中国南昌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印尼留学生艾哈默德·塞弗丁·祖赫里(Ahmad Syaifuddin Zuhri)认为，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与印尼几个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峡息息相关，即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及龙目海峡。这几个海峡是中国来往中东贸易和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通道，中国近80%的进口原油都要经过这几个海峡的航运通道。另外，中国也看到，印尼是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通过运输、贸易、旅游业及人际交流等各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国与印尼在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不足为奇。祖赫里还谈到，对印尼与中国在“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和“一带一路”协调框架内开展合作存在不同观点和看法。在他看来，对印尼而言，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开展合作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方面，佐科威总统想要实现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梦，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认存在可能出现负面影响的担忧。因为佐科威总统的“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目标在战略上基于经济建设、港口基础设施及辅助设施的建设。2015年3月末，佐科威总统在6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强调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构想的战略问题。为此，中国先是承诺在印尼开展总额为681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后又追加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4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此次佐科威总统访华使印尼得到了中国共684.4亿美元的合作项目。这个数额不算低，但在投资率上与日本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印尼的投资率仅为1：10，而日本的投资率为1：6.5，这意味着中国承诺的10个投资项目仅有1个项目能实施，而日本的投资率较高，6.5个投资承诺项目实施1个。尤其是对印尼而言，这必然会给共建“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及“一带一路”构想下印尼-中国合作带来挑战和阻碍。[12]

印尼新闻工作者对“一带一路”的反映和看法都较为积极。印尼Elsinta电台记者在参加“中国-东盟‘一带一路’论坛”时表示，中国政府提出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是复兴曾经穿越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古丝绸之路，必将载入史册。这一战略将促进沿线各方无障碍的实时互动与交流，推动贸易、教育和文化合作与交流及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印尼政府正在积极实施“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战略，发展海上高速公路，联通印尼各岛屿和港口，包括巴布亚、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爪哇和苏门答腊等。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印尼海洋发展战略应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为搭上中国这列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落实“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战略，印尼政府还有很多事要做。[13]

此外，印尼华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普遍持支持态度。他们通过在中国的网络，在一直努力推动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外交政治的同时，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方联合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一带一路”的活动。如2015年2月10日，印尼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雅加达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座谈会；[14]2015年5月27日，印尼中华总商会在接待厦门海外联谊会代表团时，提出双方应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宏图共同寻找商机发展经贸关系；[15]2015年6月5日，印尼中华总商会、印中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印中商务理事会与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协会在雅加达共同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印尼-中国论坛”；[16]2015年6月23日，印尼中华总商会在雅加达举办“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寻找投资商机”论坛；[17]印尼华人领袖在出席这些论坛发言时，普遍对“一带一路”具有共同的反应和认知，就是认为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与印尼政府提倡建立“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的方针高度契合，为两国今后携手共同发展经济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前景广阔。

印尼华人领袖之一、身兼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印尼华商总会总主席、印尼人民福利统筹部部长中国事务特别助理等诸多头衔的翁俊民，虽然表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不多，但他很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尼能吸引更多中国游客，促进印尼的消费和旅游业发展，同时尽量减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从而为印尼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18]另外，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也认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非常有创意，必将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19]

上述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印中两国合作的积极认知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与利益相关方，基本上反应了印尼政府及相关方基于现实经济利益而响应与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他们都希望印尼与中国两国通过各自倡导的“全球海洋支点强国”与“一带一路”，能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切实为双方利益带来好处，特别是在提高人民福利方面。此外也期望印尼利用合作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机会，改变从2009年以来印尼对中国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实现两国贸易平衡。并利用“一带一路”发展资金，建设印尼的基础设施。

