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精神独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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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话题。连一些欧洲的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近年的研究表明，海德格尔这样一位当代哲学大师，却与曾肆虐于欧洲、屠杀过千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政权采取合作态度，以致他本人直到晚年仍然对此耿耿于怀，安排了在他去世以后才能发表的谈话。

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的事实本身并不复杂。他在1933年至1934年任著名的弗莱堡大学校长，在德国的大背景下，大学教授都属于官方人员，而校长更接近于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在纳粹党肆虐的时期，他自然要与当局合作，讲不少附和乃至贯彻当局精神的话，包括那些今天看来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反真正民主和人权的话。尽管有人将他的校长演说从积极方面理解，认为虽采用了大量纳粹宣传词汇，但却暗示了有所不同的含义。无论如何，他毕竟要在那样的位置上讲纳粹官方的语言。由此来看，海德格尔与一般加入纳粹党、交党费的知识分子还有所不同，其性质属于"高级官员"一类。当然，他本人既没有参与纳粹虐犹的暴行，也没有加入军队侵入别国领土，仍属于"文化人"的范畴，只是当了约一年的校长而已。因此，盟军当局在 战后取消对他的管制时只是把他定为"随大流者"，与纳粹战犯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一点与二十世纪中国一些非常时期的大学校长有些类似，比如在日本占领时期伪满州国的大学校长或汪伪政权下的主要大学校长，即属于这种与敌伪合作的性质。即使是纯粹的学者，也是其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污点。当然，海德格尔服务的是本国人统治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政权，而不是外国侵略者所扶植的傀儡政权。这一点又有点像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极左路线服务的大学实际掌权者如迟群之流，尽管后者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政治性质颇为接近。

如果说海德格尔本人只是被迫为纳粹服务，只是做表面文章应付，那也不完全真实。因为假如他真的对纳粹那套反民主、反人类的说教反感，他会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上有所表露。但事实上他的表露实在太少。他因为雅斯贝斯的妻子是犹太人而疏远了这对夫妇，而在战后数十年里，他本人却对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保持沉默，这对于经历过这样一场大悲剧的著名知识分子来说，同样让人费解。正因为海德格尔属于本世纪少数几个大思想家，这样一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自然会引起人们太多的联想和反思，也提出了思想家、哲学家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处社会的现实政治的问题。学界对这段公案的评价差异很大，从完全否定（甚至认为他是个纳粹主义者）到完全为他辩护，各种观点都有，较多的则是具体地分析其本人所处的环境和所持的哲学与政治信念。这里不拟进一步展开，而是就学者对现实政治的态度问题作针对性的评论。

哲学家的入世与出世

关于哲学家与政治的关系，西方哲学的传统有所变化，不同的国度和时代条件也有所差别。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已经开始了对世界本质的思考，最先是以具体的可见事物（如水、火、土、气）来概括世界的本原，从苏格拉底开始才系统地思索人生，包括政治生活，他经常与各种人谈论政治。但他因为超出常人的哲学探究而最终死于多数人的不能宽容，也成了古代希腊第一个因为针砭现实政治而为哲学殉道的重要思想家。柏拉图超脱了不少，他一生致力于操办非官方的学园，也开创了西方与政治有所区别的民间学术。但柏拉图本人决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是希望最好的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即具有最高智慧、理性和丰富知识的人。因此在他那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哲学的思辨与政治统治的完美结合。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现实得多，具体地研究了政治的实际运作，他本人也成了著名的帝王之师，培养出了相当不错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可见即使在古代希腊，哲学家对待政治的态度也有差别，此后的哲学家便更难有定论。

从马基雅弗利的极端世俗化的政治态度，教给统治者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只沉缅于抽象思辨，几乎不接触现实政治，反映了哲学家的两种极端态度。德国大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保留了抽象思辨、不干预现实政治的传统。近现代德国的特殊环境造就了由国家俸薪供养起来的官方哲学家，他们几乎无人真正能够越出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或容许的范围，即使是闪光的新思想和真知灼见，也 往往淹没在自己造就的思想体系和晦涩的思辨语言中，黑格尔便是一个典型。而那些激进的反叛者，大多成不了大学里拥有正式学术地位的教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便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靠别的方式维生，其著述和思想风格也与学院派的教授们格格不入。

