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1878-1926),浙江归安人。工山水及半工半简花鸟走兽,画风秀雅,章法奇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的重要代表人物,关心文化,与陈师曾、周肇祥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并建议朱启钤成立了古物陈列所,从而被陈定山喻为“北平广大教主”。
湖社画会更是以金城为精神领袖,“湖”字则是从他的号“藕湖”而来。金城除了参与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古物陈列所的活动外,还积极开课授徒,其门下弟子众多。以陈少梅(升湖)、陈缘督(梅湖)为代表的“十大湖”,也都取“湖”字,可见金城的言行及理论对其弟子的影响之大。
《仿陈汝言山水图》为金城于1923年,临摹元代画家陈汝言的《百丈泉图》。《百丈泉图》为清宫旧藏,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陈汝言图描绘群山,主峰高耸,百丈泉从高处喷涌而下。山石作长披麻皴,显然是学董源、巨然,同时也融入了王蒙的解索皴。近景坡岸树木林立,茅屋、楼阁错落其中。与赵孟頫、黄公望、王蒙等人相比,元末的陈汝言在构图上已趋简率,笔墨上也显抽象。明初的姚绶、解缙多受到元末陈汝言、陆广、赵原的影响。金城忠实地临摹了《百丈泉图》的图像、陈汝言题跋以及画面上的五段他人题跋,显示了他对原作的重视。但陈汝言纯用水墨,金城则以设色法写之。陈汝言画中的楼阁隐现于林木之中,金城则以墨线勾勒屋顶,却使楼阁在设色的林木中更加凸显。与陈汝言《百丈泉图》相比,金城设色的使用,使画作别具一种气象。
金城在题跋中提及“去岁曾橅副本”,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以《百丈泉图》原作为底本,而是以原作的副本为参照。1913年金城向时任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建议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并参与历代古画的整理和临摹工作。金城临摹古画无数,尤其是在古物陈列所的临摹工作是最为重要的时期。他鉴于古画“一经损坏散失,即无从补绘”,因此“力请招员缩临副本两份,一份所中陈列,一份藏之他阜,原本则永久珍藏之”。《百丈泉图》副本应是从此而来,金城其实是临摹的《百丈泉图》的摹本。但《仿陈汝言山水图》在作品的尺寸、构图、题跋等方面均与原作接近,可见他在师法古人上的用功程度是极深的。
《湖社月刊》曾刊登过许多金城所临的画作,除陈汝言《百丈泉图》外,还有董源、巨然、边鲁、盛懋等名家的作品。金城在《北楼论画》中指出明清以来的绘画“皆失古人言画之本旨也。古之画者以造化为师,后世以画为师。师造化者非真山真水真人真物不画;师画则不然,抄袭模仿,不察其是否确为是山是水是人是物也。画之末流,至是极也。”金城作为海上画派一员,却一直在北方画坛上主张重归宋元传统。他的摹古画以宋元笔法为主,同时也会旁涉到明代唐寅、董其昌等人的作品。他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上所倡导的“精研古法”,体现了他的这一绘画理念。
马叙伦曾记金城是通过玻璃板安装电灯来临摹古画,并评价金城画作无一可观。马氏此说显然是臆想附会,以讹传讹。以《仿陈汝言山水图》来看,金城在作品的尺寸、构图、题跋等方面与原作相近,但在设色、用笔上均与原作有明显不同。设色问题不仅关乎色彩,更涉及到图像的视觉表现问题。金城临摹古画并不是要做到毫厘毕肖,也不是让观者以此为真。在画作中常见“用张子正笔法”、“仿刘松年”、“学一峰老人”等题跋,显然他是以宋元笔法为途径,借此摹古创新。这正是金城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上所倡导的另一理念,即“博采新知”。
金城对民国时期的北方画坛影响极大,他的“十大湖”弟子在民国时期也是赫赫有名,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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