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科学通史

走向西方科学史 走向科学通史——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访谈录

关于科技史教学

万辅斌（以下简称“万”）：我们早就想作一个您的专访，前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科技史学术会议上，见到汪前进先生，谈到我们的学报访谈的事，他提醒我们不要总是只做老先生的访谈，也要穿插访谈一些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史家。我觉得前进兄说得很对，这次在上海东华大学由您主持的第二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上，您欣然应邀，我们感到很荣幸。我们还是从这次会议谈起吧，这次会议规模比较大，全国各地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来了代表，而且一些开设科技史公选课的院校也有代表参会，您觉得这对我们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吴：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用刘钝教授的话讲就是，正在经历一个再建制过程。在我看来，这个“再建制过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学科内容上讲，由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传统优势领域向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扩展，由专科史向综合史、思想史、社会史扩展；第二，从学科体制上讲，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这个国家队、主力军，向其它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渗透和扩展，上世纪末相继建立的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中国科大科学史系和内蒙古师大科学史系，以及许多高校争相设立科技史博士点，都反映了这种学科体制的扩展；第三，从学科性质和功能上讲，由一个冷僻专门的边缘专业，向沟通文理的桥梁学科、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学科扩展，不仅要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分支，而且也要为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科技史教学工作对于再建制过程的这三个方面，都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科技史教学可以带动学科内容的扩展。我们目前科技史专业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大多是专科史，而且大多是中国古代的现代西方专科史。他们毕业后如果在高校工作，由于只有少数大学有科学史系，多数人进了某个理科院系，他们开设的课程也往往也是面对本院系学生的专科史，比如在数学系开设数学史，在物理系开设物理学史。我所希望推动的科技史教学工作，是面向全校学生讲授科学史课程。这样的课程最好是科学通史。讲科学通史就必定要突破专科史进入综合史，突破中国古代史进入西方科技史。由于我国科技史专业的学术积累有限，目前的通史教学仍基本停留在专科史的汇集阶段。但是，随着科学通史教学的全面推广和逐步深入，就内在地要求教师们考虑通史的特点，从而迫使他们思考与通史相关联的一些编史学问题。这样，科技史教学工作就会起到对学科内容建设的推动作用。

我们目前在中国科技史学会下面成立的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将起一种横向交流的作用。由于目前在学会下面设立的专业委员会都是专科史，而且通常是各专业委员会自己开展活动，相互交流较少。有些科技史同行身处同一所学校，但因属于不同的专科史，反而互不相识。长此以往，科技史由专科史向综合史扩展的路子就走不起来。这一次在东华大学召开的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聚集了全国26家科技史硕（博）士点单位和11家科技史教学单位，召开了科技史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希望以科技史教学为契机，加强各专科史之间的联系。

第二，科技史教学可以带动学科体制的扩展。在高等院校设立博士招生点和科学史系，目前面临不少困难，一个主要的困难是校领导层或决策层对科学史学科是怎么回事、科学史在高等教育中有什么特殊意义，很不了解。凡是在高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过科学史课程的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学生们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非常欢迎这门课，也就是说，这门课程在高等院校实际上很有需求量。如果在全国高校都竞相开设这门课，那么就会极大的扩大科学史这个学科的影响，从而为自己在高校争得地位。我们一直希望在北大建立科学史系，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学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除了我本人每年坚持开一次“科学通史”课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本科课程相配套，因此要在学科建制上有所突破难度还是比较大。试想，如果你能够在科学史学科方面每年为全校学生开出十门通选课来，那么你为高等教育所做的贡献就很突出了，要求建系的底气就很足了。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还要不断努力。

第三，科技史教学可以激活本学科的功能和活力。很长时间，科技史学科专注于中国古代典籍，被人视为冷僻的、边缘的学科，研究生招生也招不到优质生源。在高校全面开设科技史课程，不仅能够起到刚才讲到的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而且可以扩展本学科的影响，为本学科吸引和培养后备人才。江晓原教授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是听了我的课之后考到了上海交大科学史系做研究生。北大自己的情况也一样，有了这个课之后，就有更多的北大本科生进入科技史专业做研究生。