在印尼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响与争议中，不乏怀疑、警惕与批评的声音，这些声音多来自大学学者、智库专家与战略研究者，这些言论反应了一部分印尼社会精英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与对抗，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首先，一些有代表性的印尼历史学家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历史上中国的海洋政策联系起来，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表示怀疑与恐惧，呼吁人们要对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带来的“扩张企图”保持警惕。如雅加达Syarief Hidayatullah国立伊斯兰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阿祖玛蒂·阿兹拉(Azyumardi Azra)对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就抱这样的观点。他近期在《印尼共和国报》上发表了题为“香料之路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20]该文将历史上中国与印尼通过海洋为纽带而发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历史上阿拉伯世界与印尼的香料贸易与宗教文化传播相比较。在阿祖玛蒂·阿兹拉(Azyumardi Azra)看来，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包含的各项计划缺乏历史基础的支撑。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公元前2000年开始逐渐形成的努山塔拉(Nusantara)香料之路不同。当时，肉桂、胡椒、肉豆蔻、丁香等多种香料开始通过香料之路运往欧洲。早期历史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尤其是航海家开始寻找香料之路或通过香料之路前往东方。他们横渡海洋，既不是受流浪精神的鼓舞，也并非受到对外殖民野心的驱使，而是为了贸易。当时，香料贸易获利非常大。因此，直到欧洲殖民者来到之前，香料之路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香料之路不仅是香料货物的运输通道，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科学、社会文化、语言、专业技术和宗教之间交流的桥梁。因此，香料之路也成为了思想观念的大熔炉。他指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构想和言论，是中国政府在南海建立霸权的表现。‘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是中国为在世界扮演更重要角色而表现出的领土、经贸以及政治野心。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凸显了中国试图通过南部地区的海洋、港口控制贸易通道的野心。”不可否认，阿兹拉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东南亚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专家，他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以及东南亚与阿拉伯世界相互关联的知识网络非常有研究。[21]早期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的确与穆斯林商人主导的香料贸易有密切相关，而且它与后来西方殖民者垄断的香料贸易不同，早期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开展的香料贸易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经济性”“文化性”与“和平性”等多重特征。一方面，我们不否认东南亚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多样性，尤其是印度洋贸易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中的角色与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广泛存在且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社会文化的塑造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今天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已有无数的实物可以证明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及其对东南亚地区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这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在此不用赘言。值得指出的是，阿兹拉教授的言论还涉及到历史上中国的海洋政策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关系，但他只片面地看到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存在的“朝贡关系”特征，甚至将历史上中国的海洋政策片面地理解为“扩张”与建立“霸权”，而忽视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通过海洋纽带而产生的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更没有看到15世纪中期至近代中国在海洋政策方面长期的收缩与自我封闭特征。单纯从数百年“虚幻”的朝贡体制来看待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关系”，而忽视长达数千年的多样而密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联系，*庄国土教授在《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一文中对朝贡关系做了独到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西方学者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见《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是不可能全面认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联系，也无益于未来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发展。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印尼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是当前批评“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角色。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印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KOMPAS资深记者瑞内·帕提拉加瓦内(Rene Pattirajawane)与印尼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娜塔莉亚·苏格约博士(Dr. Natalia Soebagyo)。瑞内是印尼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与媒体记者，他接连在印尼著名的《罗盘报》上发表了数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分别题为《中国的影响：“一带一路”霸权》(Pengaruh Tiongkok : Hegemoni Satu Jalan Satu Sabuk，2014年11月30日)、《现代殖民主义确保自身命运》(Legitiminasi Dinasti : Penentuan Nasib Sendiri Kolonialisme Modern，2015年4月30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地区利益》(Kepentingan Regional OBOR dan AIIB，2016年1月20日)。

