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绿色经典文库》

我与《绿色经典文库》

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绿色经典文库》，我是这套文库的主编。第一批书目11种，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沃德等的《只有一个地球》、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杜宁的《多少算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曲格平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此后又陆续出版了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1999）、麦茜特的《自然之死》（1999）、罗尔斯顿三世的《哲学走向荒野》（2000）、万以诚等编的《新文明的路标》（2000）、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2000），一共16种。

在那个年代，“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才刚刚起步，环境问题似乎还只是一个部门问题、专业问题、边缘问题，为什么我，一位年轻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会创意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我写作和出版的高峰时期。1993年我出版了《自然本体化之误》（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主编了《科学思想文库》（四川教育出版社），其中包括我本人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1995年出版了《科学的历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主编了《科学观念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包括我本人的《时间的观念》。这些著作的陆续出版使我在出版界有一点影响，有许多出版社的编辑或向我约稿或谋求合作，其中就包括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范春萍女士。范春萍学物理出身，后来读哲学系研究生，跟我有相似的教育经历。1997年春天，她希望我替他们策划一套丛书。策划一套什么样的丛书呢？

90年代中期，通过“自然”这个核心概念，我从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研究和哲学思考，慢慢延伸到现代性观念的思考上。这个时期我在《读书》和《方法》杂志上写了不少小文章，涉及到诸如自然、宇宙、大地、生命、现代化、地外文明、气功、旅游等问题。受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影响，我由“追思自然”（我的一部学术文集的名字）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之忧思”（我的一部散文集的名字）。在这个思想背景下，我很自然地关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但是我也注意到，环境类的图书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根本没有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范春萍请我策划图书时，我就想到可以出一套思想性、可读性强但又经典和权威的环境保护类图书，定名为“绿色经典文库”。用“绿色”不用“环保”，是因为“环保”在中国过于专业化、技术化、边缘化，而“绿色”是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且当时还用得不多。

我在4月20号传真给范春萍的第一份策划报告中提出，“选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绿色运动中‘公认’影响极大以至已成为经典的著作约20部。由于这些书不少已经被国内五花八门的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发行量大小不等），但均无版权许可，因此为了保证本“文库”的权威性和系统性，应全部重购版权、重新翻译。”本丛书的直接目标是，“形成中国最权威的绿色经典图书译介系列，在翻译、编辑、校对、装帧、印制方面争创一流”。间接目标是，“通过《绿色经典文库》的启动和成功，使吉林人民出版社成为中国绿色图书的出版重镇”。计划1997年底就推出第一批5-10种。

在4月22日传真的第二份策划报告里，我开列了22部著作名单，并且对每部作品都附了内容提要以及中外文的版权情况。这些书有些已有中译本，需要重新征购版权，有些中译本质量不错可以直接采用，但需要与译者取得联系；有些尚未有中译本，需要先联系版权，再联系译者。此后，我与范分工合作，我主要与国外出版商联系版权，她负责寻找国内的译者。到了6月28日，根据联系到的版权情况最终确定了10本书作为第一批推出。在编选的过程中，范春萍提出是否可以增加几本中国作品，我虽有些犹豫，也接受了她的意见。范春萍非常敬业，工作效率也很高。这套书于是在当年底就推出了第一批11种。

1998年1月11日，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中华环保世纪行”执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召开《绿色经典文库》首发式。全国人大常委会雷洁琼副委员长、费孝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万国权副主席到会祝贺。全国人大常委、环资委主任曲格平、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吉炳轩、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蓝军等领导人出席了首发式，仪式是相当隆重的。我在会上发言说：

“编辑这套文库的目的在于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搜集在世界和中国环境运动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基本读本，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套较权威的基本文献。搜集在第一批之中的国外名著共8种，其中7种是以前翻译出版过的，有些发行量很大，在学界和读者中影响很大，但我们觉得这些著作并没有发挥出它本来应该具有的绿色冲击力。像梭罗的《瓦尔登湖》，只被看作是自然主义的散文作品，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只被看作是一本环保科普作品，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只被看成是一本经济学的标新立异之作。《只有一个地球》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由于它们的会议文献性质而更多地在环保界内部有影响。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由于出版时机的关系，发行量很小。所有这些情况，都与这些书在世界环境运动中的影响不相称，与它们所提供的强大的绿色视野和绿色感染力不相称。这一次我们郑重征购版权、重新校译、系统推出，形成规模效应，以其有更广大的影响面，对我们的绿色事业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绿色事业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既事关环境科学和环境技术，也事关环境政策、法律和国际关系；既事关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也事关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人生价值的取舍；既事关伦理、文化、文明的走向，也事关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这些根本的哲学问题。绿色的视野和地平线向理论和现实这些不同层面渗透和伸展。《绿色经典文库》将继续搜集在人口控制、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盖娅假说等方面的文学名著和理论名篇，使其更加系统、更加全面。”

但是，《绿色经典文库》的发行不尽如意，除了《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发行量稍好一些，其它书都没有过万的印数。这个印数与这些著作在西方国家的发行量根本不成比例。范春萍后来也离开了吉林人民出版社。最近，她在回忆这套书说：“重提十余年前的《绿色经典文库》就像说起一段遥远的往事，也像是在触摸自己的一个痛处。一是失望，对环境问题解决前景以及环保书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的失望；二是伤心，被读书界誉为‘绿宝书’的《文库》竟受到市场冷落。若《文库》晚出版十年．市场响应会好得多。但反过来想，今天中国人环境意识的普及程度．是不是也可能与文库的‘超前’出版有一些关系？”（《绿叶》2010年第4期）我不知道《文库》究竟发挥过多大的作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文章来源 吴国盛新浪微博）