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孙中山

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相识，是由梁启超介绍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许多维新政治人物都逃亡日本。此时，梁启超正背着康有为，与孙中山洽谈合作的事宜。1899年6月10日，为躲避清廷通缉而流亡台湾的章太炎，也应梁启超的邀请来到日本。梁启超是个热心人，又将章太炎介绍与孙中山相识。孙章二人在横滨相见，虽是萍水相逢，匆匆一面，然而，孙中山却给章太炎留下颇深的印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也。”

1900年7月，唐才常等聚集上海，自行开设“中国议会”，章太炎被邀出席。当章太炎提出反清排满，推翻皇权的主张时，即遭到“中国议会”的一片反对声，他失望至极，断然宣布退出“中国议会”。不多日，他还剪去长辫，身着西装，傲然地走在马路上，以公开表明对清王朝的敌视，对保皇者的藐视。

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在政治主张上，能与自己志同道合者，算来已是寥寥可数，去年初识的孙中山乃是最为杰出者。于是，他提笔给孙中山写信，并将新作《拒满蒙入会状》与《解辫发说》寄去，请在香港《中国日报》上发表。

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来到日本。他常常与国内的志士仁人聚首，放言“革命排满”。不久，他与秦力山一道由东京往横滨，专程拜会孙中山，而孙中山也隔三差五地来到东京，与章太炎相会，共同讨论与革命相关的问题。其中，孙中山所提“平均地权”的主张，是他们重点讨论的话题。在讨论中，孙中山坚持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即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他说，“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夫不嫁者，不得有尺寸耕土。”

孙中山细致人微的分析，使章太炎心悦诚服。根据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章太炎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均田法》。这是个土地革命方案，虽不乏空想和疏漏，但却明确地提出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

同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乃明崇祯皇帝自缢242年。章太炎与秦力山、冯自由等商议，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以激起留学生对清王朝的愤恨。这一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和支持。可是，在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干涉下，日本东京警察署禁止召开纪念会。于是，孙中山便邀约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等人，来到横滨永乐酒楼召开“支那亡国纪念会”。虽然这个纪念活动的规模不如原定的宏大，但是却在留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反满革命”成为他们最直接、最简明的口号和目标。

1906年7月7日，章太炎第三次流亡日本，受到孙中山等的热情接待，并且由孙中山主盟，孙毓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不多日，同盟会又聘他担任《民报》总编辑和发行人。从1906年7月25日至1908年10月，《民报》被日本禁止，其间，除却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民报》的编辑和发行，以及民报社社长，一直都是由他担当。

此时，孙中山奔走于新加坡、吉隆坡、西贡等地，发展同盟会组织，指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9日，孙中山来到日本，他们又相聚一起，共同筹划同盟会的发展壮大。这时，黄兴也在日本，而且，他们三人都相距不远，因此，三人经常在孙中山处会面。这期间，他们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包括14份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自由、平等、博爱”被尊崇为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确定。

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铃木久五郎的全部赠款，孙中山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这时，也是同盟会员的日本浪人平山周等趁机挑唆，于是，章太炎头脑发热，意气用事，气愤地将报社内的孙中山的像取下，并提议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紧接着，孙中山为发动广东钦、廉起义，派人回日本购买枪械。章太炎等得知此事后，轻信他言，以为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式，陈旧不堪作战”，竟以民报社的名义，发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将此事泄露出去。孙中山对此十分气愤，认为章太炎等“泄露机密，破坏戎机”，由此，他们的隔阂便日益加深。

次年12月，日本政府封禁《民报》时，章太炎一心想把《民报》迁往美国或别的地方，而这必须筹集相当一笔经费。于是，他又急函孙中山，要求给予资助。此时，云南河口之役退下来的数百名革命军将士，刚刚辗转来到新加坡，孙中山正为安置他们而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自然无暇顾及《民报》的复刊迁址。可是，章太炎却以为孙中山有意置之不顾，竟大动肝火地发誓：“此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

