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

本书是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它对社会科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讨和全面研究，并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西方某些学者如何认识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概述，是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全面了解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历程和基本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的原版出版于1962年，在《认知与旨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前几年。他在（我们）不熟悉的智识传统中写作：也即，法兰克福批判理论、阐释学、黑格尔哲学以及马克斯主义的传统。尝试混合所有这些传统听起来已经足够令人敬畏了，但哈贝马斯的界限事实上比这要广阔的多。他对盎格鲁-萨克森社会理论与哲学的主要潮流相当熟悉并在相当程度上收到了后者的影响，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早期，哈贝马斯与K-O.阿佩尔(K-O. Apel)（参见阿佩尔 1971）一起对皮尔士的作品进行了深度的萃取；在现在的作品中，他大量地使用语言-行动理论，这是由奥斯汀，塞尔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哈贝马斯作品的广博抵抗简单的分析。在这篇评论性的文章中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英语中可以读到的那些作品之上，但同时也试着把它们与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

在哈贝马斯作品中回响的，是两个主要也是大而沉重的主题。首先，是对社会理论中元理论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在理论与批判的关系方面。其次，是在一种对自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兴起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潮流的阐释的语境中，放置这样一种批判的目标。这些，当然也是“老一辈”法兰克福社会哲学家专注的经典事务，哈贝马斯的工作也保留了他们的一些核心关注。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像其他人一样，强烈地强调黑格尔留下的传统，对于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持高度的批判态度；他试图使来自马克思的观念与来自弗洛伊德的观念互为补充；他接受这样一个定理，即“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与十九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的区别是如此深刻，以至于马克思的一部分核心理论，要在今天保持任何时代关联性的话，就必须接受根本的改造；他在揭示技术理性在现代文化与政治中支配（地位）的起源方面也继承了这些思想家的关注。但这些共享的强调同时也使哈贝马斯的见解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持有的一些立场区别开来，因为他继承发展这些遗产的模式与这些遗产原来的主人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在发达资本主义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哈贝马斯指出，是劳动与互动范畴，或者说技术与实践范畴区界的瓦解：因此，同样使这些范畴同化，把后者还原为前者的实证主义，就是技术统治型支配的哲学表达。他在《理论与实践》中表明，当代社会中控制的技术力量的增长，可以四个层面的合理化来进行分析。在前两个层面上，技术的增长与科学话语中对规范性要素的排除相关；在另外两个层面上，技术程序本身开始被确立为价值，而之前存在的价值元素则被界定为“非理性的”。合理化的第一个层面只涉及法则性知识的使用，服务于对独立确定的价值的实现。在（人们被）要求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同等技术有效性的程序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合理化进入了第二个层面。其表达之一，就是形式“决策理论”的发展，后者试图使目标与价值的联系合理化，而不限于仅仅为实现给定的目的提供技术上的手段，在这两个层面上，价值都被认为理性商谈的可能性无关，更不用说一些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实现了。当技术理想扩展到价值本身，我们就到达了合理化的第三个层面。此阶段最清晰的表达，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博弈论，在博弈论中，行动者都被视作凭借内在于游戏假定形式的偏好的微积分学，对其行动后果进行评估的（计算者），在此过程中，并不涉及任何更为广阔的价值系统——后者因此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合理化的最终，也是最具包含性的阶段，是在战略决策框架，作为博弈论的特征，普遍化并涵盖一切类型的决策时出现的：在此层面上，“稳定性”或“适应性”成为自我-规划反馈系统内决策分析的基础，在合理化的这个层面，原则上决策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现代技术统治政治，正大规模地向这个合理化阶段挺进。这，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技术统治对历史的否定的乌托邦”。这是实践范畴向技术范畴还原的极致：因此也就有了哈贝马斯对系统论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系统论乃是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哈贝马斯与卢曼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