尽管德国人的抽象思维是出了名的，但作为大学教授却大多不能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威的中立的力量，代表学者的良知去进行思考。比较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思想家如康德，对于政治也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过去人们只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上去认识这个问题，但却忽视了德国学院里正规教学的哲学家这一群体本身的一些总体特点。

大致说来，德国哲学家分成了两种大类型，一类是学院派，搞些抽象的批判，但不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现象学家和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这一类，特别是后者，其涉及现实的批判锋芒往往是当事人在战后移民到美国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另一类是积极的社会批判家和行动上的激进派，如马克思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来的哲学家都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它。"这是为了纠正过去哲学家远离现实的片面性而采取的积极干预态度。但这种态度在德国学院派那里基本上没有生根。

无论是思辨的消极派还是激进的积极派，大多属于哲学家本人的选择。这种选择倒有点像康德所说的，皆出于自愿。这也提出了学者伦理的根本性问题。回到海德格尔，他本可以对纳粹政权采取消极态度的，至少有不担任校长，从而不作就职演说和向纳粹党妥协的自由。

他这样做将得不到名校校长的风光和众多好处，在当时的德国，沉默的权利还没有就此彻底丧失。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则公开站出来反对纳粹，他们曾经在法庭上为自己慷慨陈词辩护，揭露纳粹的阴谋。也许有人会说，纳粹党本身也是民选上台的，大多数德国人在当时是认同纳粹政策的。鉴于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纳粹借着内外困境，民众急需改变现状的心态而上台。如果说这是德国民主制度不成熟前提下产生的一个大毒瘤，那么，德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这当中却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制约作用，而是大多数采取了妥协与合作的态度。重而言之，这种姑息迁就助长了纳粹在国内外的疯狂和嚣张。在荒谬的口号声中，如果连高级知识分子这样具有更多知识和判断能力的阶层都大多保持沉默，那就更不要说广大民众的普遍受蒙蔽了。除了少数非常孤立的激进的左派，大多数人成了整体错误政策的应声虫，没有一批人站出来大喝一声，让被荒唐的激情冲昏头脑的人们猛醒，然后便是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一个民族的悲剧莫大于此了。这是海德格尔的合作态度所带给我们深深的思索。

比较一下自由主义占主流思想的社会的知识分子便可看出这种差别。英美国家的知识分子较少具有德国哲学家那样的心态，因而能够经常在重要的时刻反过来影响或制约当政者。比如同为十余年的对外战争，对美国5 ０年代末发起的越南战争反抗最大的来自大学校园，大学教授和学生没有那么多的妥协和迁就耐心，少数几名学生甚至在示威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师生们的积极抗争影响了整个社会舆论， 又通过定期总统竞选的周期性民意表达而影响了新的总统，为尼克松最终结束越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越南军民在战场上的胜利也是一个因素）。

同为思辨哲学家也存在重要的差别。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越战期间发表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没有一个字提到此次战争或类似的战争，也没有具体地说明美国黑人要求种族平等的问题，却以其对于两个正义原则、平等和自由、维护法权（包括非暴力反抗权）等等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影响了美国的思想舆论界，从而成了美国反战和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反观海德格尔，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海德格尔面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能够长期保持沉默。问题恰恰在于，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把他对现象学的思考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认真地联系起来思索，因而他也就没有将这一问题当作其哲学探究的一部分。他只在抽象思辨的海洋中漫游，以致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如果是在不知道奥斯维辛真相的战争时期也许还能够说得通，但在战后大量揭露了事实以后，依然保持沉默，并且对自己政治上的失足毫无悔意，这便显得不近情理了。这与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和政治信念有关。他认为，一切最终都归结为存在的展现发生，因而思想家也就不存在个人责任了。这实际 上是说，错误客观地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所以他对战时担任大学校长看得不重要，认为这"只是科学本质的形而上学状态的一个表征"[1].在他看来，他个人的行为不重要，而且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也算不了什么。他的政治信念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因而实行什么政治制度也是不足道的。一个自称是致力于哲学思考、发现真理、与现实政治无涉的思想家，对政治制度的差别漠然视之，采取无是非的态度，面对法西斯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大屠杀也不动情。这样的真理探求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自然值得人们怀疑了。更何况，错误的客观性来为自己辩解，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即使是在总体大环境下，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一类人仍然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以客观环境来得出无是非的结论，这是在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

