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入思成为我以后的主要研究风格

由史入思——吴国盛教授访谈

您十五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为什么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报考北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您在本科学习期间有哪些收获？

 我从小对语文很感兴趣，喜欢写作，到初中对数学感兴趣。我本科就读空间物理专业，完全是高考本身的偶然性造成的，那一年我的高考物理成绩最好，所以选了一个听起来很迷人的物理类专业。入学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空间物理专业既不研究宇宙航行，也和基础物理关系不大，主要研究月地之间的物质形态，基本上用不到量子力学、相对论，反而跟无线电、雷达之类的应用技术很接近。这与我对纯粹东西的爱好很不相符。那个时候学制非常僵硬，没有转系的可能，只能等到大学毕业后通过考研究生改专业。我有一个同乡在哲学系读书，受他的影响我经常阅读哲学著作，听哲学系的课和讲座。在考研选专业时，我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哲学系。

我在北大接受的文理科两方面的双重教育是我本科期间最大的收获。一方面是通过空间物理专业接受了理科教育，是那个时代很正规的理科学术训练，做实验、做数学演算、写实验报告等。另一方面，我还通过北大哲学系接受了文科的学术训练。我跟哲学系学生一起读书，听讲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了解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氛围。这些文科训练对于我的学术生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目前所从事的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本质上都是某种沟通文理的跨学科研究。如果缺乏文理两方面的跨学科教育背景，研究的深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您是怎样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有没有考虑过其它出路？

我的学术志向一直比较坚定。这种以学术为业的志向几乎从大学期间就已经基本确定了。我从未动过心去下海经商或者去从政。我的理想就是读书、写书、讲课，做学术。

1986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我的学者生涯。那个时候，自然辩证法界有两种研究进路，其一是研究当代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其二是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思想。我一开始走的是前一个路子，研究现代宇宙学的哲学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路子行之不远。到80年代末，我承接了一项翻译工作，就是翻释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这项翻译工作对我影响很大，它奠定了我后来学术道路的思想发端。

您是由《自然的观念》开始走上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道路吗？

研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这条路子行之不远，而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路子也不为我喜欢，感觉这个路子过于简单，不需要哲学根基，只要外语好就行。柯林伍德提示了我第三条道路。柯林伍德既是个历史学家，又是个历史哲学家。翻译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对我带来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让我觉得传统科学哲学太肤浅，而他把历史与哲学相融合的方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成为我以后的主要研究风格，使我和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模式分道扬镳。

通过翻译《自然的观念》，我发现在“科学思想史”领域中有一大堆金矿没有被挖掘出来。中国学界对于“科学思想史”一直不太熟悉。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翻译了很多著作，从维也纳学派、卡尔纳普、波普尔到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基本都引介进来了。但是库恩的思想先驱、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开山祖师亚历山大·柯瓦雷的著作，中国学界几乎没有听说过。为什么没有听说过呢？关键在于柯瓦雷的编史学纲领是一个“idealist program”，翻译成中文就是“唯心主义纲领”（我们现在译在“观念论纲领”）。柯瓦雷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自己是“唯心主义”，谁又去敢翻译它啊？所以，作为“唯心-唯物”这个僵化的思想框架的牺牲品，整个思想史学派就被完全忽视了。到了90年代初，我受柯林伍德思想的启发，开始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1994年，我组织一批学界同行编译出版《科学思想史指南》一书，开始将科学思想史学派引入中国学界。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一本小书叫做《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我认定思想史必须从源头做起，就是从希腊做起，因此我从辨析希腊空间概念的思想渊源与发展历程来开始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这本小书写出来之后，我自己觉得还不错。那段时期我同时关注着很多论题，包括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等等，基本上都是同时期在做。

90年代中后期是您学术上最高产的时期，连续出版了不少著作。您自己对这些作品及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有何评价？对哪一本书最为满意呢？

那段时期确实写了不少书。《自然本体化之误》是1993年出版的作品；《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是1994年的作品；《科学的历程》是1995年的作品；《时间的观念》是1996年的作品；《追思自然》是1998年的，《现代化之忧思》是1999年。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恢复常识，恢复关于科学及其文化背景的常识。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看法都很片面、单调，我的这些著作有一点纠偏的作用，引进了另外一些视角，从而丰富了当代中国人的科学观。