他表示，“一带一路”对印尼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机遇，将为东南亚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也会产生威胁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的新殖民主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及“亚投行”也是中国正在实施“新殖民主义”或“现代殖民主义”的表现，是中国在南海建立霸权以及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建立新地区秩序的手段。[22]印尼在参与“亚投行”的同时应清醒意识到，未来10年“一带一路”战略会成为中国建立霸权的平台。虽然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总体融资将达到21万亿美元，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会回流到中国。[23]他认为，中国一方面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有关合作共赢等各种国际论调，另一方面又在南海建造人工岛，这些合作论调是在“欺骗”包括印尼在内的大部分国家。中国建造人工岛目的是构筑军事防御工事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利益，但它“没有遵循现代国际关系原则，例如民主、法制、尊重基本人权尤其是少数派(小国)的利益”，因此，这种行为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口号为掩护，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海上殖民主义的行为，是中国在南海确保自身安全和利益、实现中国崛起、内外受益的掩饰。[24]海上殖民主义将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助实现中国崛起与中国梦，但将会给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造成严重威胁。[25]瑞内认为，对于亚洲和印尼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应当被视为本国和本地区基础设施领域发展的机会，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但“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其实并没有任何联系，或者说完全不契合。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外向型，而“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构想属于内向型；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在经济、贸易和财政领域创建全球管理新秩序的野心勃勃的行动，印尼政府应该以正常心态面对中国将印尼拉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野心，在印尼-中国合作体制下开展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

瑞内表示，印尼参与“一带一路”，短期来看可能会给印尼带来经济利益，但不可忽视消极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施的雅万高铁项目。中国竭尽全力将这个56亿美元的项目收入囊中的行为表现出其“侵略性”的一面，对印尼保持与日本等其他国家双边合作平衡形成了潜在威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当“一带一路”倡议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时，它对中国而言就是“压榨工具”。对印尼而言，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并不重要，因为印尼和中国的关系“理应”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印尼-中国的贸易平衡赤字已超过150亿美元，这必然会全面损害印尼的利益。同时“一带一路”实施的一些项目也可能导致印尼过分依赖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意图实现世界强国梦并取代美国的观点，瑞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针对国际市场需求下降，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疲软而做出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重点是希望能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获得更多话语权，为消化中国在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创造机会。[26]

可见，作为印尼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媒体记者，瑞内不否认印尼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会给印尼带来一些实际的利益，但强调不能忽视消极影响，他甚至夸大了消极影响，更多从地缘政治与冷战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之为中国“扩张”的“野心”与“霸权”。相比之下，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印尼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娜塔莉亚·苏格约(Natalia Soebagyo)则相对理性与务实，在她看来，首先印尼可以“借光”或利用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放的通道进行内部整顿，但实际上即使没有“一带一路”，当印尼的产品有销路时，印尼也能通过双边关系进入新市场。在建设“全球海洋支点强国”的过程中，印尼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国。为建成“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印尼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佐科威总统能完成两个任期，或许2014年能奠定新的基础，唤醒社会公众的海洋新意识。无论有无印尼的参与，中国都将坚持实现自己的愿景和野心。同样，无论有无中国的参与，佐科威政府都应该坚持实现“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愿景的承诺。不能让民众形成为建成“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印尼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的印象。娜塔莉亚(Natalia)承认，中国是印尼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不单单能从中国获得。日本、韩国也是值得考虑的合作伙伴。地理上，印尼具有影响力，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不是城里唯一的孩子！印尼加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印尼自身如何把握和利用它。总统和副总统等国家领导人应能引导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在印尼民族问题上达成一致，把建设“全球海洋支点强国”作为共同的目标。只要印尼内部没有达成“同一个愿景，同一种声音”，在同中国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谈判中都将处于劣势。对于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带一路”构想及“亚投行”是中国为实现强国梦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的观点，娜塔莉亚(Natalia)表示怀疑。她认为，“取代”美国意味着必须在国际上承担起更多更重的责任，而当前中国显然并未做好准备。中国领导人的重点是建设一个令人尊敬、有话语分量、能够提高人民福利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强国。[27]

