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自然辩证法界相当活跃，就不少问题进行过学术争论，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关于如下四个问题的争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以及现代物理学中的认识主体性问题。在我还是一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时，就介入了这场争论，写了“关于现代宇宙学的哲学争论”一文。该文被收入梁志学和董光壁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探索》一书中，可惜的是，这本书在打出了校样之后未能出版。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对以上四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可以看成我对这四个问题的一些新的思考。
在本书中我想传达的一个总的意思，是哲学应该有其自主性。近几十年的中国当代哲学基本上缺乏自主性，八十年代以前从属于政治，八十年代以来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政治。就本书所涉及的自然哲学而言，从前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控制和规范自然科学，后来则反过来，匍匐于自然科学之下，被自然科学所控制和规范。曾经在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出现过的科学与哲学之关系的热烈讨论，有这个历史背景，大家有的说科学对哲学有作用，有的说哲学对科学有好处，但很少听到人说科学与哲学各有各的事情做，不必生拉硬扯到一起。我本人当时也参加了讨论，强烈主张哲学应向科学学习，要有“科学性”，要“用科学精神改造哲学”。这当然是为了纠正过去对自然科学的不公正态度，是拔乱反正。但总的看来，还是一种政治要求。
这与我们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也有关系，自然的本体化是这个框架中的一条主要支柱。由于自然科学的对象世界——自然界成了哲学的本体，科学与哲学的瓜葛就完全不可避免，要知道，一种哲学关于它的本体的见解是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对这个基础是必须时时加以捍卫的，一旦这些见解与自然科学的见解出现矛盾时，哲学家就肯定要站出来做如下的事情：或者指出自然科学是错误的，或者指出这些矛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在自然科学不具有权威时，哲学家往往选择前者，在自然科学享有权威时，哲学家往往选择后者。在“宇宙有限无限问题”和“物质的可分性问题”上几十年来的争论完全符合上述规律。
对自然本体化倾向的否定，既是为了争取哲学的自主发展，也是为了走向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因此具有双重的意义。不过，本书并不想推出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只是在各章中表达某种共同的思想倾向而已。
本书是对科学主义的某种反拔，虽然我本人长期是一个激进的科学主义者。我想，象我这样本科学物理后做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的同辈人，大概都是科学主义者。我们热爱科学、信赖科学，而且力志用科学改造哲学。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应约为一家出版社写的小册子《论宇宙的有限无限》（与我的第一篇论文的命运一样，这本处女作也是拿到了校样而最终未能出版）都贯穿的是这一立场。不过，科学理论和结论的暂时性使我不敢将之作为评判哲学理论的最终标准，因为我觉得哲学应该具有某种永恒性。在对两个“无限”问题（宇宙与物质）上的传统观点提出批评时，我主要运用的是逻辑，新的科学理论只起提示引导作用，我只是说，从逻辑上推不出宇宙必然无限，但我也不能肯定宇宙有限，因为现代宇宙学也没有定论，即使有定论，也不能说以后就不出现新情况。后来才认识到，科学理论的暂时性与哲学理论的永恒性正是科学思维有限性和哲学思维无限性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涉及真正的“无限”，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自然科学所谓宇宙是无限还是有限的“无限”与真正的“无限”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无限是人的认识的无限，而不是对象的无限。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似乎人的认识的无限来源于认识对象的无限，实际上，科学理论的“暂时性”与科学发展（广义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性”才是有限无限的哲学含义之所在。必须从宇宙学层次转到认识论层次上来讨论有限无限问题，正是人类认识活动的无限性产生了对象的无限丰富性，而不是相反。
本书的第四章“宇宙的有限与无限”与那本未能出版的小册子《论宇宙的有限无限》是完全不同的，附录一代表了后者的主要思想。当时我希望把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完全化为一个宇宙学问题，化为一个科学问题，让宇宙学家去决定他们的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哲学家不必操心，但事实上，除了有宇宙学意义上的有限无限外，也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有限无限。在宇宙学意义上，宇宙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取决于科学，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可以消除；在认识论意义上，自然科学的对象宇宙总是有限的。附录二与第五章的共同之处更多，虽然我还是强调夸克是否可分是一个物理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但已经区别了可分的含义，强调作为数学的与作为物理的“可分”是不一样的，同时还提示了认识论上的“可分”概念。从这两个附录中可以看出思想的逐渐变化。
科学确实是有效的，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尤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活动的价值问题，而这却是哲学的主要问题。负载着各种价值意向的“人”是科学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也是一向被科学排除在外的。所以，当关于现代物理学中的认识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热烈展开的时候，我并未参入。我认为这又是一次在物理学层次上试图解决哲学问题的努力，中国近十多年来的自然哲学史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它的唯一后果是掩盖了哲学问题的哲学性质，使人们忽视哲学问题的哲学解决。
提出“自然本体化之误”这样一个命题，写这样一本书，确实是自己想开一个头，在自然哲学领域中做一点真正的哲学工作。对于追求学科自主性的人来讲，把握自己学科的伟大传统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具体到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最基础的工作，可是，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自然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翻译不多，国外已成经典的研究著作翻译更少，还没有一部西方自然哲学史或中国自然哲学史问世。这种情况导致本书有关自然哲学史研究的部分只能是一些粗浅的尝试。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本书能与读者见面完全得益于我的朋友李永平先生，他一直热情关注着我的研究工作，并促成了这本书的完稿，我谨在此衷心致谢。
批判是哲学进步的内在动力，是哲学的生命，我诚挚欢迎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于北京劲松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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