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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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极“左”思潮泛滥时、特别是文革中发迹或接近发迹的文人学者究竟是否应当表示忏悔？这一问题因为京沪“二余”的笔战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在此并不想讨论有关的细节，而只是将问题进一步引入国际文化的大背景。谈谈民族性中一些令人沉思的问题。

民族性中的罪感与耻感

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政治团体或个人都会犯错误，比如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在二战前和期间的暴行，各种极左竭斯底里狂潮下的政治团体与个人。也许当事者在风头上时还不是那么敏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整个民族或国际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认识上的进步以后，这种错误和罪孽便显得明显。此时当事者的态度便成了检验其是否开明坦诚，能否从错误中学习乃至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战的战败国对于战争反省的态度差别很大。德意志民族是深刻反省的典型，他们不仅认真地向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也向受迫害的犹太人悔罪，因而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尽管今天仍然存在新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为纳粹招魂的荒唐言论，但这些人在德意志民族中毕竟占少数，其政治组织也始终无法成为执政党，认同其政纲的选民很有限。这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尽管它曾经几乎是集体性地犯过大错、大罪。

当然，在德意志民族的杰出人物中，态度也并非一致。战后世界政治中耀亮的明星、德国前社会民主党主席、政府总理勃兰特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他在以德国总理身份凭吊波兰二战受害者纪念碑时，竟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未经事先安排而长跪不起！这一历史性的镜头已经永存史册，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无论从个人境遇还是政党历史来看，勃兰特似乎都用不到下跪忏悔。因为他是纳粹的受害者，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期间又是纳粹压制和迫害的重点对象，国会纵火案便是个明证。按理来说，他完全可以把所有罪恶都推到纳粹或其他在二战中得意的政党及其继任者头上，强调自己和社民党是受害者。类似情形在我们周围经常能够看到。但他偏不，要代表一个民族去下跪忏悔。显然，他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推理的：自己既然是一个曾经对全世界、对犹太民族犯过罪孽的民族的现任合法政府的首脑，是这个政府的继承者，就应当为其过去所犯的罪过表示真诚的忏悔。

写到此，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位伟大的民主政治家的形象：他跪在那里，潸然泪下，为多少万无辜的生灵，也为自己民族在过去所犯的罪孽。他是跪着的，但无须用仰拍的镜头，都能体现出他的伟岸高大，一个十足的精神上的巨人。跪着的勃兰特的精神得到了升华，向世人展现出无比的人格魅力。这是一种真诚的忏悔，犹太人、波兰人民、世界人民因而接受了这种真诚的道歉，勃兰特的个人威望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添色许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在战后都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在纳粹执政期间曾经担任过十个月的大学校长，说过不少附和纳粹的话，包括大学集会的公开演说宣传纳粹的荒唐政纲。他也在实际上疏远了具有犹太背景的学者和思想家，为了表示自己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合作。但他在战后却对这些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在晚年还向记者留下了准备自己死后才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访谈。他始终没有坦承自己在战时所犯的错误，作出真诚的忏悔。无论他如何试图开脱，他毕竟曾经这样积极地与一个犯下反人类罪的政权合作过，甚至没有对此政权行使自己沉默的权利。这里并不想否认海德格尔作为当代伟大哲学家的地位，但他在政治上和精神人格上的这种“糊涂”或“装傻”，的确对他的形象有所毁损。而最近德国的邻国、使用同种语言的奥地利让极右势力成为执政者之一，则引起了欧洲政界的轩然大波和民众的普遍抗议，人们开始审查该国一些人长期拒绝真诚忏悔的事实。