关于科学通史

万：您在此次会上谈到了正在编写《科学通史教程》，您是怎样想到要编写这样的一本教材的？

吴：要广泛深入地在全国高校开展科技史教学特别是科学通史的教学活动，就需要有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有两种方式取得，一是直接翻译国外已有的著作，二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写。

使用现成的西方学者编写的科学史教科书有一个好处是，他们的学科发展比我们早、研究得比我们深入、水平比我们高，但也有两点不如意的地方。一点是西方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专业人员喜欢搞专门领域、专门问题，搞通史的少，特别是，权威的科学史家搞通史的更少。一般由权威科学史家主编的通史著作都是多卷本的，而且由许多术业有专攻的科学史家集体协作而成，不适合做为大学教科书。通常的一卷本科学通史著作反而不是由权威的科学史家所写，比如在我国比较流行的丹皮尔的《科学史》和梅森的《自然科学史》，其实两位作者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丹皮尔是一位作家，梅森是一位化学家——都属于业余创作，而且都太老了。丹皮尔的是49年的版本，梅森的是70年版的，很少体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技术史界的研究成就。最近翻译出版的麦克莱伦三世等人合编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比较令人满意，一来两位作者都是科学史教授，属于专业人员，二来内容吸收了科学技术史学科最新的研究成就。我多次推荐高校使用，我们北大科技史和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也使用的是这本教科书。尽管有麦克莱伦这样一本比较好的教材，但我仍然要说翻译著作有第二个不如意之处，那就是，它没有充分展示中国人的科技文明以及当代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的许多科技史问题（比如李约瑟问题），当然也不可能照顾到中国读者和学生的阅读习惯。因此，基于这些不如意之处，我们的教科书采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教材也是有道理的。

由中国人编写的一卷本的科学通史著作其实非常之多，但我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多数这类著作的作者都不是专业的科学史家，他们或者是一些科普作家，或者是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界的人士，通常没有受过科技史训练，对国际科技史界的研究动态也不了解。第二个问题，无论是多数的科学史普及著作，还是少数由科技史界学者编写的单卷本科技史著作，大多仍然停留在专科史的简单汇集，没有对通史之为通史做深入的思考。比如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西方与中国之间如何衔接以及份量比例如何分配等问题，作者们通常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和反省。第三个问题，跟中国出版的许多教材一样，编排形式上下的功夫不够，没有为教师和学生着想，开列出比如关键概念简释、思考题、带评论的参考书目等项目。正由于存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继续不断探索、写出新的科学通史教材仍然是我们科技史界值得去做的工作。

万：这本教材将有些什么特色？

吴：我打算写一部新的科学通史教材已经很多年了。1999年春天我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2000年春就开始面向全校文理科本科生开设“科学通史”课程，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开一次。为了教学的需要，编写教材的愿望在新世纪初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很惭愧的是，快十年过去了，这本教材还是没有编出来。固然杂事缠身、缺乏一个完整的空余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是一个原因，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通史模式。如果这本教材在未来几年写出来了，那么它的基本特色应该是形成了通史模式、具有“通”的特点。这个“通”的特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充分的涵盖性，二是具有内在的融贯性。所谓涵盖性，就是既要包括科学，又要包括技术和医学；既要包括主流的数理实验科学，又要包括目前渐趋边缘化的博物学；既要包含欧洲科技史，又包括中国科技史。所谓融贯性，就是在如此广泛的涵盖性内容里必须有一个内在的线索和结构，也就是要有一个编史纲领贯穿其中，而不能像我们现在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把这些东西简单的拼凑在一起。萨顿说得好，通史既不是比任何分科史更大的学科，也不是比任何国别史更大的学科，它是单独的一个学科，有自己特殊的任务和使命。萨顿把这个任务理解成沟通科学与人文，在文理之间架设桥梁。我把它设想为理解整体的科学。我想，这也是我们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科学通史的目的。

