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童年

父亲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胡适嫌他口语不好，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当了三年自由学生。他告诉我当年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他也从不过问。

他不缺钱。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学生。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发家的巨贾，立志改换门庭，将四个儿子送到北京。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学化学;一个送到德国，学地质;还有一个学医;只有父亲学文而颇有游手好闲之嫌。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文化宫，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曾对相隔五十余年的东侧、西侧两次悼念，不胜唏嘘。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只喜欢读济慈、华兹华斯的诗。

1927年，他“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而更坚定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的决心。

回到贵阳，我父亲很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换换邮票、看看杂志之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经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新派人，又有钱无处花，所以四岁就送我进天主堂，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一星期三次，我每次都被天主堂那只大黑狗吓得魂飞魄散，对钢琴则毫无感觉。我在这个名叫善道小学的教会学校念到三年级，留下了天主堂圣诞节、复活节的辉煌记忆。最有意思的是每个礼拜的望弥撒，我还能清楚记得那每次必念的经。当时这些经对我来说，只是一串音符，现在想来，大概是如此：“申尔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尔贤焉。女中尔为赞美，尔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敬谢天主及我等死后人。阿门。”这一段经，当时学校上下人人会念。最近读关于第一批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书，才恍然大悟，原来，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文化讲求仁义，崇拜祖先，尊重母亲的特点，尽量少宣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残酷形象，而多宣传圣母，以致乡民认为主宰天主教的是一位女性;而且在敬谢天主之后，还要敬谢“死后人”之类，大概都是外来文化首先迁就本土文化(崇拜祖先)的痕迹。

对天主堂的其他记忆就只还有一次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神父送葬。那次，我走在最前面，手捧一大把非常美丽的鲜花。另外，就是许许多多漂亮的十字架和念珠，和每回圣诞节必得的一只透明玻璃小靴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有时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刻着圣母像的精致圣牌。

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刚六岁，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可惜好景不长，大约是1939年末，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