另外两位印尼知名观察家——印尼外交和海事法专家哈斯因(Hasyim Djalal)和印尼国防大学国际关系与防务问题专家班塔多(Bantarto Bandoro)虽然相信印尼可能将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但对该倡议心存疑虑并提醒印尼政府保持谨慎，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有军事目的。他们认为，如果“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范围仅保持在经济与贸易领域，无疑会给印尼带来好处，但是如果该倡议成为一种对相关国家进行军事渗入的手段，则将给印尼带来不利影响。他们也对中国能否实现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宏愿存疑，因为中国当前与越南、菲律宾等多个东盟国家在南海还存在主权争议。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一带一路”倡议就很难真正落实。他们认为印尼不应该为中国所利用，协助中国说服其他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28]

归纳上述专家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反应，他们认为，一方面“一带一路”能提高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印尼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给印尼带来威胁和不利。印尼政府应对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保持警惕，提防在中国“霸权游戏”中受到利用和控制。这些印尼专家的看法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希望印尼政府在处理与中国关系及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要把印尼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不能为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而不考虑其他问题。不过相信印尼政府经过全面考虑，将会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此外，尽管印尼政党对印尼政府加入“一带一路”表示支持，但他们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提出“警告”。2015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的由亚非拉和欧洲60多个政党领导参与讨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构想大会上，印尼政党代表表示，中国绝不能模仿西方资本家的做法，利用“一带一路”构想“吸”发展中国家的“血”。印尼民主斗争党、专业集团党和大印尼运动党代表对印尼-中国在“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下开展合作，实现各自的海洋建设愿景表示全面支持。他们认为，中国这个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想失败，那么印尼为成功实现这个愿景就必须努力提高生产和服务领域的竞争力。从“一带一路”构想的历史背景看，2013年10月3日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时，选择印尼作为“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的首倡之地不是某种巧合，而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印尼作为群岛大国，世界上45%的货物运输都必须经过其领海。2015年，通过印尼领海航道运输的货物经济价值已达1.5万亿美元，而印尼自身却未能从中获益，甚至总是蒙受损失，因为印尼仅仅成为一个国际商品倾销的市场。为改变这一局面，印尼必须通过开展现代港口建设，建立数字连接，建设“海上高速公路”，以加强各岛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竞争力。印尼和中国可以在建设经济特区、融资、转让船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争取到2020年建成24个大型港口。但印尼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仍需小心谨慎，希望中国不会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吸发展中国家的血”。另外，印尼也希望中国公平地落实“一带一路”政策，实现共同繁荣。[29]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研究者考虑到华人在印尼的特殊状况，历史上印尼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密切联系以及印尼历史上曾经爆发的排华反共事件与印尼社会难以消除的排华根源，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

国家情报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诺·雷果沃(KrisnoLegowo)认为“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的对接也会引发排华问题。他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15世纪中国的海洋扩张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为得到资金支持还成立了“亚投行”，这是中国的两大战略，就好比中国文化中的“筷子”，双管齐下。在海事概念中，这双“筷子”使中国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和富有“侵略性”。中国方面是在海、陆、空军战备支持下对南海主权提出申索，另一方面是争取印尼在内的多国家的支持下成立“亚投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如港口、高铁、海上高速公路等提供资金支持。外交上，中国经常将印尼视为重要战略伙伴。佐科威政府特别寻求亚投行办事处落户雅加达，希望借此推动印尼港口建设，发展海上互联互通。从中可以看出印尼政府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反映积极。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种双管齐下的“筷子”战略构想下制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非全部都能顺利实施。例子之一就是印尼-中国雅万高铁的双边合作。公众的批评以及部门间政策的不同步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印尼是利益受损的一方。这样的争论多少令印尼国内抵制中国的情绪火上浇油，并有可能发展成排华事件。这是因为中国问题总是与印尼华人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华人问题目前在印尼仍属于敏感问题。[30]

