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复群特性，也因此不易发展以交换为原则的公众空间。
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在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例如地缘组织、亲族，凡此都可称为“原群”，其成份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群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始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以后，景、武两世，打击社会权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以城市为基地之工商业及民间领袖。嗣后则是以地方农村为基地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观念（但国家未必是社会的理性化），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为对抗体之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复群特性，也因此不易发展以交换为原则的公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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