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编者按:近来,学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气氛十分活跃。我们特开辟“现场”这个栏目，专门刊登各地学者的学术演讲。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闻名全球的中山大学，又恰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不久的蜜月时刻，来和大家探讨近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后我特别关注的议题：全球化和文明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和现实重要意义的课题，值得严肃对待。中山大学的校训是从《中庸》中来、由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手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正是讨论全球化和文明对话应该有的心态。

今年，也就是2001年，是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year of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1998年，伊朗总统哈塔米向联合国建议公元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获得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来专门探讨文明对话的议题，此小组共有18个成员，包括南非的纳第格德玛，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阿马蒂亚·森，前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德国神学家孔汉斯，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若利夫，华裔有徐东磊，曾是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和美国大使，中国是宋健先生，中国工程院院长，政协副主席。我们在维也纳、都柏林、卡塔尔召开会议，那是在9月初，离9·11事件有一星期左右。在9月11日到9月12日的最关键的时刻，我在北京参加由宋健先生响应联合国的“文明对话年”而组织的文明对话会议，会议主要邀请了驻中国的各国大使和联合国的一些代表。9·11事件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卡塔尔的多哈讨论文明对话时，刚才提到的德国前总理让外瑟克的激动发言。他说现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负面因素是美国的单向主义（American Unilaterism）。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常常不通过联合国、甚至不通过北约，就独断专行；不进行协调，只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要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同意的关于全球温化问题的京都环保协约；因表现傲慢而被法国、瑞典等国赶出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要脱离1972年与前苏联的核战裁军协议；对异文化、西方以外的文化既无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既无知又傲慢——从世界和平文明的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9·11暴力事件发生后，我正好在北京。我到北大附近的网吧看网页，发现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不一定受到很大尊重，反而激起了很多仇视，这是值得美籍华人深思的。另外我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服务过，如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同时又是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更要做深刻反思。面向未来，如果要发展人类的和平文化，必须处理好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这也是我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背景。

为了考虑这一问题，我们要退一步，先考察一下全球化（global civilization）的含义。“全球化”这个名词出现并不久，不过是在最近的一二十年，以前大家讲的是“西化”（westernization）或“现代化”（modernizatoin）。从西化、现代化到全球化，关系是什么？当然不能花很多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西化”，从五四以来大家就提到，毫无疑问，就是全盘西化、反传统。但我们不要忘记，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进行了好几次重大的辩论，比如中国将来发展是以工业为主还是以农业为主，应该以社会主义方式为主还是以资本主义方式为主，应该以西方文化为导向还是中国文化本位。这三次大辩论是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所举行的全国性征文中进行的，非常精彩，比六十年代在台湾徐复观先生与殷海光先生进行的关于西化和传统的辩论和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通过《河殇》所导引的要离开黄色泥土进入海洋世界的西化和现代化的讨论水平都要高。可惜很多文章出现一次以后，它的作者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好在那批文献由北大的罗荣渠教授搜集并编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西化和现代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代化在中国二三十年代已经开始被讨论，当时冯友兰先生和其他一些先生就认为我们可以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化。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技术、民主，但大家不一定都要做基督徒。后来胡适之先生也提出不一定要全盘西化，但应该充分现代化。那时在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已经很多。美国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提出现代化的观点，我到美国留学时正是现代化讨论的高峰。