日本鹤见大学和圣学院大学研究人员仓石雅子(Masako Kuranish)认为，可能发生的排华活动会导致类似1998年的大骚乱。她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对亚洲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她认为，目前中国正努力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模式下的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雅万高铁项目来“控制”印尼。中国对印尼的这种控制不久后也会波及雅万高铁沿线地区。另外，为了在印尼实施“一带一路”构想，中国雇佣了劳工，但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劳工，只有小部分是印尼本地劳工。中国对印尼的控制将引发社会的不安，他们可能会对印尼华人发泄不满。如果发生这种事，1998年5月的排华骚乱将会重演，这将给印尼造成极大损失。[31]

印尼同意将“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战略与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及“亚投行”对接，旨在加强贸易、财政、基础设施、工业、旅游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合作，这与增加中国在印尼的投资相吻合。在旅游业，印尼对中国游客实行的免签政策也增加了中国到访印尼的游客人数，这显然给印尼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但是，一些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其中，非法劳工、毒品走私以及高铁建设等引发了有关官员甚至社会公众的争论。“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国在印尼投资的增加，也导致中国在印尼外劳人数的增加。这些外劳不仅有专业人士，也有体力劳动者，比如建筑工人、咖啡师、清洁工等。中国大量劳工进入印尼导致多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印尼政府必须采取明智的方式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新问题的产生，维护印尼的利益。如果中国到印尼的外劳是专门人才，例如技术员、维修员、专家、管理员或其他非体力劳动工作者，将不成问题，因为这些专业劳工可以把技术转让或者分享给印尼本地专业劳工。但如果进入印尼的中国外劳是体力劳动者或“苦力”，印尼的失业人数将会逐年增加。

抵制中国工人到印尼务工的示威游行愈演愈烈，成为印尼失业人数增多导致的问题之一。2015年8月31日在西爪哇万隆省府大楼前，印尼伊斯兰传播委员会(Dewan Da’wah Islamyyah)声明抵制中国与印尼开展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包括中国工人到印尼务工，同时他们还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2015年9月1日，在中爪哇三宝垄市政府前也发生了抵制中国劳工的活动。在雅加达的Bundaran Hotel Indonesia连环道，几十名首都经济圈的工人“长征”至总统府，要求限制涌入印尼的外籍劳工，尤其是中国的外劳。[32]这类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印尼的其他几个城市。

对中国劳工的抵制也发生在社交媒体领域。从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上的言论来看，2014年9月1日至2日，Twitter上有近3000人讨论涌入印尼的中国劳工潮。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劳工“抢走”了本国劳动者的工作机会，他们不理解印尼政府在本国大量劳工失业的情况下，似乎仍放任中国劳工涌入印尼的行为。因此，他们要求政府限制涌入印尼的外籍劳工，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劳工，同时将本国劳工放在优先位置，为他们提供在中国投资项目中工作的机会。[33]

在印尼，中国劳工的存在引起印尼本国劳工与中国劳工差别待遇的问题，并进一步成为项目开展地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例如工资差异，一名中国员工的工资是印尼员工的两倍。住房设施方面，中国员工可以住在有空调的3人房。饮食方面，中国员工1天3餐，完全达到健康标准。而本国员工住的地方很简陋，吃的食物也达不到健康标准。文化习俗的差异也经常导致印尼员工和中国员工之间的问题和冲突的产生。[34]

在以上所有问题中，滥用移民许可问题是印尼政府解决外籍劳工尤其是中国劳工问题的当务之急。滥用短期签证是外籍劳工进入印尼的方式之一。短期免签(BVKS)规定实施后，到印尼的外国人数激增。印尼司法部移民总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至8月，中国共有20,911人移民到印尼(位列第一)，其中外籍劳工16,328人。日本位列第二，共有移民17,911人，其中外籍劳工10,838人，韩国位列第三，共有移民15,495人，其中外籍劳工8172人。[35]

印尼政府意识到印尼外籍劳工人数的增加是由印尼移民及劳工制度的不严密造成的。短期免签(BVKS)规定的实施给外国人到印尼务工提供了便利。2015年6月出台的2015年第十六号劳工部长规定为外籍劳工进入印尼提供了便利，包括取消在印尼务工的外籍劳工必须掌握印尼语的限制，也使得到印尼的中国劳工人数增加。取消这个规定，正是印尼政府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吸引中国投资迈出的又一步。因为这个规定被认为阻碍了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投资进入印尼。[36]