我觉得这些书里学术含量最高的还是那本《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虽然书比较薄。我觉得即便从今天来看，这本小书还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所揭示的空间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思想后果至今还是现代性争论的重要论题之一。汪子嵩先生等主编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也提到了我的这本书。当然，后来看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发现这些我大费周章地去甄别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几乎是信手拈来就给解决了。现在离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后来英美学界也出了一些考察希腊空间概念的同类英文著作。我发现，有些思想的澄清与表达，我的工作比这些英文著作都要早。因此，从科学思想史和希腊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本小书还是有一定的先驱意义。

您在1995年追随叶秀山老师攻读西方哲学博士，博士论文做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您为何要攻读西方哲学？

关于读博士的事，总是有人问，你硕士读完为什么不直接读博士呢？其实这和当时中国国内学科发展的滞后有关。我1986年硕士毕业时，国内许多学科已经有博士点，但是自然辩证法专业好像还没有。我当时对科学哲学的传统研究模式也不是很认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所以我也就没有急着考博士。

我当时很佩服哲学所的叶秀山老师。叶老师研究希腊哲学，后来又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博古通今，学术声誉非常高。我写完《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之后曾经送他读过，他评价很好。叶老师自己并不研究科学思想史，但他仍然欣赏这本小书。这种跨专业欣赏的状况有点像当年第谷读开普勒的《宇宙的和谐》。虽然第谷本人只是一个观测家，而不是理论家，但他仍对开普勒的数学能力非常欣赏。和叶老师有些交往之后，就想随他读西方哲学博士。

为什么要攻读西方哲学专业的博士呢？主要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确意识到，为了充分的理解西方科学，我们必须回到科学所依附的西方哲学史的思想背景中。现在我在北大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路子也很特别，与通常的科技哲学专业或科技史专业的学生不一样。我们很强调西哲背景，强调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历史研究的深度融合。

记得那时我经常在星期二跑到叶老师的小格子间里面去请教。我通常会向叶老师报告最近读过哪些书，自己有什么想法，然后认真听叶老师的评论和指点。也许在学术道路上，明师的引导力量确实无与伦比。大约就这么耳提面命了几年，我时常有些功力渐涨的感觉。我开始读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书，于是蓦然发现这才是大家啊。我以前费尽心思求索的科技哲学新思路，似乎一下全有了！ 因此，我转向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主要就是受了叶老师的影响。

1999年，您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可以说是您学术生涯中的一次转型，此后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当时您为什么要回到北大？北大与社科院的学术环境有什么差别？

回北大这个决定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非常喜欢教学。1986年硕士毕业时，我就想留校任教，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最终没留成，就去了社科院工作。

社科院有社科院的好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坐班。一周下来只有星期二需要上班，一般上午去上班，中午也就回来了。社科院的学者主要是自己潜心做研究。正因为有着较为充裕的阅读与写作时间，所以我在社科院那13年期间写了不少东西。

后来，我对社科院的学术环境越来越不满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觉得社科院没有学生可带，既无法实现教学相长，也无法实现学术研究传统的传承与积累。不知道什么原因，社科院招研究生极为困难，名额极少。即使像叶秀山老师这样学部委员级的大学者，他招博士也得两三年才有一个名额。

那时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成为学术大师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长寿，第二必须有学生。在社科院工作，恐怕这两条都无法具备：生活清苦，要长寿比较难，又不能招学生，学术思想后继乏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后来才寻找机缘调回北大任教。

近年来，您和您的学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哲学两个方面，能否谈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

我在1995年之前主要做自然哲学、科学思想史。读博士后我喜欢海德格尔，论文写的是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有了海德格尔这个思想资源后，技术哲学对我来说就成了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哲学这两个研究方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变得明晰的。搞科学思想史就要追溯到柯瓦雷，从柯瓦雷的思想渊源很容易追溯到现象学，他是胡塞尔的学生。从科学思想史进入现象学很容易。从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再到技术哲学当然也很容易。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技术哲学在哲学上的共同思想倾向是，两者都试图借助20世纪欧陆现象学传统的思想资源，从根源处重新理解近代科学与技术的诞生及其形而上学基础，以便对其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可以说，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共同背景是现象学，从现象学出发，一支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支走向技术哲学研究。