那时现代化理论的代表社会学家伯森斯认为现代化是美国第一次提出的，殊不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把西化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探讨了。只可惜我们的文化没有积累，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讨论水平反不及二三十年代。在美国讨论现代化时，触及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西化到现代化是从地域观念转变为时间观念，意思是说虽然是在西欧出现了这一套宇宙观、人生观、科学、技术、制度、生活经验，并在美国发扬光大，固然有其地域性，但不是完全西化，因为这些将来要散布到世界各地，所以只是时间、时段问题，不是地域问题。不论是东亚、南亚、拉美还是犹太教国家将来都要走现代化的路程。很明显，西欧所代表的制度、价值有普遍性意义。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并且有人深信不疑。哪些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特征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作为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特征为人们所公认。第一，市场经济。很难想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发展市场经济能有现代化，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是很明显的趋向。第二，民主政治。尽管各国发展的民主政治的类型不尽相同，但民主政治却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第三，市民社会（civial society）。市民社会也就是民间社会，它有两个特色：其一，具有相对于政府而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存在于企业、学术团体、宗教团体、媒体和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民间职业组织中。其二，这些组织都可以向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提出他们的看法，给予政府适当的压力使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健康的互动。严格地说，法、英、德、意都没有发展出像美国那样蓬勃的市民社会。1989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一次关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学术讨论会上，西方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一致认为真正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是美国。市民社会具有三个基本意义，所谓市民社会就不是野蛮的，不是官方的，并且民间的、文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武的力量。除了这些结构，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还有一些基本价值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在美国社会里最突出的价值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言论、集会、宗教这些基本自由，就很难充分体现现代性。另外是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就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且通过正常渠道、合法手段能达到我的目的。还有是法治，再有是人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尊严，特别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在这些价值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经济人”概念。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知道自身的利益，并在自由的市场条件下发展我的利益，并且多多益善，只要我的工作符合市场规律，同时符合法律所保障的市场自由、平等竞争的机制。“经济人”的传统是从洛克来的。洛克的传统中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私有财产，我一定要有私有财产才能保证我的利益，才能进而保证我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否则就无法立足。这套理论在美国发展得如日中天，有着重要地位。美国人认为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尊严和经济人所带来的价值，在美国的发展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无法企及。因此，慢慢的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对外则表现为无知和傲慢。从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前苏联崩溃，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伤亡人数屈指可数，而敌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如果再考虑一下近来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到现在只伤了四人，三个是误炸，还有一个也非被敌人杀死。但每死一个美国人，不要说死三个，全世界震惊。可是我们知道，在坎大哈有一千人在血战中死亡，中国国内有报导，但美国的媒体报导的非常少。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在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常常谈到的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所有世界上重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结束了，只有一条路是大家该走的，即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这条路。但这条路不是傲慢的美国至上，其背后有很多制度，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很多价值，如自由、人权。这条路是人类文明必须走的路，任何国家、社会如果想要现代化，就要走这条路。