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