时隔不久，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来到东京恢复《民报》，可是，汪精卫却绕开《民报》原总编章太炎，独自秘密复刊。章太炎知道后，认为孙中山欺人太甚，这样，原有的分歧又徒然扩大，而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和陶成章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向各处散发，信口开河地说：“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亦莫不为筹划，其干莫可知也。”他们还把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重建光复会。这种由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最终酿成的组织分裂，实是孙中山所最不愿看到的。

孙中山在给伦敦的吴稚晖等人的信中，对于目前出现分裂局面，十分痛心。他说：“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孙中山接受吴稚晖的建议，开列出自革命以来所得捐款数目与支出状况，以及将自己与家兄为革命而致家业破产等详情，写成信函交与吴稚晖，由他在海外的一些报刊公布，以求“公平之评判”。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养病时，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身死。由此蔓延开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排斥乃至杀害光复会员的事件。尤为突出的当数广东都督陈炯明，他下令枪决功勋卓著的光复会员许雪秋、陈云生、陈涌波等。章太炎太悲痛，太震惊了，立即给孙中山写信：

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之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杀?……惟愿力谋调处，驰电传知，庶令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孙中山接此信后，立即给陈炯明和同盟会广东支部发去长篇电文，确认“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强调“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阋墙?”2月初，孙中山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并且让但焘代表自己将章太炎迎接至南京。当天，孙中山、章太炎即见面会晤，据当时的《民立报》报道，他们“谈组织政党事，甚欢洽”。可是不久，他们又发生意见分歧，焦点所在是中华民国建都，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却力主建都北京，他们又不欢而散。

1917年7月，辫帅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孙中山召章太炎、唐绍仪、谭人凤、柏文蔚、汪精卫、程璧光和萨镇冰等，在上海自己的宅邸会议磋商，“一致决定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在举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张勋复辟作鸟兽散。可是，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而要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以各省军阀的代表会取代国会。孙中山决定以护法为旗帜，号召议员南下，举行“非常国会”。9月1日，在非常国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担任军政府秘书长。

孙中山还任命章太炎为总代表，前往昆明，说服唐继尧就任军政府内元帅，以共兴护法大业。可是，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唐继尧，根本不领孙中山的情，也不买章太炎的账，就是不接元帅的印证。后来，孙中山被滇桂军阀排挤而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章太炎的心也更冷了，在峨眉山受戒后，宣称再也不闻世事，并由四川返回上海。

1924年冬，冯自由、居正、田桐、马君武等聚集章太炎家，公推章太炎领衔发出所谓《护党救国函》，与国民党“一大”唱对台戏。次年2月，章太炎又组织所谓“辛亥同志俱乐部”，同改组后的国民党相对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第二天，章太炎就来到孙宅，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当即，章太炎写了一副挽联：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这副挽联借用三国和屈原、楚怀王的典故，借古讽今，对孙中山应段祺瑞等邀约北上，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大概正因为此，所以，在开追悼大会时，这副挽联没有被挂出来。追悼会后，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很快的速度在传布章太炎的所谓另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尽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这副挽联正是利用孙、章之间的过节，以及章太炎对新三民主义的不满，诓称为章太炎所作。其实，稍作推敲，便会发现出不少破绽。章太炎是老同盟会员，联中以“碧云”指代孙中山，说他是明代奸阉魏忠贤的后继者，若依此推论，章太炎岂不也是“阉党”成员，老先生怎能荒唐至此。再说，联中的“苏俄”、“义子”、“赤化”、“碧云”等，根本不能对仗，一代国学大师怎会不懂楹联的基本常识，而拙劣到如此程度?后来，章太炎也在报上予以否认。奇怪的倒是我们这些后来者，一直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件赝品。

1929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孙中山灵榇被迎回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章太炎以撰一联，极其恭敬地推崇孙中山的功德人生：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