由德国而说到我们的近邻日本，一个对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人民在战时犯下滔天罪孽的民族。尽管日本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反对战争的有良知的人们，但他们毕竟不构成民族的多数。其战后自由民主体制是外国占领者设计和参与实施的。战后日本的历届政府领导人承认过所犯的战争罪行，但却无一人像勃兰特那样代表战时政府和整个民族向受害者下跪，甚至道歉都是官样文章。近年日本政府只向韩国政府首脑表示过正式书面声明的道歉。而官方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屡次出现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图谋。一个表示忏悔的老兵东史郎在东京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数度败诉，连最高执法者都缺少承认罪孽的坦诚。而其政治人物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则更是公开向世人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如今右翼势力的代表当选为重要的政府职位，在大型集会上公开宣布否认南京大屠杀。尽管今天日本人民中不乏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但总有许多人对历史遮遮掩掩，似乎罪孽并不存在。反之，日本人却对自己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受两颗原子弹的打击耿耿于怀，反复地渲染自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战争是残酷的，当时的美国是否应当施放这两颗原子弹，本来是值得讨论的事情。但日本一些人在纪念自己的同胞被原子弹夺去了生命或健康的同时，却很少认真地追究正是日本民族自己首先发动了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也不去真诚地悼念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惨遭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的无辜生命，还有美国的众多将士们。自己的死难同胞需要哀悼，难道别的民族的死难者就不值得同情和悼念吗？更何况这当中存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首先杀人者与被迫自卫者的原则区别。

这决不是真诚地对待自己过去所犯罪孽的态度，然而的确发生于这样一个战后的经济大国。一般而言，东西方文化在精神气质上有所区别，但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有人认为，区别之一在于罪感与耻感的不同。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出发点的大部分西方文化似乎并不觉得承认自己有罪是大逆不道，因为按此信仰，老祖宗早就有罪，后生们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赎罪。与此相关或者以此作为基础，西方的法治理念中对于罪与非罪有相当清楚的界限。一般而言，罪是对人类、个人的天然权利的侵犯，凡涉及此“高压线”者便是犯罪，而充当犯此侵犯基本权利罪的帮凶本身也是犯了罪。犯了罪就需要忏悔（这又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观念），以便向上帝（这是其原本的意义）或是向当事人（这是其世俗的法律的意义）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以获得其原谅从而获得新生。与这些方面相联系，西方法治文化中表示罪的语汇非常发达，而表示可耻的语汇却相应不发达，因为可耻属于个人丢了面子，是对个人违反道德或伦理行为的一种谴责。即使是在惩罚了当事的犯罪者以后，那种出于罪感的自我谴责仍然促使其作出道义上的忏悔，而个人丢面子的耻感中那种自我谴责的程度和范围要小得多。当然，并不是西方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有那么清楚的罪感。

相比之下，许多日本人从来不悔罪甚至掩盖事实真相，说明他们就没有罪感，不觉得自己欠了谁的。不仅在经济上不赔偿，而且在道义上也轻描淡写，这些乃源于缺乏罪感。而日本人能够在人际关系上非常注意面子，一点小事即坐卧不安，无所适从，则说明他们很在乎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但这只是日本民族内部调整伦理关系的一种传统，并没有将此扩大到全人类的共同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本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扩大。这也可说明日本人何以把大量的抱怨用于对两颗原子弹的谴责，却不愿意分析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本民族对全人类作的孽，也从不愿承认因为这些原子弹而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早些投降，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中国人、其他东亚人（包括日本人）、美国将士的宝贵生命。

自由选择所承担的责任

进而言之，一些民族同样只是不断地抱怨自己受其他民族的侵害所造成的罪恶，却很少认真反思自己民族内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所造成的巨大民族灾难。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当事人或当政者从来不愿意忏悔对人民基本生命和生存权利的侵害，或者当后人认真地清算前面的执政者所犯下的罪行时，其大小帮凶总是把一切罪过归于高层当权者，很少忏悔自己究竟是否负有责任。仅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出现了众多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把一个民族人群中劣根性的一面暴露无遗。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很少见到当事人认真地站出来真诚地向受害人道歉，更不要说公开忏悔了。一时间，大家都成了受害者，都把所有的罪现归结为高层的几个极左政治人物。即使是那些受到直接惩罚的当事人，如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在刑满释放以后，也未见有几个公开表示道歉，包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当年“红卫兵”中的败类（许多人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而那些曾经制造和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人们，这二十多年来有谁出来忏悔过？