您一直在推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的发展，请问您如何看待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理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关系？

从国际学界来看，这两个学科目前是独立发展的。科学史学科职业化、制度化以后，牵扯的社会文化层面越来越多，除了科学思想史之外，科学社会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我之所以推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两门学科的结合，主要还是着眼于科学思想史。

国际科学史学界通常把科学史划归史学学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校没有科学史系，研究科学史的老师通常会呆在历史系。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科学史学科目前属于理学一级学科。我认为，将来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也应该归属到史学门。目前史学门下面已经有了考古、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科技史可以成为它的第四个。目前在中国高校，有些科技史学科已经独立成系，有些在哲学系发展，还没有在历史系发展的。在哲学系发展是因为依托科技哲学学科发展。

您能否具体谈一谈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现状，您觉得应该怎样促进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传统上，中国的科技史界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他们的西方同行通常是汉学家，而不是西方科学史家。所以，中国的科学史家对西方的科学史研究不是很清楚，双方在学术上就像是隔了半个世纪。这个局面一直到了新世纪，才开始有所转变。走向西方科技史，是中国科技史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归根到底，今日我们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为了理解和把握科学，必须研究西方科学史，而中国科技史只能是派生的角色，不能是主角。

研究西方科技史就像研究西方哲学史、西方艺术史一样，第一步必定是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史这样一些成熟的学科，翻译引进搞了差不多一百年，而西方科技史就差得远了。我们的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翻译都非常欠缺，已经有的质量参差不齐。学术研究没有一手文献的研究是空洞的，没有二手文献的研究则是盲目的。未来几十年，翻译引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另一个缺陷是，基本上是分科治史。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分科史是一个必经阶段，但始终停留在这个阶段，则会使学科发展空间受限。忽略了学科背后宏阔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科技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不大。科技史学科本来可以对中国的当代科学文化建设做比较大的贡献，但停留于专科史，就使这一优势大打折扣。为了克服过份的分科史，应该提倡研究科学通史。

规划科技史学科的未来发展，要考虑到时代赋予科技史的功能在改变。过去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被要求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主要以发掘世界第一为标的。今天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应该服务于高校通识教育和全民科学文化建设这两个新目的。更多地研究西方科技史，更多地关注通史是题中应有之义。对西方科技史研究不足可能是中国科技史至今仍然弱势的根本原因。

您在90年代初就开始反科学主义、反思现代性，出版了《现代化之忧思》，主编了《绿色经典文库》。到了新世纪，反科学主义和环保运动热门起来，但您的立场却似乎有所退缩。能否谈一谈这方面的心路历程？

我在1993年出版的《自然本体化之误》一书中就提出要反科学主义，那里的所谓科学主义指的是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纲领，即用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自然本体论就是其表现之一。我主张哲学的自主性，既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科学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科学主义。具体说来就是，自然科学不能垄断对于“自然”的解释权，自然科学不能代替自然哲学。从这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条“追思自然”的道路。

在现代出版物上，我们经常看到“自然”的字样，但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一种是当科学家讲自然、自然科学、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是通过实验室、通过数学被建构出来的东西。另外一种是诗人、浪漫主义者、旅游者、环境主义者还有宗教信徒讲的“自然”，是从远古传下来的关于根和源的故事，是指作为我们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的自然。这两种“自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设想的自然哲学，是要从学理上澄清这两种自然概念，澄清它们原初的同一性以及后来的分野。反思现代性，也是“追思自然”旗下的作业，因为正是在现代性之中，自然被隐匿掉、成为一个问题。

近几年，的确有人觉得我“退步”了：我不怎么反科学主义了，反而经常讲科学精神；我不怎么追思自然了，反而对“技术”越来越宽容。其实，这是误解。思想上的微妙变化是有的，但基本路数没有变化。

误解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我的学院派坚守。我一直认为，反科学主义也好、追思自然也好，都必须从学理上做文章。如果理路不能通畅，则不应该靠热情和浪漫情怀去固执某一提法和主张。