万：您谈到要有涵盖性，既包括科学又包括技术，又要有融贯性，要求以一种对“科学”的融贯理解作为基础，那么，在您编写的这本教程中，您是怎样定义“科学”的？

吴：的确，为了打造一个统一的编史纲领，我们就要有一种对“科学”的融贯理解作为基础。许多职业科学史家并不特别在意给出一个科学的定义，这倒不是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他们把自己的看法具体体现在自己的编史实践中，并没有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考察。这种做法通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有可能不自觉地形成对“科学”的不融贯的理解，也就是说，有时使用这样的“科学”标准，有时使用那样的“科学”标准，甚至自己宣称的标准与自己操作的标准完全不一致。比如，有些科学史家主业是做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却强硬的要求按照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标准来定义科学，这显然就没有在科学标准问题上达成融贯性。

我是做科技哲学出身的，对融贯性问题可能更敏感一些。过去几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讲演，就“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文“科学”一词是个外来词，不是一个本土的词汇，因此思考“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当然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语境中。它译自英文science，跟science的用法一样，主要或首先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但需要加修饰词。相应的德文词Wissenschaft用法与此略有不同，并不特别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一般意义的“知识”，与science的源头词拉丁语的scientio，希腊语的episteme类似。因此，德语思想家经常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当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科学，马克思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称做科学社会主义，胡塞尔把现象学称为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并且把“欧洲科学的危机”等同于欧洲文明的危机时，这里的“科学”就不是我们通常容易想到的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等，而是指合乎理性的知识。大体说来，英语世界使用“科学”一词，更多的指的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德语世界使用“科学”一词，更多的指的是希腊－欧洲人特有的理性科学。从这个词源考证可以看出，德语的“科学”即“理性科学”实际代表了自希腊以来的一脉正宗，而英语的“科学”即近代自然科学，虽然是目前最强势最显眼的，但仍然只是理性科学的一种特殊形式。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科学”就照着希腊－欧洲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脉络来进行规定，虽然符合这个词的本意，但却会丢失大量的历史内容。首先，希腊理性主义恰恰是中国古文明所非常缺乏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以此来规定科学史的叙述框架，则中国古代将乏善可陈。其次，即使对希腊时代而言，理性科学仍然没有涵盖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医学知识传统、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的博物学传统。因此，我提出三种科学传统即希腊以来的理性科学传统、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传统以及自远古以来的博物学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这三种传统比例不同。

建立了三种科学传统的概念仍然不够。谈到科学的定义，就不能不涉及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学术界长期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技术是改造世界的，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我承认这个说法有它的合理之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面对某些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试图单纯按照投入产出来对科技研究工作进行统一地量化管理，这样的说法确实能起到抵制的作用。但是，从历史上看、从学理上讲，这个说法比较粗糙。我们必须考虑到科学研究之中高度渗透着技术，特别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传统，根本离不开仪器、工具、设备等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没有显微镜、望远镜、真空泵、钟表、温度计，就没有近代科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技术之中也高度渗透着科学知识，即使是在技术操作和技术实践层面，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仍然起很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完整全面的理解科学这样的目的而言，科学通史是必须包含技术的。

我们只有同时考虑到科学的三种传统，同时考虑到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密切关联，才能够有一部既有涵盖性又有融贯性的科学通史。

万：从这个定义出发，您这本通史的编史原则是怎样的？

吴：科学通史的目标是给出对科学的理解，而理解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因果还原论，一种方式是结构类型论。所谓因果还原论就是寻找历史现象的深层原因，把历史现象通过一种因果映射还原到被认为更易于理解的非历史的东西上去。比如像环境决定论、生物种族决定论都是某种因果还原论。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历史还原到自然科学所能理解、所能确证的层面。由于自然科学是目前强势的科学，支配着大多数人的理解模式，所以，相当多的人希望历史学家最终能够给出一个因果还原模式，以解释像为什么中国近代落后、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理论科学等问题。对他们来说，不还原到自然科学的层面就不能充分的释疑和令人满意。我认为，因果还原论的历史理解模式是可以尝试的，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除非我们能够把人类活动还原到纯生物学层面，否则历史的大部分意义都无法做因果还原论的理解。正因为此，我相信，越是远古的历史，越有可能给出一个环境决定论的解读，而越是晚近的历史，则越无可能还原到地理环境学和生物行为学层面。除了还原到自然科学层面外，还原到其它单一的历史因素，也只会使历史变得单薄，比如过去比较流行的经济决定论。