外籍劳工问题也引起了其他各方的反响，尤其是印尼国会议员。他们表示印尼的外籍劳工问题与两国关系密切相关，属于敏感问题，并敦促印尼政府不要被其他大国的利益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按照宪法规定，即仅允许专业外籍劳工和外国企业一级以上的外籍劳工进入印尼。

对中国公民实施的短期免签政策也增加了跨国犯罪的发生，如从中国走私多种毒品到印尼。如2015年8月9日，苏加诺-哈达机场海关抓获4名试图走私94公斤冰毒和112,189颗摇头丸的中国公民。2015年8月21日，雅加达大都会地方警署刑侦处抓获在雅加达对中国官员实施诈骗和勒索犯罪的中国公民及台湾公民共96人。雅加达地方警察表示，对中国公民来说，这件事反映了实施短期免签政策的负面影响。[37]

薇薇可·瑟蒂亚瓦蒂·费尔曼(Wiwik Setyawati Firman)在她关于“印尼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也提到，印尼-中国关系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增加双方的人流量。目前大概有13,000名印尼留学生在中国读书。双方的企业和经营者人数呈上升的趋势。这越来越多的人流量，一方面表明两国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但另一方面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如：签发居留许可证、延期居留证、工作证、出现商业纠纷、婚姻、签证问题、欺诈、甚至潜在的犯罪行为。[38]

必须承认，印尼政府响应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倡议，给印尼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旅游业、投资及贸易等领域带来了积极影响。对于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无论是支持印尼-中国的合作，还是提醒印尼政府在与中国建立联系时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以免落入中国建立的“霸权主义陷阱”的观点，印尼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应积极听取和研究，以负面观点和意见为鉴，有所作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展经济互联互通建设，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用实际行动和发展成果证明那些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为支持“全球海洋支点强国”和“一带一路”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引起的问题，如层出不穷的非法劳工事件引发了印尼社会矛盾，印尼对中国游客实施的短期免签政策导致了毒品走私犯罪，重大工程项目如雅万高铁引发政府及社会公众的争论等。印尼政府应着力解决，以免对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以及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强国”构想应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只有这样才能给印尼人民带来福祉，实现印尼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注释：

[1]兰妮·维吉尼亚·尤塔米：《雷特诺外长与中国讨论合作问题》(Menlu Retno Bahas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CNN Indonesia，2014年11月3日，2016年2月29日，http://www.cnnindonesia.com/internasional/20141103184812- 113-9482/menlu-retno-bahas-kerja-sama-dengan-tiongkok/。

[2][4]《印尼-中国关系的数据与事实》(Data dan Fakta Hubungan Indonesia-Tiongkok)，KOMPAS，2015年4月15日，第9页。

[3]安塔拉通讯社：《印尼与中国同意到2020年将两国贸易额提高到1500亿美元》(Indonesia Tiongkok Sepakat Tingkatkan Nilai Perdagangan Hingga Mencapai 150 Milliar Dolar AS pada Tahun 2020)，I-NEWS，2015年3月30日，2016年2月29日，http://www.infrastructurenews.com/2015/03/indonesia-tiongkok-sepakat-tingkatkan-nilai- perdagangan-hingga-2010/。

[5]米拉：《印尼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印尼星洲日报》(印尼)2014年11月18日。

[6]努尔丽塔·利斯提雅尼：《加强印中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印尼海事一体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Peluang dan Tantangan Peningkatkan Kerjasama Indonesia Tiongkok : Integrasi Inisiatif Indonesia Maritime Connectivity denga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印尼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研讨会(Seminar Pusat Penelitian Ekonomi-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P2E-LIPI)，2015年8月11日，2016年2月26日，http://www.ekonomi.lipi.go.id/en/node/314。

