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广延性与广涵性

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广延性大过其他的学科领域，翻译的对象及内容无所不包，自然、宇宙、人类、社会等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作为翻译对象，翻译的广延性与广涵性值得关注。按常理讲，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大过世间一切之总和，翻译当然只是世间万物中的一小部分事物；但从另一个层面讲，既然宇宙间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本描述的对象，既然翻译对象是任何文本化了的主客观世界，那就是说，宇宙间的一切都可以作为翻译的对象，翻译的范畴涵盖世间一切。

这看上去的确有点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但我们这里想说的是，翻译的对象的确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领域，因而也就给翻译研究带来无限的不确定性与纷繁复杂性。从一定程度上讲，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对翻译实践的禁锢，都会成为翻译行为的镣铐。这就提醒我们在探索翻译规律与方法的道路上，一定要睁大眼睛观察翻译实践中的活的真理。20世纪出现的众多哲学文化思潮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结构主义的张扬，再到解构主义（或称后结构主义）铺天盖地的冲击，直至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或称政治学派）的登场，思想的云彩萦绕在译界的天空。这期间的翻译理论研究也跨越了从语言到哲学，从哲学到文化，甚至从文化到国际政治学的转向，各种翻译思潮不绝于耳，对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评头论足，就像都市繁华区人群中的熙熙攘攘，喧闹而杂乱。从操纵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再到意识形态翻译研究等，翻译被置于一个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除语言学科外，人们更加关注翻译和文艺学、比较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乃至人类学等学科的跨学科性质。翻译不仅研究跨文化交际当中的一系列文化问题，那是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思想层面，后殖民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翻译理论思潮更加关注翻译的政治性、民族性、种族性和帝国主义性等政治色彩问题。然而，这些林林总总的翻译流派大都建立在一个大而模糊的视角之上研究翻译的，那就是：什么是翻译？翻译什么？怎样去翻译？在这种泛而化之的翻译研究思潮中，出现了许多逆耳的声音，诸如，翻译是改写、翻译是创造、翻译是殖民、翻译是教化、译者是中心、读者是中心等，这些“浮躁型”翻译研究中把本不该忽略的东西给忽略了，这就是我们在翻译时所面对的五花八门的“文本”。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涉及一个文本类型（text typology）的问题，面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译者如何制定翻译策略，如何选择翻译方法，如何运作翻译技巧，这些都是需要深考细究的问题。

文本当然有类型之分，而且有不同的分法。在为数不多的把翻译真正置于文类情景中的“安静式”研究中，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Reiss）及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Newmark）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不仅为翻译研究指出了具体方法，也为翻译过程提供了可操作步骤，为翻译研究的科学化、理性化、具体化、规范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近几十年来各种浮躁的翻译研究思潮是个警醒。具体阐释请参见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