当时，也就是1993年，我的同事、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文明冲突的观点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不一定接受美国所主导的西化过程。世界的文明是多样的，而这多元多样的文明中有两大文明，对于美国所代表的路线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深厚的文明基础，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讲，儒家文明以中国为代表，伊斯兰文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从亨廷顿的角度看来，有两个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人，一个是伊斯兰所代表的原教旨主义，进一步说就是暴力及恐怖主义，另一个就是儒家的权威主义，具体讲有软性的权威主义如新加坡和不太软性的权威主义如中国。这样看来仍是敌我分明。亨廷顿的冷战心态仍然认为美国一定得靠敌人才能调动它的积极性。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非常厉害，美国的积极性被全部调动起来，所以太空计划居然在十年之中实现了登月目标，其他军工业发展也非常神速。苏联垮台后，美国有一段时间把日本当作敌人，因为日本的经济力量很强，为对付日本，美国的经济力量被调动起来。现在日本的经济也不行了，那么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国，可惜中国不强，这是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谈到的，中国威胁论可能不是公元2010年，可能是2050年或2080年。在我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背后所依据的理论都是西方和西方之外。亨廷顿非常露骨地说：我的观念就是west and the rest,west就是西方，the rest就是一切其他地区。我和亨廷顿的私交不错，曾进行过很多很多的讨论。我说不要忘了，the west is in the rest，西方没有被邀请(not by invitation)能什么地方都有。亨廷顿也同意，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可以得到佐证。但不要忘了，现在是the rest is in the west,就是西方之外已经到了西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国以前种族主义非常强，如果你是日尔曼血统，即使你在前苏联住了二十年，一回德国你就是日尔曼人，就是德国人；但假如你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做外劳服务了三十年甚至一生，你的孩子还不是德国人。这与日本人对朝鲜人一样，韩国人在日本住了三代，依然不是日本人，得不到日本国籍。可是最近德国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是它的自觉，改变了它的宪法，只要在德国服务多少年就可以成为德国人。这个观念一改变，现在有10％的德国人是土耳其的后裔，这个人数会急速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在法国、意大利、甚至北欧出现。美国根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外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世界各地的人也到了西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承认的事实就是世界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事实。所谓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就是，不管你的宗教的力量有多大，不管你的语言的力量有多大，不管你的科技的力量有多大，你要想在二十一世纪、乃至二十二世纪一枝独秀，从这个趋势看，出现的机会不大，一定是各种不同的文明要相互和平共处。那么我先举一个例子，各位对这个例子不一定很熟，但是在美国讨论的是非常多的。现在美国最畅销的书是跟伊斯兰有关的，我就举伊斯兰的例子。伊斯兰的例子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如何自处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照一般统计，世界上一共有12亿伊斯兰教徒，占世界人口的1/5，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回教徒或伊斯兰教徒。虽然基督教是33％，但不要忘了伊斯兰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比如现在巴黎，伊斯兰教徒数量超过新教徒，在美国现在大概有500万穆斯林，特别在美国的非裔中穆斯林的数量非常多。美国的基督教以下的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然后才是犹太教。另外，我们做一点历史回顾。所谓的亚伯拉罕宗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是一根而发的三种宗教。他们都是一元神的宗教。尤其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属于闪族。他们是同宗，但不知为何，兄弟见面，分外眼红。另外，正因为有伊斯兰教、特别是阿拉伯文化，西方在中世纪才能发展出所谓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通过阿拉伯把古希腊的哲学带到西方基督教世界，那么西方基督教世界就不能发展文艺复兴，也没有办法发展启蒙及西方的现代性。因为阿拉伯的知识水平特高，无论是数学、科学还是经典诠释方面的人才都很多。希腊哲学不只是保存在阿拉伯的文献中，而且通过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被讲活了；三大宗教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处是在伊斯兰世界，在莫日思时代的西班牙，尽管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尽管时间不长。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开始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与中国的反美有很大不同,虽然炸大使馆、飞机碰撞等事件引起了中国反美，但这和中国广大社会的亲美、对美国的价值和文化的认同、喜欢美国是配在一起的，反美是浮面的，而深层则是比较能够认同美国的。阿拉伯世界反美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与以色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当然与美国国内犹太人的政治势力非常强有关。