同行们之所以会认为我对科技的反思不像90年代那么尖锐，也是因为我经历了对技术问题的深入思考。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是很厌恶的，所以90年代我受海德格尔影响，对现代技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继续往下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海德格尔讲技术基本上是宏大叙事，而且他没有经历过如今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很有穿透性，但还需要加入新的思想资源。有一度我曾经设想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结合起来，鼓吹“海马主义”。后来，斯蒂格勒对我影响比较大，他似乎提供了把“海”和“马”结合起来的框架，提示了走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预设了人性和技术具有某种确定本质；乐观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是一致的，悲观主义认为是不一致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事先预设“本质”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一个更好的思路应该是让人性和技术处于动态的交互构建之中。

人之为人的标志可以说是某种对现实的超越性，而这恰恰是先验主体分裂能力的一种最显著的表现。我们总是能够超越当下、超越现实，而最根本的是，超越自身。关于这种超越性，海德格尔通过“时间”来探讨。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来表达这种超越性。技术就是对人的超越，对我们肉身的一种自我超越。

沿着这个思路来重审现代技术，技术的运作中肯定伴有复杂的人性在运行。所以，今天如果想得出悲观主义的反技术判断时，我们一定要考虑：由现代技术所造就的人性，是不是足够坚韧，足够有弹性？如果人性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没有弹性，情形当然就很糟糕。但是，如果与现代技术相匹配的人性仍然有弹性，仍然很坚韧，那么技术悲观主义或许就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另一个所谓的立场转变与“科学”有关。我们讲反科学主义，这里的“科学”究竟指的是何种科学？有些朋友不太愿意像我这样做进一步的区别。我认为要区别现代科学和古典科学，要区别古典科学里面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现代职业化、专业化的科学活动。作为一个学者，研究应该做得越来越细。我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是科学》。我在书中试图论证，古希腊时期兴起的那个科学精神和现代科学的精神之间，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断裂。

您在《让科学回到人文》中指出科学与人文在古希腊是一致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自由的精神。然而在现代人与希腊已然经历断裂的情况下，重提希腊精神有何意义？

科学精神，本来就是希腊的人文精神，根本上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强调这种精神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是，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仍然基于实用的层面，对于科学精神中根本的东西不予关注。这种不关注绝非没有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它导致我们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后继乏力；第二个后果则是，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学文化是扭曲的。现在漫延至整个社会的量化管理、重理轻文等现象，都是这种后果。

搞清楚现代科学的两大基因，希腊的和基督教的基因，十分重要。这既是对西方科学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中国科学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事实上，不仅是科学精神发生了变迁，“自由”的概念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也在变迁。希腊人的自由和基督教的自由就不一样。基督教的自由更强调意志自由，那是因为基督教无法回避上帝这个环节，而这种意志自由绝对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理性自由。到了近代，意志自由就转化为一种对外部的支配。人类就像上帝那样，变成了秉承自由意志的一种存在体。希腊精神不是自动跌落的。这种跌落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由新的历史运动所造成的。今天重提希腊精神，也是西方的思潮，是现代西方人重新反省现代性以及从现代性危机中自我拯救的一个大趋势。对中国人来讲，首先还是补课，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对这些东西还缺乏基本的意识。

能否谈一谈您最近的研究计划？

近几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近两年会倾全力撰写一部大部头的《科学通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研究课题，并且以此重大项目为平台与契机，推动西方科技史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个方面就是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多年前我联络科技哲学界对现象学感兴趣的同仁创办了一个系列学术会议——“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研讨会”。这个学术年会维持在三十人左右的规模，营造学院派的良好学术氛围，每年开一次，至今已连续坚持了十年。我和我的学生们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一项学以致用的工作，即关于科技博物馆的研究。它既可以视为科学通史研究的副产品，也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的副产品。过去十多年，我在科学传播领域花了一些功夫，我是希望把科学传播看成是民主时代“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科技博物馆则是科学传播的一个独特的途径。最近我意识到，博物馆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博物馆的变迁中可以看到现代性本身的自我辩护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原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访谈者：胡翌霖等

（文章来源 吴国盛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