与中国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文人早已有关于入世还是出世的持久争论。但真正的隐士实在不多，而且中国传统培养文人学者虽然在民间，但在两千年里便一直以官方强制定下的意识形态和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学习和研究内容。科举制度更将经典的学习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调动天下文人的最强大的指挥棒。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又使得文人们不可能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习而远离政治。许多隐居者大多因为官场失意或卷入党争而不得已为之。像陶渊明那样甘心归隐山林者实在不多，他也有不少怨愤。而诸葛亮虽然隐居，却对天下政治十分关心，可见决不是真心隐居，只是等待一个"明主"而已。而且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大，文人们在掌不到权时猛烈地抨击当权者的荒唐与昏暗不明，但自己掌握到一点小权便又设法压制别人，维持专制体制，这样的恶性循环在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级中反复发生。只有在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后，像孙中山这样从小便有着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人才开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可以说，民主革命才给中国文人（或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真正打开了解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途径。由于民间的私学一直不够发达，新学大多由官方介入兴办，加上长期官本位的传统，学术独立一直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目标，但实行起来总是打折扣。加上东方社会和欧洲的德国这样特殊的文化传统，哲学家也许主观上不需要政治，但政治却会无情地干预哲学家。无论是像海德格尔这样在战后数十年一直埋头研究，却必须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战时政治表现进行称量；还是像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左恐怖统治时期，为学术而学术，为哲学而哲学的余地都荡然无存。海德格尔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认为哲学家不仅是解释世界，也要改变世界。

然而，他并没有深入地反躬身问：这种改变如果不同时包括对于基本政治制度和正义、法权的是非判断，是无法理智地进行的。没有这后一类真正清澈澄明的判断，抽象思辨领域的慎思明辨也要打折扣。当然，海德格尔在战后数十年里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他所钟爱的哲学，一本本地写出来，这既反映了他对哲学思辨的执著，也说明他的确没有让现实政治彻底妨碍其思考。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同时也是海德格尔真正的内心矛盾所在。假如坚持真正的学术中立，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远离政治，但他却并没有彻底坚持这一底线，只是在战后这一特殊时期，他似乎是被迫这样做了，但却又表现出对于纳粹暴行的长期沉默。