美国通过各方面犹太人的影响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色列是得到美国外援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很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远远没有在纽约一市的犹太人多。以色列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很难生存。但正因为美国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美国直接介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西岸血债，一直全权支持以色列，造成阿拉伯集团对美国的极大反感。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突出让巴勒斯坦建国，这是逼出来的，非如此不可。即使如此，以色列和阿拉伯极端反以色列集团哈马斯之间的斗争每况愈下，非常危险。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几乎每天都有无人驾驶的飞机到那边轰炸，同时对伊拉克实施非常严厉的经济制裁，引起伊拉克内部经济的强烈振荡。这样看来，一方面整个阿拉伯社会对美国有非常深的仇恨，另一方面整个美国社会把伊斯兰当作异文化、极端的他者，把伊斯兰描绘为各种暴力组织。这种美国媒体对伊斯兰的长期诬蔑，直接影响到世界所有地方对伊斯兰的想象和评价，包括文化中国。

这仅是一个例子，将来不管基督教发展如何，英语世界发展如何，现代化在西方发展如何，整个伊斯兰世界一定会走一条和西方不尽相同的、但也有现代意义的路，和西方一直是一种抗衡的关系。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到底中国，也就是儒家文明所代表的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海外的华人世界，将来的走向是不是美国所突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还是说有不同的可能，这也很值得思考。可以这样说吧，联合国文明对话小组，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在今年11月7日把该小组得出的结论《突出文明对话》出版，其重要观点是假如文明冲突、文明之间的抗衡、抗争、矛盾增加，那么对话更为必要。亨廷顿基本接受这个观点。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第二版的新序中谈到：“我强调冲突的危险，正是要为文明对话创造条件，加强文明对话的重要性。”9·11事件发生以后，亨廷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绝对不能把9·11事件当成文明的冲突，否则就是把暴力组织、恐怖组织当成了伊斯兰教的体现，假如造成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那么世界就没有和平可言。所以美国现在花了很大精力要和各种不同的伊斯兰社会保持和平的关系，因为伊斯兰绝大多数的人绝对是和平的爱好者。但为什么伊斯兰社会对美国有如此大的仇恨，并在仇恨的土壤中生长了暴力组织，在我写的《全球化和多样性》有所解释。全球化和西化、现代化有很大不同。现代化和当时人们的一个想法同极化紧密相关。世界不同的文明如果是走向现代化了，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就越来越少。特别从全球化开始，从科学、技术、信息、金融、旅游、环保等都可以看出社会趋同景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认为现代化就是同极化。但是，全球化除了趋同的方面外，还有一方面是大家在六十～八十年代不太注意的，即加强了认同意识。全球化使得认同意识和认同力量更强，全球化导引了强烈的地方化。这两个发展趋势看似矛盾，实则一致。我们不能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要即此即彼。在生活世界中，大家每时每刻都脱不开根源性：族群、性别、语言、信仰、阶级、年龄。族群这个问题如果不被好好解决，美国会分裂。性别问题，在世界各地过去的十几年中，女性主义是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女性主义就是男女平权的问题。性别的真正平等，不是说女性55岁退休而男性60，同样的工作女性只拿到80％的薪水，表面上男性也到厨房工作，但大部分家务仍由女性来做，带小孩既是女性的权利、也是女性的义务。这些观念在美国全变了，而且变得非常快，快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能够实现的程度。这是两千年的文明史上不曾有的。儒家社会对这问题的处理最困难，包括南韩、日本。中国在五四以后，特别是解放以来，表面上做了许多工作，但实际上存在诸多问题。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使中国的男女不平等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语言问题。语言的重要性可以以台湾为例。国民党控制台湾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文化政策是所有在台湾受教育的学生都学会普通话，当时叫国语。强迫所有在国营小学念书的学生不能讲地方话闽南语，用地方话就要罚钱、罚站、甚至挨打。从小学到大学，在语言问题上均受严重限制。国民党统治结束、台湾意识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地方语言。试想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学校中不能讲粤语或上海话，只能讲普通话，一定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台湾居然被国民党制住了，可现在全面爆发。不管你宋楚瑜的闽南话多糟，都要讲，不讲你根本就选不上。台湾的这个例子表明，有些根源性的东西用行政命令是消解不掉的。地域问题，就是族群所谓的主权问题。假如联合国现在接受所有自愿要独立的地方，那么联合国的成员会从一百七、八十增加到一千以上。阶级问题就是贫富不均问题。以前认为是南北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问题。现在发现，它不仅是一个全球问题、区域问题，更是一个国家问题。比如，现在中国的贫富不均已经基本上超过美国，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贫富不均，这是非常危险的。表面上从广州、上海、北京看起来欣欣向荣，但从全国来看很令人担忧。甚至同一个都市、同一个单位里都有南北问题，医学院的教授为什么要比哲学系的教授拿得钱多那么多，我们干哲学的是南，他们是北。年龄问题，以前30年为一代，我们说新儒学从1919～1979发展了三代。但现在由于电脑和其他因素，绝对不是30年一代，10年、8年，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大学四年级和一年级之间也可能有代沟。