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

（2007年12月2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美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新浪财经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以下是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的精彩演讲）

各位领导，诸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和大家做简短的报告，把我近来思考“和谐和民主”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对于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儒学创新得到的观点，事前没有和任何一位领导进行协调，这中间我提的观点如果有不符政治论调，责任我一个人负责。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历史形态就是现代西方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启蒙心态，只要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课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它有一些特色，它是西方学者烦俗的主义，特别突出理性，这是一种工具理性，不一定是沟通理性。它否认了传统对现代除了阻碍以外，还有建构的可能。

另外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个科学主义。而且坚信文明发展的铁律，也就是孔德所说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到形而上学到科学，到了科学，宗教不必顾及，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以科学理性来解决社会大问题。这个思潮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这个发展势头后面所根据的理论和理论所预示的价值，这些价值当然是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是西方的和东方的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因此它的结果主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它是比较反宗教的。一方面来认识分析了解，同时控制征服自然。带着一个非常强势从达尔文主义发展出来的进步论、演化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虽然当代西方对它自己发展出来的思潮做了非常严重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就是西方极杰出的学者，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环保的重视，突出多元主义或者文化多样性，从解构主义发展出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对工具理性的批评。还有对于个人中心的批评。甚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突出谈到21世纪的宗教问题和认同政治问题，特别谈到文化多样性，当然现在更重视环保的问题。也就是把启蒙讨论个人与社会关系，扩大到自然，乃至中国传统，天道的问题。在东亚，不仅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反而科学主义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基本精神大家坚信不疑。

正因为这样，一百多年来大家向西方学习，不管是制度，不管是文化，受到西化影响，现代化的影响非常严重。包括我在内，各位在内，在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个中间西方的因素比重是非常大的，因素是非常强的。而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学传统、道家传统，佛教传统和中国民间传统是减弱的。这是大家都了解的，可是这个潮流在发展过程中，当然出现了很多值得忧虑的地方，毫无疑问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在经济发展，在创造财富方面不可缺失。假如市场经济逐渐演化到发展到市场社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物，有很多绝对市场化的社会组织，比如大学、宗教、家庭、人情关系都市场化了，第一个丧失的就是诚信，这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可以这样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非常神速。所以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大，但同时出现了差别，出现了异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歧视，乃至敌对冲突。如果从贫困不均的现象来看，文化中国地区已经超过美国。从都市和农村的差异来看，这是令人惊讶的。可以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也有不能够满足基本生活的穷困农民，这个比例相差很大。当然有都市和农村，内地和沿海的差异。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要重新调理。

我有一个想法，和谐社会的出现，事实上带着一种危机的意识，这是对小康社会的一种愿景成为一种现实，必须走和谐社会。那么儒家传统作为比较整合、全面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资源非常丰富。它接触四个层面，个人、社会、自然、天道。个人讲身心整合，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社会是广义的，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到国际社区，乃至到生命共同体以及宇宙。再有人类如何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所以他的核心价值在很多地方可以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来互相参照，而不是互相冲突矛盾，因为西方这些普世价值包括人权确实是现代社会必须有的。那么面对所谓理性的价值，儒家提出同情；面对自由，儒家提出正义；面对法制，儒家提出礼让；面对平等，也注意健康的差异；面对个人，也主张大家要重视社会。比如我们用科学、民主来判断儒家是进步的不进步的，是现代的不现代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可能性，以儒家精神为资源为西方启蒙心态进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所以西方那些重要的对于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潮流，不管理性主义、现代环保思想、多元现代性的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思想，这些都和儒家现在要讨论的问题能够配合起来。我们现在再仔细分析，儒家所谓的和谐，它所体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当然与同有一致性，同乡、同学、同志、同道，这是非常健康、非常重要的观点。二人同心、齐力断金。孔子在《论语》里讲的非常清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在中国传统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晏子也提出和、同的观念。和来自于音乐，不同有差异才能够真正的和。如果把同和和混为一谈，虽然同有价值，但是和的价值就被丧失了。

有一位著名学家提出两种团结，一种是机械的团结，就是以同为主。还有有机的团结，一定要多元多样，没有分工，没有大家一起齐头并进，但是没有差异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也不可能有有机的整合。所以如何对待差异，成为和的重要条件。可以这样说，和的前提是异，常常和的对立面是同。如何通过对差异来进行不仅是整合，还有协调，逐渐达到和。这个观念在儒家中庸、论语、大学都提出来，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家重视。如果以这个观念为对象，一个现代社会绝对面临两大挑战，一大挑战是宗教，如何应对宗教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挑战，特别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引的现代文明。第二大挑战就是认同政治，什么叫认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成为一个集体的人不可缺少的条件。个人发展空间、个人自我觉醒和个人对个人所需要的条件特别重视，比如不可消解，但在塑造每个活生生个人都起极大作用的是族群，是性别，是语言，是年龄，是地域，是阶层，这些怎么处理？美国如果不处理种族问题，美国联邦就会分离。性别的问题处理不好，社会绝对不能安定。年龄代的问题，越年轻的人知识量越大，处理能力越强，和同时代媒体学习力度越大。不要把信息和数据混为一谈，不要把数据和知识混为一谈，不要把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