学者究竟应不应当与政治权威保持中立？当现实政治判断与自己的学术良心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服从谁？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尤其难以解决的困惑。同是德国大学者的马克斯·韦伯提出并深刻地论证了科学研究必须价值中立的问题，尽管直到今天，人们对能否做到彻底的价值中立持怀疑态度，但在相对中立的研究与充当现实政治的传声筒之间毕竟存在着重要的本质区别。连一般人都能区别出御用文人和客观中立的学者，更何况学者们自身。可见天地之间至少还有一杆秤。然而，每当重大社会变动和动荡发生时，学者的价值中立总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例如，对于受压迫民族来说，在关键时刻讲中立的话总会被自己的同胞视为过于冷酷无情，甚至卖国，这对其他类型的民族情形也基本相同。问题在于，非常时期的学术中立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的问题在2 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更令知识分子难以回答。因为哲学家和文人即使希望退到平静的书斋里，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许多时候是容不得这样的学术中立的。而如无哪怕是相对中立的学术研究，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政治权威与宣传毕竟不同于真正的科学研究，后者需要反复质疑、验证、多角度的思考和论证，不仅要经常推翻权威之言，也要经常地反省自身。一个社会学术中立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存在独立的非官方的学术，才会有真正的社会良知和明智的判断，民间社会最终对于官方的政策、路线、方针才能有所规范和制约，才能不总是以少数政治人物的是非为全社会的是非。无论在欧洲还是东方社会，什么时候独立的社会良知和判断受到践踏，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失去其社会批判的职能，往往便是社会大悲剧来临的时候。德意法西斯的盛行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都属于这种时候。然而，现实政治在许多时候容不得平静的学术研究。人们太多地习惯于充当政治的工具，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多年成为政策论证学，或者是见风使舵学，一些人惯于从新闻联播和报纸头条来判断政治风向，然后再像押宝一样地决定自己的学术立场。今天持有这种立场，明天又马上否定自己。有些人干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中立，什么是客观论述，什么是政策宣传，甘心情愿地从事"遵命学术"，写"遵命文学"。这一点的极端发展是所谓文革时期，一切学术都变得微不足道，只有现实的极左政治才是统帅一切的纲。什么哲学、历史、文学，统统成了任政治蹂躏的弱女子。因此才产生了像周一良这样的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的笔杆子和"万马军中一浩然"的奇特现象。可悲的是，这两人至今仍然没有什么悔意，一个在沉默了多年之后，打破沉默的标题语竟然叫做"毕竟是书生"，另一个则对自己顺从极左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图解出的农村题材小说仍然津津乐道。

外界的压迫永远是外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关键是自己的个人选择。海德格尔可以选择不在纳粹时期当校长，周一良也可以选择不去两校写作班子。即使这样要付出一些代价，没有人捧场，要被冷落。即便是在一个民族整体疯狂的时候，人文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纳粹与中国极左路线的肆虐明显地带有反人类基本良知的性质，眼看着一批人（犹太人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尊严被随意践踏，作为知识分子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同流合污，挥舞笔

杆为之作论证，这无论如何是不能随便原谅的。正如海明威所说，当丧钟敲响的时候，不要以为这只是别人的事情，丧钟其实就是为你我而鸣。一个人眼看着无辜者受到蹂躏而兴灾乐祸，殊不知，恶人今天迫害这一类无辜者，明天就会以别的理由迫害到你的头上。这也是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采用类推原则来论证社会正义的重要理论依据。

这样的原则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术中立即已摇摇欲坠，那些在文革中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人，从邓拓、吴晗到冯友兰，在文革前都曾经自觉地试图将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吴晗本人便主动将明史研究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而那个在年轻时曾经痛骂现实政治统治者蒋介石的郭沫若，则几乎完全放弃了学术中立的立场，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解释毛泽东诗词，从以甲骨文研究来论证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到文革期间写出的《李白与杜甫》，并无多少客观中立的气息。最让人费解的是硬将毛泽东抄写诗词中的笔误当作其个人特殊人格魅力和风格的表现，全然不分析一下真有笔误的可能性。如此无原则的吹嘘给天下文人究竟树立了怎样的榜样呢？人们真的要怀疑还有没有客观二字可言。当然，这样也不一定便能够摆脱专横政治的纠缠。陈寅恪是个坚持学术中立的典型，其结局很悲惨。但无论是冯友兰，还是郭沫若，不断地逢迎现实政治、改变自己的研究立场的结局又怎样呢？而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下发动文革那样的错误，这与他的周围不仅没有了彭德怀这样的"谏臣"，也再也看不到一个能够讲真话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无关系。任何一个被假话和阿谀之徒包围起来的政治家，都会变得闭目塞听，结局悲惨。

这里之所以要把话题扯远一些，是想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关键时刻改变自己的初衷，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海德格尔是个哲学大师，他不仅以一生的哲学思考影响了几代人，也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教训在告诫学者们必须摆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