所谓结构类型论就是要寻找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结构，找出了类型和结构，我们就相当于为丰富多样的历史现象创造了一种统一的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不是要把历史的东西还原为非历史的东西，以获得理解，而是在历史的多样性自身中找到统一性。我觉得科学通史的目标是要提出某些科技文明类型，并且在某个科技文明类型之下来展开对科学技术史的叙述。

由于书还没有写出来，研究仍然在进行之中，我无法在这里给出最终的叙事线索和历史分期。大体来说，自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社会以来，主要的文明类型只有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科技史不能脱离这个大的框架。在农业文明中，要同时关注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基本生活技术，和与奢侈品生产以及兵器生产有关的技术。在工业文明中，同样不可回避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联。我们必须承认，在农业文明的几千年中，技术是汪洋，而发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只是孤岛。

关于西方科学思想史

万：您对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是有特殊贡献的，您的早期代表作《科学的历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还是很多学校科技史专业的教材和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目，您能谈谈当年写作此书的初衷吗？

吴：提到这本书我很惭愧、很不安，它的水平不高，却为我带来了许多荣誉。说起来都已经17年了，那是1992年的夏天，湖南科技出版社约我组织几个人共同为青少年编一本类似于《上下五千年》那样的科技史普及读物。我当时对合作编书兴趣不大，想一个人试试。出版社的领导很重视也很开明，在看了我试写的绪论之后就决定由我一个人来写。我大概写了一年多，94年初交了稿。后期制作拖了一些时间，95年底正式出版。

虽然本书并没有按照出版社开始的要求写成某种“五千年史话”，而是力图写出一部内在贯通的科学技术史，一部兼顾了社会文化背景的科技通史，但从今天的眼光看，仍然属于我在前面指出的那类通史：它基本上是各种专科史的汇集，对国际科技史界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而且，它一开始就没有想写成、事实上也没有写成一部科技史专业的教材。由于湖南科技出版社运作有方，打开了销路，此书取得了一些社会影响。这只能说明中国的读书界实际上非常欢迎科技史读物，而我们的科技史界目前还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要。这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现象，对我们的科技史界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万：不管怎么说，《科学的历程》还是确立了你在中国科技史学科中的地位。

吴：带来了不少荣誉，包括在2004年的中国科技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上被选为副理事长。不过也确实可以说，是《科学的历程》将我推上了科技史的学术道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且得到学界的认可，反而迫使我继续对自己进行科技史方面的专业化训练。

我硕士读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论文写的是现代宇宙学中的哲学问题；博士读的是外国哲学专业，论文写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思考；加之一直在哲学界工作，与科技史界是有距离的。但是，从硕士研究生开始，我们走的就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同时双修的路子。我自己也一直深深地意识到，缺乏历史深度的单纯概念辨析是行之不远的。我们身处科技哲学圈子但又乐于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人喜欢引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话：“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虽然说，职业科学史家往往并不买第二句话的账，但对我而言，第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从8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在西方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

万：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在西方科学思想史方面做的工作？

吴：首先是翻译介绍。那个时候，由于我国科技史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介绍和研究西方科技史还没有提上日程，而关注科技史的自然辩证法界人士对西方科技史的介绍也非常有限而且片面。科学社会史因为接近马克思主义，故而有不少译介，而科学思想史，由于自称idealism（观念论），这个词又通常译成“唯心主义”，结果，令人吃惊的是，以柯瓦雷为代表的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作品一个字也没有译过来，连柯瓦雷的名字都闻所未闻。实际上，这个学派是20世纪最有创造力、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科学史编史纲领，产出了最多最优秀的作品。

由于缺乏翻译介绍，学术界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状况了解不多。比如“科学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科学史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与“科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相对的两种不同的编史纲领，国内学界不大知道这个情况，有人甚至按照中文理解，把科学思想史分成内史和外史，把社会史纳入科学思想外史。针对这种情况，我主持编译了一本《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首次向国内学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科学史学科和理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第一次介绍了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俄裔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的思想。