[7]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最高法院：《第六届中国-东盟“一带一路”法律论坛暨“一带一路”法治论坛》(The 6th China-Asean Legal Forum on “One Belt One Road” Forum on Rule of Law)，2015年11月20日，2016年3月2日，www.mahkamahagung.go.id/acc2107/level2.asp?bid=4522。

[8]印尼青年与体育部：《印尼青年代表受到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许利平教授的迎接》(Delegasi Pemuda Indonesia Disambut Pidato Prof. Xu Liping)，2015年9月4日，2016年3月1日，http://kemenpora.go.id/index/previ ew/olaraga/9942。

[9]米拉对印尼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儿佐在印尼驻华大使馆的采访，北京，2015年11月24日。

[10]Kompasiana：《亚洲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Integrasi Ekonomi Asia: One Belt One Road)，2015年3月29日，2016年3月3日，http://kompasiana.com/swando/integrasi-ekonomi-asia-one。

[11]提蒂·苏托洛：《印尼在“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泛太平洋关系”中》(Indonesia diantar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dan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女性团结一致》2015年11月1日，http://www.solidaritasperempuan.org/indonesia-di-antara-silk-road-economic-belt-21st-century-mariti me-silk-road-dan-trans-paci%EFAC%81c-partnership。

[12]艾哈默德·塞弗丁·祖赫里：《丝绸之路和海洋轴心》(Jalur Sutra dan Poros Maritim)，《雅加达报》(印尼)2015年4月14日。

[1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印尼记者在中国-东盟论坛上的演讲》，2015年8月17日，2016年3月6日，http://m.haok oo.com/mobi/view/7405310.html。

[14]陈竟：《两国政府提供优惠创造环境 杨通海上通道》，《印华日报》(印尼)2015年2月11日，第B1/9页。

[15]沈伟真：《厦门海外联谊会代表团访问印尼中华总商会》，《千岛日报》(印尼)2015年5月28日，第J-3页。

[16]陈春钿：《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印尼论坛》，《印度尼西亚商报》(印尼)2015年6月6日，第13页。

[17]沈伟真：《推广一带一路战略 积极寻找投资商机》，《千岛日报》(印尼)2015年6月25日，第17页。

[18]习航宇：《专访印尼华人富豪翁俊民：期待“一带一路”减小中国-印尼贸易逆差》，一财网，2015年9月1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0330.html。

[19]《印尼华人：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将造福周边国家》，中国新闻网，2014年3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hr/2014/03-01/5898560.shtml。

[20]阿祖玛蒂·阿兹拉：《香料之路，不是海上丝绸之路(2)》(Jalur Rempah, Bukan Jalur Sutra Maritim (2))，《印尼共和国报》(印尼)2016年2月14日。

[21]Azyumardi Azra, The Origin of Islamic Reformism in Southeast Asia: Network of Malay-Indonesian and MiddleEastern “Ulama”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rows Nest, NSW,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2]Pattirajawane, Rene, “Kepentingan Regional OBOR dan AIIB”, KOMPAS, 20 Januari 2016, hal 10.

[23]Pattirajawane, Rene, “Hegemoni Satu Jalan Satu Sabuk”, KOMPAS, 30 Nopember 2014, hal 5.

[24]Pattirajawane, Rene, “Penentuan Nasib Sendiri Kolonialisme Modern”, KOMPAS, 13 April 2015, hal 9.

[25]Pattirajawane, Rene, “Kolonialisme Maritim Ancam Kesejahteraan”, KOMPAS, 27 Januari 2016.