和谐和民族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我们有这样的提法，非常重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这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一般提到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李光耀先生在80年代很有说服力，当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但在西方，包括北美和欧洲乃至日本基本是非常严厉的批评，说你讲亚洲价值，你讲新加坡特色，就是要搞特例。在泰国召开会议的时候，泰国NGO基本否认政府签署的所有观点，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签署了人权宣言，这从1948年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最后发展的人权宣言。中国学者有四位参加，一位是吴德耀，他去世的时候就是人权起草人之一。还有一位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学者，认为人权具有普世价值。美国常常用第一代人权就是政治权来打压、批判，对于经济权不重视。所以中美之间对于人权的讨论，中国人说能够有饭吃，能够在生活上站起来，这是权利。美国说能够自由，能够发展，这是选择。这两个实际上可以对话，可以讨论，不能用一种权利来阻碍另外一种权利。可是一般西方学者总认为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标准是给量化的，用量化指标来测量世界发展。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选取，一个是政党轮流做庄。如果没有选举，就不是政治民主。最近十几、二十年又有一种观点，民主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公共空间的扩大。所谓公共空间的扩大就是儒家的工艺，真正的发言要有责任，形成高瞻远瞩的思想。这种讨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政策，这是民主扩大重要的根源、重要的机制。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翻译比较难，一般说不是公共理性，而是公共论理。这个方式越多，社会越民主。这个方式必须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种多元倾向，所谓多元倾向就是媒体、企业、学术、职业团体、非政府组织乃至合法的社会运动、宗教团体，都是形成社会相对独立的可以发展公共空间、可以发展公共文明的基础。多元并不表示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公民社会的出现，因为公民社会有两个条件。

其实我们今天来考虑，只有美国公共社会发展比较好，但是也造成比较多的混乱。德国、法国、英国等公民社会都没有政府有权势，比如法国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劳工群体，这两个条件第一个相对独立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力，另外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都对中央政治决策可以发展出一种压力、一种批判、一种赞同。和谐社会可以为这种民主观念创造条件，但必须多元、必须开放，必须有真正强势的制定能力，而且鼓励至少是宽容，对各种不同的批判、各种不同的问题能够从长计议。一方面是从上到下的活力，另外是从上到下的智慧。所以21世纪的领导讨论非常多，必须注意经济资本以外的社会资本。比如我觉得财经大学有很多社会资本，虽然不能量化，你感觉有学术活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建筑物非常好，整体设备非常好，但是没有什么沟通，这个学校就没有社会资本。另外除了科技能力以外，要重视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要注重伦理智慧，这些都是无形资产。而这些无形资产对于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因此我认为应该要超越科学主义不是超越科学，不是超越科学理性，也不是说用科学建国有任何问题，但是科学主义的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来理解，比如现代最新的科学精神，第一个不像启蒙时代，科学理性是一个理智的光，这个光芒照射就把黑暗驱逐了，那么理智的光向前发展，所有宇宙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的科学精神，我越知道我不知道的，而且应该知道更多。我的理性光芒向前扩展、向前发展，我的所谓的无知之木也在扩展。越知道不知道的还太多，越搞的小的，比如分子、离子，越小的还一样复杂。不管是物理学家，各种重要的科学家非常谦虚，我本来想讲一个例子，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

为什么要超越科学主义，这是我要进一步谈的。目前中国情况发展势头非常大，但是生态环保和社会和谐受到非常大的冲击。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取水样，要对河流重视，这是1978年。1972年，世界第一次环保大会召开，中国的代表不签署世界环保大会的基本宣言，因为经过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人类的发展是有极限的，必须要持续发展。当时中国代表团说人类发展无限，当时也提出科学技术是有限的，当时中国代表说科学技术万能。但是有一点，周总理让曲格平建立以官方为主导的无政府组织。工程观念当然很好，要建构，但是如果不了解工程建后所发展的不可预期或者无法预期的不良后果，这工程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举一个例子，在15年以前，管理学一个重要学者叫比特圣吉，说中国是一个关键，中国能不能不走汽车工业的道路，如果中国走这个道路，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哀。现在大都市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杭州也开始了。

在17世纪启蒙刚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思想家，西方法国的是以儒家作为他们的参考文化，中国作为他们的参考社会。可是18世纪中间沟通缺断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欧洲的创新、欧洲价值的转化都出现了。所以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还是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当时中英贸易全部是顺差，因为英国要中国的茶、棉、手工艺，甚至农产品，而中国不需要英国任何东西。英国国会受到商人的压力，开始讨论要不要把鸦片合法化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政治家说假如大英帝国把鸦片合法化，那将是大英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但还是合法化了。但是中国无知并且傲慢，经过两代人，就变成了东亚病夫。这段历史我们非常熟悉，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低谷。21世纪会出现怎样的现象，以前世界银行总裁叫做沃夫森，最近在哈佛欧洲中心发表一篇演讲，说欧洲必须注意亚洲的兴起，亚洲的兴起主要是中国。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是世界的一半，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预计就是2050年，14、15世纪发展的趋势又再次出现，中国加上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这个经济势头会很强势。当然中国因为人口很多，所以人均不会很高。所以中国以和谐社会为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任重道远，所谓任重就是中国的发展绝对成为发展国家所关注的，现在欧美也在关注。中国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东亚、对世界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应该是任重。为什么道远呢？这是一个漫长长远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最怕的困难就是到了一个极限，假如你再发展，下来的时候就不是逐渐，而是一个强势的。汽车文明碰到这个问题，生态环保碰到这个问题，能不能以智慧面对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刚才郑教授提到，三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自由主义特别突出市场经济，乃至民主化、言论自由。社会主义注重平等，注重农民，注重弱势群体，注重社会的基本安定和和谐。儒家人文精神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也是文化复兴不可缺失的价值。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和平竞争，把儒家弄得给好，把自由主义弄得更深刻，把社会主义弄得更全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许会出现张岱年先生期待的众生和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