这里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一个文化中缺乏罪感，便只会由外部强制力来惩罚当事人，却不能引发出其发生良知的悔罪感和公开道歉。没有罪感，法律只能从外部惩治犯罪，却无法唤起人的良知以预防犯罪。当然，中国人也并不是人人都不悔过，一些杰出人士的确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清算文化大革命极左罪恶的时候，许多人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位周扬，前任中宣部长，不是简单地控诉自己在十年中所受的迫害，而是认真地忏悔自己在受迫害前多年也整过人，并向那些受过他整的人们表示真诚的、有时还当面表示道歉。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胸襟，晚年周扬始终没有再唱极左调子，大概也与这种胸襟大有关系，当回首极左路线的罪恶，自己也曾经充当其吹鼓手，并且亲手整过人时，周表现出来的一种大彻大悟尤其令人敬佩。在高级干部中，认真反思极左路线的，当首推邓小平，他在批判极左路线对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时，不忘记说上自己也曾经是最高决策者之一，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录中认真反思1962年的特殊政治社会环境和自然状况所导致的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样需要一定的勇气。作为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之一，能够在晚年把此事坦诚地说出来，写进自己用于传世的回忆录中，应当说是对人民最好的交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勇气的。我们看到太多的文过饰非，一些人受到迫害时毫无反抗之意，甚至卖身求荣，苟且偷生，充当恶势力的帮凶。一当“城头变幻大王旗”，便又摇身一变，成了可怜的羔羊，却从来不悔罪。即使是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此类人物。当年红极一时的“梁效”写作班子，几乎每个月都能从杀气腾腾的广播声中听到其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每出一篇文章，又不知道有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受累，以致在今天，一些记忆力好的老知识分子一听到“梁效”、“罗思鼎”和“石一歌”乃至一些杂志的名字，还会有心惊肉跳之感。可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一个当事人认真地、公开地道歉和忏悔过吗？当然，这些班子里的人们与“四人帮”毕竟有所区别，属于帮凶者，其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受到过隔离审查。但这种惩罚是外在的，关键在于内在的良知是否泯灭。道歉和忏悔本是内在的道德自律，用不到别人去说。

当然的忏悔

不仅听不到忏悔之声，倒是有一位当年哈佛的高材生周一良，居然在近二十年以后写出了自己当年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的往事，毫无忏悔之意，甚至以“毕竟是书生”来为自己开脱。那个“万马齐窨一浩然”中的浩然忏悔过吗？他甚至为自己辩护说，他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积累，才能写出那几部长篇小说。不错，有些书的内容是写于文革前，但也是为了印证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极左政治口号。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农村真的像《金光大道》等小说所描写的那种局面吗，作家的良知究竟到何时才能发现，才能给今天的读者一个交代呢？一个后生余杰终于忍不住，质问今天的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但我们听到的回答是当事人的沉默，以及类似法庭的“庭外和解”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余杰终于忍不住这种“和解”又说心里话了，可是当事人还是没有表态。可以说，所有这些不忏悔的当事人的实际威望已经很低，这里且不说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评价。

一些人说，自己在文革中是被迫的，似乎不那样便不能够生存。对于一个理智健全、有正常理性判断力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不负责的循辞。即使是在极左恐怖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即使失去了公开反抗的权利，但仍然有消极、不合作和保持沉默的选择自由。同样的教授，北大、科学院学部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当然，像张志新这样公开站出来的普通知识分子和女中豪杰要付出生命和被割断喉管的代价。与此相比，那些主动投靠或积极充当帮凶的文人们更多的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是避免被打倒、或者是可以少到农场去劳动改造。无论何种目的，均出自卑鄙的利己动机，并无真正的良知。有人说极左理想也是动机之一，但眼看着自己的同类一个个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眼看着一个民族处在类似“人相食”的疯狂之下，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竟然全无自己的理智判断，也没有利己的动机，而盲目地充当帮凶，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些人的确是有所衡量和选择的，在自私的动机与泯灭良知、伤害无辜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尽管选择有限，但只要不是别人把枪顶着你的脑袋：“你给我写”，仍然还是有所选择的。只要有选择，就有道义或道德的责任进行反思，一旦反思出了罪感，就应当道歉或忏悔。这里的任何犹豫都意味着人格和道义上的损失，也令世人看清了一些人的真实面目。

恩格斯曾经评价过那些划根火柴都生怕烧掉自己手指的胆怯者，指出一些人拖着德国庸人的长长的辫子。与此相比，2 ０世纪伟大的勃兰特因为自己的下跪而更加伟大，倒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庸人们，因为自己拒不道歉和忏悔而变得日渐渺小，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思索和遗憾：在人民的权利意识日益伸张、道义责任感更加强烈的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应当带个什么头，应当怎样面对过去的错误和罪孽，从而真正对人民负起责任来？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