从这个单卷本的译文集开始，过去十多年，我一直在促成科学思想史学派作品的译介活动。从2003年开始，我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后来更名为“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这个丛书收录出版了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吴国盛等译）、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张卜天译）、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刘胜利译）和伯特的《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最近我的学生张卜天博士正在实施一个更加庞大的翻译计划，他将在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支持下，以每年数种的速度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思想史著作。

万：除了翻译和引介之外，在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吴：一开始，我的兴趣主要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包括自然概念史、宇宙论思想史、空间概念史、时间观念史。写了一些论文，翻译了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出版了《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和《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两部研究性著作。

现在回头来看，虽说当时有开创意义，但由于学术积累不够，这些研究工作仍有待深入。如果说敝帚自珍的话，那我很愿意讲一讲《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这本书。这虽然是一本小书，并且由于问题比较专门，科技史界知道的不多，但我觉得在我所有的思想史工作中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一本文献考证型的观念史著作，主要澄清了一个问题，即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被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space）概念，他们的topos应译成“处所”（place）而不是“空间”；早期原子论者的虚空(kenon)应该理解成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隙（diastema），将这个词译成“体积”是错误的；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只有几何图形的概念尚无几何空间的概念。这些概念澄清对于理解柯瓦雷所谓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近代科学革命是非常关键的。

进入新世纪，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收缩到近代早期的科学思想史，首先计划做“哥白尼革命”。目前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很不深入。我们的欠账太多，土壤太薄，只能一步步来。哥白尼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科学史人物，但是多年来科学史研究的欠缺以及科学传播的脸谱化、意识形态化，使得围绕着他产生了一大堆误解。我提出他的巨著应该译成“天球运行论”而不能译成“天体运行论”，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的响应，更不要说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我提出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关键单词equant应该译成“偏心匀速点”，也没有得到科学史同行和翻译界的响应或者质疑。

万：你这些年在多个场合大力提倡中国科技史学科要走向西方科技史研究，您能否谈谈您的考虑？

吴：我在07年科学史所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现照录一段：

过去50年来，在中国，一说到“科学技术史”研究，指的往往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但同行们都会承认，即使你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你都有必要学习西方科技史。反之则不然：如果你是搞西方科技史的，则不一定要学习中国古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科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今天搞的科学都是西方的科学，我们今天之所以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搞来自西方的科学造成的。西方的科学实际上是我们的潜在参照系，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搞中国古代，或者是为了顺从，或者是为了对抗，或者是为了补充，总之，我们的潜意识里都是把西方科学作为参考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科学，已经被现代中国人接受为“现代”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西方科学不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事情。不了解西方科学，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构成本质和“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研究西方科学史，不只是在研究“他们”的东西，也是在研究“我们”的东西。

万：在推动西方科技史研究方面，有些什么打算和计划？

吴：在走向西方科技史研究方面，可以有两个路线。一个路线是从研究19、20世纪入手，一个路线是从研究近代早期入手。从19、20世纪入手，实际上就是从专科史入手，这个符合我们现有的学科布局，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科学史所的近现代研究走的就是这个路子。我本人倾向于优先选择第二个路线，原因是近代早期是西方科学史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取得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这个所谓的“科学革命”时期，吸引了西方科学史界一批最杰出的科学史家，围绕这个时期，构建了几大最有影响力的编史纲领，产出了一批经典研究著作。因此，从研究西方近代早期开始，可以学到更多，可以直接进入前沿。当然，两个路线可以齐头并进。

我自己的计划包含个人研究和学生培养两个方面。个人研究仍然想指向哥白尼革命，做一个比较详尽的综合工作。学生培养方面，实际上从1999年回到北大之后，我就把“科学思想史“作为我招收博士生的两大方向之一。目前这个方向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有《钱伯斯与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研究》（杨海燕）、《海森堡事件及其背景研究》（邬波涛）、《亨利·摩尔的自然哲学》（田径）、《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张卜天）。近几年，我们的主攻方向逐渐向西方近代早期以及中世纪和古典希腊收缩。我们目前还在做另一件比较大的翻译工作，那就是负责正在陆续出版的8卷本《剑桥科学史》（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前三卷（古代卷、中世纪卷、近代早期卷）的翻译。这三卷正好是我们计划中的主攻方向。

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文章来源 吴国盛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