信仰问题，以前我们担心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比如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最近，大家发现宗教内部的冲突非常严重。以色列之所有没有办法走向和平，与拉宾被暗杀有很大关系。拉宾就是被犹太教内部原教旨主义者暗杀的。佛教内部也有冲突，达赖喇嘛一个最亲信的高僧被在伦敦发展的藏传佛教的一个分支派暗杀团杀死，因其认为达赖不能代表藏传佛教的主流。伊斯兰教内部的苏里和希亚之间的抗争是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族群意识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减弱。语言，当然英文发展得很快，但现在发展最快的网络语言是中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没有上网前的销售量并不是很多，上网后每月的网籍从一两千万增加到四五千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媒体中最有影响力。会不会因为英文的力量很强而导致大家都不讲中文，没有这个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曾认为中文过时，五四时期，中文不能用打字机来打，又不能直接用电报发送，所以要把汉字简化，甚至拉丁化。毛泽东在1958年和麦希格里代表团谈了六小时，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问我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我说世界革命，他说就谈汉字拉丁化，如何废除汉字。甚至有语言学家声称“废除汉字，中文万岁。”现在，汉字和古汉语水平一直在下降，下降到很多朋友错别字连篇，我也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中文的落伍，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例如马来西亚，长期不能用汉字，政府不支持，没有中文学校，完全在一种哀兵的心态下发展汉语。但马来西亚的汉语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三年前，在台湾《联合报》组织的包括大陆很多作家在内的华文竞赛中，取得第一名的是马来西亚华人；最近两次的大专辩论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打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大学代表团。很多人说这都是我们大陆去的，请仔细看，这两次的队伍全都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因此，语言的认同趋势是不会变的。

因为这些原因，对话才成为必要。为什么有对话的必要呢？比如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还在进行飞弹防御系统，如果此系统成功，任何“流氓国家”用飞弹打击这个超级大国的本土都不能得手、完全安全。但9·11事件显示，任何国家的受伤害性都是非常大的，如果不能化解各种不同的暴力组织，而仅靠军事武力、情报系统所能掌握的情况，来防范、压制暴力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能够讲阿拉伯语的几乎没有，会讲中文的不少，而且水平很高的不少。在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都出现暴力事件后，怎样对付暴力事件而形成一个国际共同体，不是完全从军事、情报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文化、对话、理解等各方面的渠道进行，这是非常值得认真思索的。假如有矛盾，即使矛盾不能化解，希望矛盾不要变成冲突，冲突不要变成抗衡，抗衡不要变成长期水火不容的征战。一般来说，对话从容忍开始。对话的目的不是想要说服对方，把我的观念和看法加给对方，而是互相了解，自我反思。容忍只是对话的开端，从容忍到接受对方的存在，就是共存。比如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和犹太的以色列之间的对话，表面看来每况愈下，但其实是有进步的，至少现在双方接受对方的存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知道不能把对方赶尽杀绝。共存后，互相要有起码的尊重。

现在美国的政府、特别是核心领导非常封闭，现在鹰派又特别多。但美国民间社会的动力非常大，资源非常丰富。美国作为移民社会，是对外国的、异己的分子最能够包容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在台湾、大陆生长，然后到国外留学，在欧洲无论是英国、德国、法国还是意大利，不管奋斗多少年，不管语言掌握的有多好，要想成为那个社会的成员，发挥作用，非常难。但在美国有可能，而且可能性非常大。美国的包容、开放、对外来文化的承受力，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虽然犯了很多很多错误而不致没落的重要因素。假如它能够转变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它有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三年前，我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和犹太知识分子进行讨论，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面。我提出了一个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1965年建国时是马来世界的一个孤岛。马来世界基本上是伊斯兰，而新加坡当时完全认同以色列。新加坡将其军事将领都送到以色列受训，并请了很多以色列专家帮助他们建国。那时以色列奉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他动你一根汗毛，你就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仿佛这是唯一的办法。而新加坡选择了儒家的办法，第一个就是不要把你的存在当成人家的眼中钉，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量降低矛盾冲突的程度。李光耀有时在外面很傲慢，但和马来西亚的领导人马哈蒂尔私下会晤时尽量协调矛盾，一再声明“我们的存在一定不会威胁你们的存在。”但只讲是不行的，还要付诸行动。新加坡对马来西亚说我绝对是亚西安成员，我的第一忠诚是亚西安；我可以证明，假如你不与中国建交，我绝不。新加坡这个诺言维持了二十五年，直到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新加坡马上于一个月后与中国建交。