[26]米拉对Rene Pattirajawane的采访，雅加达，2016年3月23日。

[27]米拉对Natalia Soebagyo的采访，雅加达，2016年1月12日。

[28]《印尼观察家怀疑中国“一带一路”有军事动机》，《印华日报》(印尼)2015年6月3日，第A3/3页。

[29]安塔拉通讯社廖内专栏：《印尼斗争民主党：“中国不能沾染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脾性”》(PDIP: Tiongkok Jangan Ikuti Tabiat Kapitalis Barat)，2015年10月14日，2016年3月7日，http://www.antarariau.com/berita/63410/pdi p:-tiongkok-janga。

[30]米拉对克里斯诺·雷果沃(KrisnoLegowo)的采访，雅加达，2016年2月7日。

[31]媒体宣传报：《日本研究者提醒印尼》(Peneliti Jepang Ini Ingatkan Indonesia)，2015年11月，2016年3月7日。

[32]印尼教育文化部语言司：《工人示威，抵制外国劳工潮愈演愈烈》(Penolakan Atas Tenaga Kerja Asing Menguat dalam Demo Buruh)，2015年9月15日，2016年3月4日，http://badanbahasa.kemdikbud.go.id/ukbi/v2/index.php/be rita/114-penolakan-atas-tenaga-kerja-asing-menguat-dalam-demo-buruh。

[33]哈斯托·苏亚约格：《Kompak网民抵制中国工人进入印尼》(Netizen Kompak Tolak Buruh Asing Dari China Masuk Indonesia)，2015年9月2日，2016年3月4日，http://eveline.co.id/ekonomi/netizen-kompak-tolak-buruh-asi ng-dari-china-masuk-indonesia/。

[34]《远方来的挖掘者》(Penggali Dari Jauh)，《印尼时代报》，2015年9月6日。

[35]安娜塔·特蕾斯亚：《中国劳工大量涌入，印尼收紧移民政策》(Buruh Cina Membludak, Imigrasi Perketat Imigrasi)，2015年8月31日，2016年3月4日，https://bisnis.tempo.co/read/news/2015/08/31/092696557/buruh-cina -membeludak-imigrasi-perketat-pengawasan-imigran。

[36]平吉特·艾瑞亚：《为什么不再要求外国劳工必须会讲印尼语？》(Kenapa Bahasa Indonesia Bukan Lagi Syarat Wajib Buruh Asing?)，2015年8月31日，2016年3月4日，http://bisnis.tempo.co/read/news/2015/08/31/090696468/ kenapa-bahasa-indonesia-bukan-lagi-syarat-wajib-buruh-asing。

[37]《中国走私毒品被查获》(Penyelundup Sabu Dari Tiongkok Dibekuk)，KOMPAS，2015年8月27日。

[38]薇薇可·瑟蒂亚瓦蒂·费尔曼：《印尼外交政策》(Kebijakan Diplomasi Luar Negeri Indonesia)，雅加达，2013年10月20日。

[责任编辑：许丽丽]

Mira Murniasari, SHI Xue-q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Si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and Indonesian new President Jokowi spell out Vision for Indonesia’ Global Maritime Nexus in 2014, these two Asian giants’ vision on maritime cooperation and challenge have drawn mounting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both in China and Indones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focus on Indonesian domestic response and comment on China’s OBOR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voices. The article shows there are some point of views worthy of attention. On the one hand, there exists many positive comments on China’s OBOR among officials in Indonesian government’s departments, thinking OBOR will produce new chance for Indonesia-China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and promote Indone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among intellectuals and media critics, there is very strong skepticism and opposition against OBOR, criticizing OBOR is a signal of Chinese new colonialism in new era. Meanwhile, the warning of OBOR possibly will deteriorate social conflicts in Indonesian society and trigger anti-Chinese riots also is emerging among scholars and medi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OBOR undoubtedly will be a great chance for China-Indonesia cooperation, meanwhile creates new challenges, which urgently demands two countri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cerns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liminate negative impacts for the purpose of widening and deepening China-Indonesia mutual cooperation.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ndonesian, Global Maritime Axis

收稿日期：2016-1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研究”(16JJDGJW009)

作者简介：米拉，女，印尼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施雪琴，女，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82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6)04-007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