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中国、越南、菲律宾还有一些别的国家争执不下，而新加坡对中国说我们是赞成南沙群岛是属越南的，这是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得了的事，但中国北京理解新加坡的处境，这是他认同亚西安的具体行动；另外，新加坡发展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学、最好的银行、最好的航空公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人生病来他们的医院，好的学生送到他们这边受教育，有钱放到他们银行，旅游坐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再有就是不单发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尽量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我如果发展了，对你有好处。所以新加坡为了马来西亚花了很多资金发展，同时发展了很多关于英语教学、地方教育和地方都市发展的地方中心(regionalcenters)。近来新加坡大学决定专门研究东南亚社会，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也就是在新加坡。还有很多其它的策略和具体做法。因为这些原因，最后一次马来人和华人的流血冲突发生在1969年，而且不过是七八人受伤。从1969年至今，新加坡从来没有发生过种族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如果走了以色列的路，新加坡现在还能存在吗？美国、以色列如何自处，新加坡的例子是值得关注和借鉴的。

我做一点结论。中华民族的再生，中国的崛起，是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因为再生，所以是一个经济大国，也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的超级大国。经济的发展一定有政治和军事的含义。所以在美国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是大家所了解的。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经过百年屈辱后现在重新再生所带来的文化信息什么（whatistheculturemessage）？中华民族的再生当然是中国人的福，是否能够不成为西欧、美国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比我们发展得好的国家的威胁，而且同时也不成为比我们发展慢的国家例如印度、非洲国家的威胁，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不建筑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不单是中国人的福，也是世界人的福，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面对，一个非常难超越、但又必须超越的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再生，很明显有两个动机，一个是报复，一个是夺权。意思就是说一个大民族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说“现在你可不能欺负我了吧”，以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当然这是玩话。第二，中华民族的再生一定就是夺权，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没有变，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军事力量，谁说话的声音就要大。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钱、一些权、一些军事力量，我们说话的声音就不能太小。我觉得西方学者的看法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难道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够再生、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只有报复、夺权这两种情绪？和平文化的出现一定要通过对话，也就是要了解异己文化。所以中华民族要兴起，有深刻的文化信心，就必须对于我们民族内部边缘化的、没有很好发展的地区，如新疆、西藏等不同的族群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另外能不能把我们的传统资源，譬如大成佛教、道教、儒家和各种不同的民族宗教的传统资源开发出来，能不能把印度当成一个参考社会，不因其是一个穷弱、比我们发展糟的社会而完全不闻不问。印度有非常深刻的文化资源，是一个精神文明输出大国。如何处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宗教、语言的问题，是非常大的考验。内部的社会资源、文化能力、精神价值储聚得越多，就越容易发展。要求每个人都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但知识精英不能跳出是非常危险的。

孔汉斯1993年起开始进行文明对话和普世伦理的工作，这一工作成为他的终生志业。在都柏林的一次文明小组谈话中，他要求一段较长时间的发言。他谈到如果文明对话要发展，两个儒家原则必须建立起来，也就是刚刚谈到的新加坡的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道，我认为是我的福音，也不一定要强加给你。恕道原则的背后有一个仁道原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别人的痛苦我要关怀，我的发展也有利于别人的发展。这两个原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孔汉斯认为的文明对话的两个基本原则。

在过去几年，文化中国的一些长者，如钱穆，在其逝世前提出“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提供给世界的重要资源，人和自然如何保持一个和谐关系。他的这一观念得到了季羡林先生、李慎之先生、蔡尚思先生的积极回应。冯友兰先生在其80多岁时说他要放弃斗争哲学（当然不是直言），而突出张载的“仇必和而解”的观念，回到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世英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最突出的学者，他的最后论文叫做《天人之际》，中华民族在美学上的情景合一，在伦理学上的知行合一，在宇宙论上的天人合一，是我们丰富的资源；费孝通先生在他1990年的《文明对话的最高理想》中谈到，任何一个文明都是各美其美，而我们要把各美其美发展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共美。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提法，但很有智慧。 （2001年12月14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演讲）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